《梁書》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紀傳體史書。
《梁書》是一本紀傳體南朝梁史，二十四史之一。作者姚思廉（557~637年），本名簡，思廉是他的字，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其父姚察曾任梁、陳、隋三朝官員。《梁書》是姚思廉在貞觀年間奉唐太宗之命，在他父親所撰寫的梁陳史書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
書中包括本紀6卷，列傳50卷，共56卷，所記歷史自南朝梁建立（502年）開始，直到梁滅亡（557年）結束，共計56年。本紀6卷中共記載了南朝梁的4位皇帝，其中梁武帝3卷，其他三帝每帝各l卷。列傳50卷分《皇后傳》《太子傳》《諸王傳》《大臣傳》《良吏傳》《止足傳》《儒林傳》《文學傳》《處士傳》《孝行傳》《諸夷傳》《侯景傳》共計12類，其中《止足傳》是《梁書》首創的。另外，《梁書》中的《文學傳》有2卷，包括了24位南朝梁時期的文人。《梁書》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在南朝諸史中是比較優秀的。
《梁書》是記述南朝蕭梁一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記事起于502年梁武帝蕭衍建國，止于557年梁敬帝蕭方智亡國，共56年的歷史。全書有本紀6卷，傳50卷，共56卷。
《梁書》依據了很豐富的材料，有梁朝沈約的《武帝本紀》，周興嗣的《梁皇帝實錄》，蕭子顯的《普通北伐記》，蕭韶的《梁太清記》等，有陳朝許亨的《梁史》，劉瑤的《梁典》等，還有周朝蕭欣的《梁史》。這些史書為《梁書》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梁書》全面地敘述了梁朝的史事。如粱朝50多年歷史，梁武帝統治了40多年，《梁書》6卷帝紀中，寫梁武帝的有3卷，這便于人們全面了解梁朝的歷史。侯景之亂是梁朝歷史上一件大事，《梁書·侯景傳》詳細記載了事件的經過。
《梁書》中有關于“海南諸國”的記載，這是超越前代史書的地方。《梁書》類傳中還新增《止足傳》。《梁書》對當時的門閥制度、崇尚佛教等社會特點，也有突出的記載。
《宋書》中沒有設文學傳，在《南齊書》和《陳書》中都有文學傳一卷，《梁書》中的文學傳卻有兩卷，包括了25人，說明了梁代文學的較高成就。
《梁書》是由姚思廉與其父姚察合寫而成。姚察（533～606），字伯審，祖籍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縣西）。陳朝滅亡后遷往關中，定居萬年（今陜西西安）。一生歷仕梁、陳、隋三朝。梁朝滅亡時，姚察才二十二歲；陳朝建立后他任秘書監、領大著作、吏部尚書等職。開始修撰《梁書》，書未成，陳亡。
公元589年，隋文帝統一中國，結束了長達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局面，使我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得到了一定的發展。593午，隋文帝禁止民間私修國史，自西漢以來私人自發修史的工作便變成了由朝廷組織的事業，開我國設史館專修國史之先風。唐朝開國之君也極為重視史學，并希望藉此以達長治久安、永保皇業的目的。李世民認為“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鑒”，加上中國自古有盛世修史的傳統，故設史館修史，李世民（唐太宗）曾親領修撰《晉書》，魏征、房玄齡、褚遂良、令狐德棻等大臣皆兼領史職，所選史官多為一時名家，被列為正史的二十五史有三分之一是在這一時期修成的，《梁書》即是其中之一。
隋朝建立之后，姚察已定居關中，任隋朝秘書丞。開皇九年（589），姚察奉命撰修梁、陳二史，書未成便于大業二年（606）去世。臨死前囑咐兒子思廉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競之業。
姚廉（557～637），字簡之。自幼受家學熏陶，嗜書如命，一生歷仕陳、隋、唐三代，在陳時任會稽王揚州刺史陳莊的主薄，入隋，任漢王楊諒王府參軍，遷代王楊侑侍讀。唐貞觀初年歷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散騎常侍等職，一生敢于直言極諫，雖高官厚祿，然淡薄名利。貞觀三年（629），唐太宗詔令著作郎姚思廉與秘書監魏征同著《梁書》。因事先已有豐富的積累和深厚的功底，經過近九年的努力，終于在貞觀十年撰成《梁書》，由魏征轉奏皇帝，并藏于秘閣。姚思廉撰寫《梁書》主要是根據姚察的書稿，另外可供參考的還有謝昊、許亨等九家梁書。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審，南朝吳興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南朝歷史學家，先后在梁、陳、隋三朝做官，參與修史工作。他在陳朝時，開始撰梁、陳二史，未成。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詔繼續撰梁、陳二史。據說，姚察“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聚，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在門閥風氣很盛的南北朝時期，史學家的這種學識和修養無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終于未能完成梁、陳二史，就在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去世了。臨終之前，他告誡兒子思廉一定要“續成其志”。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簡之，本名簡，以字行，雍州萬年（今陜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稱。陳時任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陳滅后入隋，任秘書丞，隋文帝楊堅命他繼續修撰早已著手的梁、陳兩代歷史。史稱其“學兼儒史，見重于三代”。大業二年（606年）姚察死，遺囑思廉繼續完成這兩部史書。
