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土地
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畢業回到村里后當上了民辦小學的教師,很滿足這個既能體現他的才能而又對他充滿希望的職業,但是好景不長,他就被有權有勢的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頂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當他失意無奈,甚至有些絕望的時候,善良美麗的農村姑娘劉巧珍闖進了他的生活,劉巧珍雖然沒有文化,但是卻真心真意地愛上了高加林這個“文化人”,她的愛質樸純真,她以她的那種充滿激情而又實際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熾烈的愛。而實際上她所得到的愛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對于高加林來說只是在他失意時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當機遇再次降臨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終于抓住了這次機會,重新回到了城市。
離開土地
城市生活給了高加林大顯身手的機會,又讓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學黃亞萍。與巧珍相比,黃亞萍無疑是位現代女性,她開朗活潑,卻又任性專橫,她對高加林的愛熾烈大膽又有一種征服欲。高加林的確與她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有相同的知識背景,又有許多感興趣的話題,當他們倆口若懸河、侃侃而談時,高加林已經進入了一種艱難的選擇之中。當高加林隱隱地有了這種想法時,他的念頭很快便被另一種感情壓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親切可愛的臉龐,想起了巧珍那種無私而溫柔的愛。當巧珍帶著狗皮褥子來看他時,巧珍去縣城看了好幾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鄉采訪了,終于有一次他倆有機會見面了,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動,巧珍看他的被褥那么單薄,就說下次去給他帶去她自己鋪的狗皮褥子,高加林一下子不高興了,因為城里人沒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環境一點都不相稱,他怕被別人笑話,而當巧珍給他講的都是些家長里短的小事的時候,他一下子覺得很失落,他跟黃亞萍談論的都是時事政治、國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遠大抱負。這種反差讓高加林很是糾結。他的那種難以言說的復雜的感情一下子表現了出來。在經過反復考慮后,他接受了黃亞萍的愛,可同時意味著這種選擇會無情地傷害巧珍,當他委婉地對巧珍表達了他的這種選擇后,巧珍含淚接受了,但她卻并沒有過多地責怪高加林,反而更擔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勸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淚水卻在她臉上刷刷地淌著。
回到土地
但是好夢難圓,高加林通過關系得到城內工作這件事終于被人告發了,他要面對的是重新回到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負如同過眼云煙難以挽留了。難以承受的是這份打擊更難以面對的是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為村里人都等著看他的笑話呢!可他萬萬沒想到,當他灰頭土臉地出現在家鄉人面前的時候,家鄉人給他的是各種安慰的話語,他感動的不知說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隨身帶著的煙散給鄉親們。而此時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婦,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書——高明樓,求他給高加林安排去教學,因為據說家鄉的那所學校因為學生增多要新添一個老師,德順爺爺感慨地說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時的高加林已經泣不成聲,趴在熱情的鄉土上大聲痛苦......)他褪去了驕傲,認清了現實,接受了德順爺爺的一番話,而后懊悔的撲倒在了地上。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品經濟的活躍打破了農村的僵持與保守,具有現代文明的城市開始對一直困守在土地的農民產生強烈的誘惑。特別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騷動,他們開始對自己的生活及周圍的世界產生懷疑與不滿。
20世紀80年代,中國戶籍制度清晰地將公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在這種固態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國社會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地理景觀:鄉村景觀和城市景觀;與這兩種景觀相對應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價值觀念。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差異;城鄉差別。同時,國家還通過各種舉措在主觀上強化這種差異。臂如在勞動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師、職員每月有固定的工資收入,有相對完善的醫療制度、退休制度,同時還可以享受國家各種福利待遇。而在鄉村,農民不僅要按時按量向國家交納糧食,在很長的時期內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并且,農民還要完成國家規定的各種稅費。參與無償的勞作(例如大規模強制性的農田水利建設)。而國家采取的各種政策將農民強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這些政策的實施直接導致了農民在整個社會發展中長時間處于相對貧困的狀態中。因此,可以說在這種基本的身份差異之下,城市和鄉村作為兩個基本對立的概念被凸顯了出來。這是一個作為卑賤農民和一個高貴知識分子的對立,普通百姓和達官顯貴的對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場景中展開,似乎一切都處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鄉下人天生就應該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這種強烈的等級觀念、城鄉差異在小說中被強化。
當路遙年輕時不停地奔波在城市與鄉村時,他最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帶”,充滿生氣和機遇的城市生活對于像他那樣的身處封閉而又貧困的農村知識青年構成了一種雙重的刺激,不論在物質還是在精神上。路遙思考并理解了這一現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洶涌而來的種種沖擊中,他提出了農村知識青年該如何做出選擇。
早在大學讀書時,路遙閱讀了大量的經典名著,并對新中國的文學成就進行了一翻巡視。他發現以前的小說帶有某種臉譜化的傾向,正如兒童眼中將電影中的人物形象簡單分為“好人”和“壞蛋“,而人的思想是復雜的、多變的,絕對不能將復雜的人性這樣簡單的劃分,這種思考體現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路遙(1949-1992),原名王衛國,1949年12月3日生于陜西榆林市清澗縣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因家貧7歲即過繼給延川縣農村的伯父。曾在延川縣立中學學習,1969年回鄉務農。其間做過許多臨時性工作,并在農村一小學教書一年。1973年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學習,開始文學創作。大學畢業后,任《陜西文藝》(今為《延河》)編輯。1980年發表《驚心動魄的一幕》,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2年發表中篇小說《人生》,獲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8年完成百萬字長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獲茅盾文學獎。路遙的小說多為農村題材,描寫農村和城市之間發生的人和事。路遙和柳青、陳忠實同為黃土文學流派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1980年,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人生》(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獎)、小說《姐姐》、《風雪臘梅》等,以及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1991年,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其全部作品收集在《路遙文集》五卷。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時20分,路遙因病醫治無效在西安逝世,年僅4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