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峪遺址

歷史沿革

1960年被發現，全國僅有的兩件完整的蛋殼黑陶鏤孔高柄杯均出土于東海峪遺址，位居1992年中國文物精華展中200件文物珍品之一。該陶器高26.5厘米，囂壁薄處僅有0.2—0.3毫米，每件重量僅22克，造型規整，質地細密，厚薄均勻，色澤光亮漆黑，代表了龍山文化制陶藝術的高水平。此外，遺址還出土磨制石器等文物。

1973至1975年，山東省博物館、山東大學和地方相關部門對其進行了三次發掘，首次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期和龍山文化時期的“三疊層”，證明了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的傳承與演化關系。出土的蛋殼鏤空黑陶高柄杯作為200件全國文物珍品之一，參加了“1992年中國文物精品展”的展出。全國僅有的兩件完整的蛋殼黑陶鏤孔高柄杯均出土于東海峪遺址，位居1992年中國文物精華展中200件文物珍品之一。該陶器高26.5厘米，囂壁薄處僅有0.2—0.3毫米，每件重量僅22克，造型規整，質地細密，厚薄均勻，色澤光亮漆黑，代表了龍山文化制陶藝術的高水平。又稱為“標準黑陶”，被世界考古界譽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精致的制作”。此外，遺址還出土磨制石器等文物。

文物遺存

東海峪遺址下層出土的陶器如黑陶高柄杯、細頸袋足、夾砂鼓腹罐以及鼎、壺、觶等，都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特征。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并經校正，年代為公元前2860～前2690年。中層器物中，如蛋殼黑陶高柄杯、觶形杯、等腰三角形堆紋鼎足等，既是由下層同類器物演變發展而來，又是上層同類器物的祖型。中層遺存具有從大汶口文化向山東龍山文化過渡的性質，有的意見則把它定為山東龍山文化的早期遺存。上層發現的粗頸實足、粗頸袋足、大寬沿蛋殼黑陶高柄杯、近直腹小平底帶耳杯、豆、罐、、斂口盆、鳥首形鼎足等，都具有山東龍山文化的特征。這里的 3個文化層不僅在器物發展上互相銜接，同時，在墓葬、房屋建筑方面也有承襲關系。3層墓葬的形制和葬俗基本相同，都有長方形土坑墓或長方形豎穴石槨墓，葬式為仰身直肢,頭向西北,隨葬器物的組合也大致相同。中、上層的房層都以臺基上的近方形地面式建筑為特點，在夯土臺基上平地起建或挖槽起建土墻，墻基多為黃粘土夾石塊垛成，墻外有護坡，室內地面用黃粘土和砂筑成。臺基護坡和室內地基都是分層夯筑的。房屋臺基的出現和夯筑技術的使用，開中國傳統的夯土臺基式土木結構建筑的端倪，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發現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三疊層”而出名。1975年秋的發掘主要在遺址東緣，文化堆積主要有三層：下層屬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的堆積，此層之下還發現2座這一階段的墓葬；中層除文化層外，還有一座墓葬，“具有從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性質”；上層堆積是主要的一個文化層，堆積和墓葬屬于龍山文化階段。東海峪遺址“三疊層”的發現，基本上解決了大汶口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之間的傳承與演化關系?，F在一般把以中層為代表的遺存定為龍山文化的早期階段之初。這一發現，為其他地區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借鑒資料。

東海峪遺址的文化遺跡主要是房址和墓葬。房址共發現12座，都是西南向。在結構上是方形土臺建筑。房址由土臺、墻基、土墻和墻外護坡構成，有的還有灶址。這種房址的土臺應是夯打筑成，然后再在土臺上挖基槽或平地起建土墻。墻外設置護坡，室內地面采用黃粘土和砂墊而成。墻體則是多為黃粘土夾石垛成（四角石塊較多，應為加固墻體用），這種夯筑技術的使用和臺基建筑的形式及房屋的整體布局對研究當時此區域的社會組織形式、文明程度及此區域的氣候環境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參考資料。種種跡象表明，這里是一處較大的中心聚落遺址。

墓葬共發現18座，形制有長方形土坑豎穴和長方形豎穴石槨墓兩種，葬式皆為仰身直肢、頭向朝西北。以上的一致性，表明這些墓主人應屬同一部族，這為族屬的研究提供了佐證。

意義

東海峪遺址房屋臺基的出現、夯筑技術的使用，都開啟了中國傳統的夯筑臺基式土木建筑的先河。房屋建筑出現“散水”設施，說明先民已掌握了較為先進的防潮技術。

保護

1977年被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6年01月14日，日照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可圈可點，重新修訂了《日照市文物保護管理規定》。東海峪遺址保護與展示工程項目立項及方案編報工作完成。

展覽

東海峪遺址出土的蛋殼鏤空黑陶高柄杯作為200件全國文物珍品之一，參加了“1992年中國文物精品展”的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