貞觀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后官至散騎常侍。姚思廉繼承了父親遺志，為父親守喪期滿，即上表陳述父親遺愿，請求繼續修撰二史。隋煬帝下詔準許后，他一直在為此努力工作。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他又受詔同秘書監魏征同撰梁、陳二史。在父親遺稿的基礎上，他進一步采擇謝昊、顧野王諸家舊作，經編纂校注，于貞觀九年（635年）修成《梁書》《陳書》。這兩部史書的總論為監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幾十年心血的結晶。書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傳的卷末論贊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
姚思廉受唐太宗詔撰《梁書》時，已年過七旬。太宗命秘書監魏徵主持梁、陳、齊、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參預撰寫論贊，所以卷六敬帝紀后總論梁朝一代興亡的論贊署名“史臣鄭國公魏征”。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
姚氏父子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在運動中有質變，“失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梁書》卷56《侯景傳》）歷史的興亡更替是必然現象。
姚氏父子認為決定歷史發展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觀。因此，他們大都緊緊圍繞人事來考察王朝的興衰、事情的成敗。姚察在評論梁武帝太清年間侯景之亂時說：“夫舉事者定于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傅歧識齊氏之偽和，可謂善于謀事，是時若納傅歧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渭乎。”（《梁書》卷42《傅歧傳》）在姚察看來，如果梁武帝聽從傅歧的建議，拒絕與魏高澄通使和好，高澄企圖離間梁王朝與自魏奔梁灼侯景之間的關系的計劃就會落空，侯景也不會因此舉兵反叛，梁朝更不可能中衰，人事在梁衰亡中起了關鍵作用。
姚思廉的見解與其父姚察大致相同。在《梁書·武帝本紀》的史論中，姚思廉認為梁武帝能夠奪取政權，建立帝業，在于“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眾叛親離”，而梁武帝“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以“翦暴夷兇”為己任，因此“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時勢將梁武帝蕭衍推上了歷史舞臺。他認為梁朝所以能“治定功成，遠安邇肅”，為魏晉以來少有的文化繁榮、地廣力強之邦，在于梁武帝采取了一系列于國于民有利的進步措施：“辟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這樣梁朝才成為了一個“南超萬里，西拓五千”的強盛王朝。在總結梁武帝晚年政治混亂不堪的情況時，姚思廉認為是由于梁武帝寵幸朱異這樣的佞幸，使他們“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造成“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因此，梁朝衰亡“雖歷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梁書》卷3《武帝本紀》）這種以人事來解釋梁朝興衰的思想觀點，是姚思廉反思歷史巨變的結果。
南朝梁是我國佛教的興盛時期，上至梁武帝君臣，下至平民百姓，無不虔誠信教。對此姚氏父子在《梁書》中記載了一些佛事，但并沒有過多地頌揚，相反，卻對我國封建時代杰出的思想家、無神論者范縝立傳，并詳細地汜載了他的不朽名著《神滅論》，而未加一句貶詞，從而為后代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保存了一份極為珍貴的資料。這不能不說是姚思廉史學思想中的光輝的一面。
《梁書》的行文，頗具簡潔洗練的特色，《四庫全書總目》說它：“排整次第猶具《漢書》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眾手、編次失倫者矣。”史學家趙翼評價為：“直欲遠追班馬……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在《梁書·韋睿傳》中，寫邵陽之役時，寫道：“魏人先于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斗艦競發，皆臨戰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砍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這一段描寫甚為精彩，深受史家的稱道。
