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樓墓地

對桓仁“望江樓積石墓”相關考古遺存為“卒本夫余”史跡的再舉證發現于20世紀后半葉的望江樓積石墓，位于渾江右岸的桓仁縣城西南，距“下古城子”南雅河鄉南哈達村北約100米的山崗上。崗北為峭崖，崖下即渾江。這是一處緊靠渾江（古稱卒本川）的積石墓群，墓地沿渾江西岸山坡呈南北布列?，F存墓葬共6座。1974年已發現遭破壞盜掘。墓葬外部僅存圓丘狀積石，最大的一座位于墓群東部，長10.5、寬9米，西南側殘石高1.5米，南側墓邊緣較直，分析墓葬平面初應是長方形……墓內被盜掘出的金銀器、銅器、鐵劍等遺物多已散失，僅追回鐵車車和一批珠飾。其中經2004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再次清理的墓葬結構和遺物與早年盜掘出土的遺物互相對照，望江樓積石墓在墓制結構和出土遺物上有如下特點：

1．該墓地處于渾江右岸臺地上，北鄰下古城子，東北臨近五女山城，西靠青銅時代晚期“上哈達遺址”。三者均在數千米之間，從地理位置上看，與《好太王碑》等記載，建都于“卒本川”（忽本）上的高句麗第一都城的關系極其密切。

2．該墓地為一較典型的“地上式積石墓”。西部為相同時代遺址。從其墓葬的形制“外部呈圓丘形狀積石結構”看，與五女山城對面高力墓子等地的高句麗早期“圓丘式”積石墓形制相同。而從其出土的器物看，時代應在西漢中晚期高句麗在渾江建國初期。是目前已發現的桓仁地區高句麗積石墓中年代最早的類型之一，在時代框架內與西試論桓仁“望江樓積石墓”與“卒本夫余”，兼論高句麗起源和早期文化的內涵與分布王綿厚以遼寧桓仁縣“望江樓積石墓”等為代表的渾江、富爾江流域的考古發現，為早期高句麗的核心部族“卒本夫余”的文化遺存；這種文化遺存具有包括高句麗先世“小水貊”、“北夫余”和“漢郡文化”因素的本質內涵；“卒本夫余”改稱為“高句麗”的時間，應在高句麗第一代王朱蒙末年和第二代琉璃明王初期的公元1世紀初，即遷都“國內”前，早期“涓奴部”與“桂婁部”實現王族交替之際；“卒本夫余”文化，是形成高句麗早期“五部”和“五部文化”的基礎。漢中晚期朱蒙南下渾江（卒本川）的“立國”時代相合。

3．望江樓積石墓從其葬式、葬具和葬俗上看，具有渾江流域（卒本川）“貊系”（沸流部）到高句麗早期“積石為封”與火葬相結合的特征。從其出土的部分串珠有明顯的火燒痕跡看，該積石墓中的火葬習俗比較明顯。具有遼東“二江”流域貊族和高句麗早期“積石火葬”的傳統文化特點。

4．該墓葬中的隨葬品特點顯著?？偟目淳哂蟹x貊族南北不同的民族特征，而以其“北系”的夫余（北穢）的特征突出。與已被公認的吉林“榆樹大坡”和“西豐西岔溝”等“夫余”古墓群的出土文物比較，在陶器造型、鐵器和串飾上類型均相近。如陶器多數為素面手制夾砂灰褐，色澤不勻、胎質較粗糙，造型以“西岔溝式”的手制灰褐陶斂口鼓腹罐、短直領平底鼓腹壺為主。少量的陶器造型兼有高句麗早期的夾砂褐陶板耳筒式罐或一種高斜領豎耳罐和四系耳侈口陶壺。而采集和出土的直柄長刃鐵劍、車飾、石串珠等，則多與“西岔溝類型”相同，具有較多的“北夫余”與早期高句麗結合的文化特征。

5．在已發掘的六座積石墓中，以M4（即東部最大的一座墓）最為重要，其墓規模較大，遺存結構較明顯，徑寬10余米，出土遺物豐富。從其殘存的墓葬結構看，具有渾江流域高句麗早期以“地上式方形積石火葬墓”為主的高句麗部族墓葬的基本形制。從出土文物看，其中堅環耳高頸褐陶壺、漢式鐵鑿、鐵劍，高領鼓腹罐和三串用綠松石、瑪瑙、水晶組成的串飾極具特色。而滑石耳墜、石珠、綠松石耳飾和青銅玲等車馬具，連同采集的鐵車車，標志著墓主人的高等級身份。隨葬品中典型漢式鐵器和車馬具的存在，表明墓主人已接受遼東“漢郡”文化。而大量的隨葬武器、陶器和裝飾品，則更多地具有當地貊族（高句麗先世）和“西岔溝類型”的夫余族影響的特征，其時代又應在西漢中后期，與高句麗在渾江流域建國相當，應屬于渾江流域高句麗早期遺存的典型代表。

總觀桓仁望海樓積石墓的考古發現，從其地理位置、墓葬結構和隨葬品的特點看，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墓群被盜掘破壞后，調查者已考慮到與高句麗建國初期“卒本夫余”的關系。經近年的正式考古發掘，其遺跡和遺物的現象更加明確。結合文獻記載，再次印證于考古發現，可將其考古發現資料歸納出標志性文化特征要點如下：

