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縣喬家堡喬家

祁縣喬氏，是清末民初全國聞名的商業金融資本家，在山西封建商業資本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它從清代乾隆初年創業，不憚勞苦，慘淡經營，經過幾代人的銳意進取，不斷開拓，終于留下了一段“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的佳話。喬氏憑借包頭這塊發祥地，進而壟斷、操縱了內蒙市場，并陸續將其商業字號延伸擴展至平、津、東北，直到長江流域。極盛時期，國內各通都大邑幾乎都有它的字號，且獨領風騷200余年。

簡介

喬家始祖喬貴發，祖居祁縣喬家堡，因其父母雙亡，早年常為人幫傭，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秦姓結為異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開始在薩拉開廳合成當鋪做伙計，稍有積蓄，便轉到西腦包開草料鋪，兼銷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雜貨。二人苦心經營，生意日見起色。但后來又一度虧賠，幾乎歇業。喬只好回原籍種地，留秦姓守攤。喬回原籍后娶積氏為妻，后續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年）口外糧食豐收，秦氏趁糧價低時購存一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秦把黃豆出售，獲利頗豐，便把喬從原籍叫來共同經營。喬秦二人把店移到東前街，開設客貨棧廣盛公，喬秦二人當上了財東。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倒賣“買樹梢”蝕本。所謂“買樹梢”就是當農民急于用錢時，將其青苗作抵押，商號借錢給農民。廣盛公這次“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幸當地往來業戶支持，議定將廣盛公欠款緩期三年歸還，使廣盛公得以茍延殘喘。到三年結賬時，廣盛公不但還清了債款，而且大有余利。秦、喬認為此乃復興基業起點，便把廣盛公改名復盛公。喬氏以在中堂、大吉堂、進修堂、德興堂名義，秦氏以三余堂名義，在復盛公共投資白銀3萬兩，業務仍以經營油糧米面為主，后又兼營酒、衣服、錢鋪，買賣日益興隆。

祁縣喬氏歷程

祖訓

喬家子弟恪奇祖訓，定有家規，不準嫖賭，不準納妾，不準酗酒。因此喬姓家業興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賭，揮霍浪費，漸從號內將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最后復盛公14個財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為喬姓之股。

復盛公成為喬姓之商號后，買賣興隆，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后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工，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故包頭城有“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之說。

喬氏依托復字號，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先后在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各城鎮設立商號。光緒十年（1884年）又設大德通、大德恒票號。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后增至35萬兩。大德恒票號資本10萬兩。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沈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徐珂《清稗類鈔》載，喬氏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實際不止此數，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1000萬兩以上，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有資產數千萬兩。

商業

喬氏在商業經營中很注意網羅人才，這也是喬氏商業長久興旺的重要原因。如祁縣人閻維藩（1859－1949），原在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任職時，曾為福州都司恩壽墊支白銀賄官，總號認為閻違背號規，要處置維藩，不久恩壽升遷漢口將軍，但維藩因處分之事不快，已決意辭職。喬致庸得知消息，認為閻善于交給官府，又是個經營人才，派其子學儀專程途中截迎，禮聘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總經理，許全權處理號事。閻為報答喬氏知遇之恩，殫精竭慮，苦心全營，使喬氏商業獲益匪淺。喬氏為其商業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結官府。喬映霞就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只不過是死后銘碑上的殊榮，并無可驕傲之處，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場失意，又可另外交結新官吏。也就是說前一個靠山倒了，還可找新靠山，使商業經營不受影響。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陜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據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后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福種瑯環”匾賜喬氏，喬氏商業也得以借此大壯聲威，擴大了影響。

兒女

喬貴發共有三子，長門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繼乏人，人丁缺少，故長門所營商業較遜色。

次門全義，生子致遠，堂名寧守堂。致遠生二子。長嶸，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喬超五是咸豐九年（1850年）舉人，光緒初補新城知縣，在他的影響下，其子弟秉承遺訓，追求功名，故喬姓這一支，父子、叔侄、爺孫、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長子致廣，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術榮門閥”，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決心繼承租業，在商界大展宏圖。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張經商首重信，次重義，第三才是利。他認為：經商必須戒懶、戒驕、戒貪。在致庸的精心經營下，喬氏“在中堂”的商業得到很大發展，人稱致庸為“亮財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儀所生子映霞，過繼長子景岱，人皆稱大少，喬氏在中堂后來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頗嚴。映霞不愿意喬家諾大家業在他手中敗落，力圖振興，維護這個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書齋

映霞還針對眾兄弟與子弟的性格特點，分別立書齋名，如“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并訂立家現：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貝者博，四不準冶游，五不準酗酒等。

喬家對子弟讀書也十分重視，而且要求甚嚴。他們聘私塾教師一定要聘學問大的，在接待上也尤為禮遇。如對所聘本縣名儒劉奮熙，尊敬異常，以致不敢對劉提報酬，只是暗中對劉家給予多方資助。喬家對教師逢節日有例敬，專配有二名書童陪待，吃飯時由家長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請賓朋，必為教師設首席相待，教師回家時，必備轎車接送，家長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喬氏如此尊重教師。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樹立教師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師秉權執教。約束驕橫的小少爺。同時使教師有所感戴，可不遺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為喬家。喬氏重教之風，為喬家培育了許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進入高等學府，成為科學家、教授和愛國軍人等。

婚姻

盡管喬映霞很能干，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而且還引起過報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較開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傾向孫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之陋習，又任過區長、禁煙委主任。一次在與鄰村人械斗中，誤用槍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銀才了結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時，意欲勒索喬家，又舊事重提；傳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間，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難產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但楊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二人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后離異。

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使踝骨斷裂，終生成踢腿?！对谥刑谩獑碳掖笤骸芬粫d：“對劉菊秀外界詆毀頗多，說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結婚不過貪喬家之財而已?；楹笕院驮瓉砬槿锁櫻阃鶃?，暗渡陳倉，還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書寫，欺映霞不識英文，映霞截獲原信著人翻譯，始知為請書等等。”1994年筆者在日訪學期間，蒙日本學者小野信爾、小野和子教授幫助獲得民國10年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畫報》第17、18期，載有《一封內容復雜的信》，披露了映霞與劉的婚姻內情：即喬劉是1917年夏經人介紹結識，是年11月20日（農歷）結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后，劉嫁北京某醫生。

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喬財產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受著痛苦了！財產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產呢？”該文作者結論道：“父母遺產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產傳之子女?！睆膯逃诚嫉幕橐龉适轮校芍駠跄陠淌腺Y產尚多，不過并不等于喬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滿的婚煙。

衰敗

喬氏家族的衰敗，是從清末清政府設戶部銀行始。時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喬氏不得不把票號改組為錢莊。辛亥革命時期，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原依附清王朝的喬氏商業，大受損失。喬氏在包頭的復字號商業，1926年馮玉祥軍向北撤退，餉糧皆由包頭商號墊支，攤派極重，喬氏復字號因此損失糧食五萬石，現洋150萬元，元氣大傷。

1937年日軍侵占包頭，喬氏復字號當鋪、錢鋪均被日偽組織接收?？箲鸷?，喬氏商號復業，僅茍延殘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