《梁書》所載歷史豐富，史料完備。梁朝只有56年的歷史，《梁書》的傳則達50卷之多，可見對歷史人物及事件的敘述之詳盡。書中記載了很多文人和史家，如沈約、江淹、劉昭、蕭子顯、蕭子云等，為他們詳細列傳，這為后人研究這一時期的史學提供了寶貴的史料。書中還為一些學者作傳，保存了對其重要著作的記載，如為范縝立傳，保留了唯物主義著作《神滅論》；為鐘嶸和劉勰立傳，介紹了《詩品》和《文心雕龍》這兩部文學理論著作。
《梁書》的謀篇布局頗見功力，承《漢書》類敘之法撰傳，如《滕曇恭傳》敘其孝行，附錄徐普濟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的事，《何遜傳》由敘何遜工詩而及虞驀。這樣敘事，既顯文筆簡練，又不遺漏人物事件。
記錄誤差
《梁書》在記事記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時間差誤、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蘋傳》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傳》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這些互相抵牾的記載，使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
《梁書》在筆法上也存在著曲筆增美諱惡的弊病。對于篡代之際大動干戈的血淋淋事實，書中很少如實反映。對于一些權貴歪曲史實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當多，與《南史》相比較，《梁書》的這個缺點顯得更突出一些。
封建迷信
書中的思想糟粕也不少。充斥書中的大量陰陽災異、圖讖祥瑞，乃至望氣相面、因果報應、神怪異聞等，給人以陳腐、庸俗之感。宣傳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書中存在的問題。
姚察歷經梁、陳兩代，并任史官．時人記事，史料價值較高。所以。《梁書》是現存梁史的比較原始的記載。在行文方面，不用當時盛行的駢文，而仿效司馬遷、班固用簡練的散文敘事，也是一大優點。此書文字簡練，敘事簡叫，在“二十四史”中是較好的—部。從史料說，范縝、阮孝緒、陶弘景等傳，保存了當時思想、目錄、醫藥等方面的材料；該書在哲學史、文學史、宗教史、民族關系及對外關系方面都頗具參考價值。
《梁書》現存較早的版本為宋四川眉山奉，《梁書公》成書后，由于流傳不廣，館閣所藏又往往有脫誤之處，故北宋嘉佑時曾與《宋書》《齊書》《陳書》等由曾鞏等進行校定，“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校定本出現之后，民間流行仍不多，靖康之難，史書又多焚于兵火。直到宋高宗紹興年間，井憲孟為四川漕時始求訪未亡史書，收合補綴，命眉山刊行，是為眉山七史，《梁書》也在其中。·
比較便于閱讀的版本是中華書局1973年出版的點校本。該版本以商務印書館宋大字影印百衲本（百衲本以眉山本為底本）與明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互校，并參考了《南史》《資治通鑒》及錢大聽《廿二史考異分》等的校勘成果，擇善而從，為學者所推重，也最便于閱讀。
《梁書》問世數十年后，著名史學家劉知己在其《史通·古今正史》中，就對《梁書》的史料來源、編纂經過作了概述。以后，五代劉咆在其引日《唐書·姚思廉傳》中，北宋宋祁、歐陽修在其《新唐書·姚思廉傳》中，都對《梁書》的成書過程作了敘述，對姚思廉“推究陳事”“編次筆削”之功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南宋以后，不少著名學者對《梁書》都很注意，如著名目錄學家陳振孫在其《直齋書錄解題》中，晁公武在其《郡齋讀書志》中，洪邁在其《容齋隨筆》中，都述及《梁書》。尤其是著名思想家葉適在其讀書札記《習學記言序目》中，結合南宋的社會現實，對《梁書》有很多具體評論，研究《梁書》不可不讀。
除了鴻儒碩學的具體述論外，宋人對《梁書》的研究還體現于另一方面，即將《梁書》置于諸史中一齊研究。這些著作包括周護《十七史贊》30卷、《名賢十七史榷論》104卷，呂祖謙《十七史詳節》273卷，錢端禮《譬諸史提要》15卷，王先生《曩十七史蒙求》16卷，宋人的“十七史”是包括《梁書》的。這些著作雖然大多已不存在，卻顯示了《梁書》的廣泛影響。
明代，尤其是清代，隨著考據學的興盛，對諸史的研究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關于《梁書》的研究，多分散在各家的研究著述中，按性質可分為數類：有關《梁書》考證質疑的，有明代朱明鎬的《錳史糾》6卷，清代牛運震的《讀史糾謬》15卷、李貽德的《十七史考疑》、錢大昕的《讀史拾遺》5卷、趙翼的《陔余叢考力》43卷、張燴的《讀史舉正》98卷、洪頤煊的《諸史考異》18卷、全祖望的愛經史問答610卷、宋書升的《二十四史正訛》等；有關《梁書》增補整理的，有清萬斯同的《梁諸王世表》1卷、《將相大臣年表》1卷、徐文范的《東晉南北朝輿地表》12卷、楊守敬的《蕭梁疆域圖》1卷、洪騎孫的《補梁疆域志》4卷、侯康的《補梁書藝文志》1卷等；有關《梁書》廣征博聞的，有清洪亮吉的《兩晉南北史樂府》2卷。當然，最具影響的還是清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聽的《廿二史考異》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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