其一，望江樓積石墓的地望，因毗鄰“卒本川”（渾江）右岸，與碑志和文獻中記載的朱蒙所部“造渡沸流水，于忽本（卒本）西城山上”的方位俱合。④而且其靠近高句麗早期兩座都城五女山城和下古城子，更靠近平地城“下古城子”，與《三國史記》等記載朱蒙等南下卒本川后，與當地部族結合，形成了高句麗早期的“卒本夫余”的活動相對應。

其二，望江樓積石墓的時代從出土文物看，為西漢中晚期。這是經考古發掘，有明確器物斷代標準的高句麗早期積石墓。這一考古學時間斷限，與朱蒙于公元前1世紀，從“北夫余”南下“卒本川”（渾江）的建國初期在時代上亦基本吻合，成為具有實證意義的將望江樓積石墓與“卒本夫余”聯系起來的年代基礎。

其三，望江樓積石墓的墓葬形制和葬俗，具有明顯遼東“貊”系文化和高句麗早期“地上式積石墓”的特點，而其保留“積石火葬”的傳統，顯然有別于“北夫余”基本上“土壙豎穴石棺墓”的墓葬結構，具有高句麗早期繼承遼東貊族積石墓火葬的明顯特征。所以望江樓積石墓，在墓葬結構的總體上，應屬于桓仁渾江、富爾江流域大量存在的“地上積石墓”的高句麗早期石墓結構形式，其根本性質應歸于高句麗早期貴族墓。

其四，與墓葬結構形成反差，望江樓積石墓的大量隨葬品，確有吉林“榆樹大坡”和“西豐西岔類型”等較多的夫余文化特征。這正是望江樓積石墓區別于其他一般遼東“二江”和“二河”上游高句麗早期積石墓的獨特之處。而這一特征，正好反映了，這處“卒本川”上的早期積石墓，應是兼有漢代夫余和高句麗兩種民族文化內涵的復合式積石墓。其性質應即高句麗建國初期，活動于渾江流域的“卒本夫余”的貴族家族墓地。

其五，在“望江樓積石墓”西臨渾江右岸，近年遼寧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調查發掘了屬于青銅時代晚期的“上哈達遺址”和“龍頭山大石蓋墓”等遺存。后者龍頭山、二戶來馮家堡子等地石蓋墓，2004年筆者與桓仁縣王俊輝先生曾親自調查過。從該處出土的遺物看，其下限在戰國末至西漢，可與望江樓積石墓時代銜接。二者應有發展演變關系或系同一時期的考古遺存。

上述，“望江樓積石墓”及其周邊文化反映的車口試論桓仁“望江樓積石墓”與“卒本夫余”期時代特征、墓葬形制，特別是隨葬品中兼融夫余和高句麗雙重特征的考古學現象，為西漢時期朱蒙南下渾江流域形成的“卒本夫余”，找到了圭臬性標志。它是高句麗建國初期，朱蒙的“北夫余”王族，與渾江流域的“沸流部”、“涓奴部”等土著“句麗部族（小水貊）”，共同構成“卒本夫余”主體的考古學證據。而從望江樓積石墓的總體結構和近年上哈達遺址、五女山山城等早期遺存看，高句麗建國初期“卒本夫余”的民族文化，在進入渾江流域后，仍是保留著一部分夫余特征的當地高句麗早期文化，即融合了渾江流域的土著“貊”系（西漢稱句麗部族）文化為主。這既是卒本夫余文化特定的地域特點，也是“卒本夫余”能在很短的歷史時期，即改稱為“高句麗”的歷史文化基礎。

總之，渾江西岸“望江樓積石墓”的發現并不是孤立的。相近的墓群，至今還有渾江流域類似的如四道河子、二戶來等地考古遺存的不斷發現，這些都為我們進一步確認朱蒙建國初期“卒本夫余”的史跡存在，提供了重要線索。而且這幾個早期積石墓和石蓋墓的隨葬品時代和民族特征，與已經發掘的五女山山城高句麗早期的遺跡、遺物也可以比較印證。從整個五女山城上“四層”文化層，即相當于西漢的文化層看，其陶器均為手制摻滑石粉的夾砂粗褐陶，出土的僅存的西漢“五銖”，應為西漢晚期王莽時代前后的“五銖”和“貨泉”。而其全部建筑遺址，包括較大型的一號、二號早期建筑址內，均無后來的建筑陶件（瓦或瓦當）發現，而且礎石較少且粗糙，多為自然石，無明顯的夯土痕跡。種種跡象說明，渾江右岸的“望江樓積石墓”和“上哈達遺址”等，與五女山山城上高句麗早期遺存（包括調查的下古城子下層遺存），其時代均可定為西漢中晚期的高句麗建國之初。與高句麗鼎盛時比較，其時代特征是：建筑結構、墓葬規制、出土遺物，普遍早于集安“國內城”和“丸都城”。但建筑規模、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數量，均大大不如“國內”地區。反映了朱蒙在“卒本川”創業初期的國力微弱和生產力的落后。其中“望江樓”積石墓隨葬品，更具有夫余類型特征的現象，則進一步說明了，該現存高句麗的早期遺存性質，就是文獻中記載的“卒本夫余”，在繼承了渾江流域“小水貊”和“沸流部”等民族文化傳統后，形成的高句麗早期的“西部”（涓奴部）的文化遺存。從而為從考古學上確認高句麗起源的核心地區，提供了明確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