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峪村古建筑群

歷史

是一座城堡式古老村落，依山傍水，現存建筑大多是明、清之遺構。

郭峪城是為避難自保而修的防御性建筑，修建于明崇禎八年。城中央有防御建筑“豫樓”，建于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計七層，高33.3米。每層五間;西城門內有元至正年間創建，復修于萬歷年間(1573—1620年)規模宏大的湯帝廟;還有保存較好的40多幢明清古宅。城墻雄偉，雉堞林立，豫樓高聳，古廟森嚴，官宅豪華，民居典雅。各種建筑在郭峪村小小的鄉間聚落中形成了有機的系統，成為獨具特色的北方鄉村古代建筑群。村中現存碑碣一百余塊，不僅文字精美，而且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史實。 歷史

郭峪城：據碑刻記載，郭峪村曾在明崇禎五年（1632年）數次被流寇蹂躪，鄉人慘遭屠殺，死殘八九。明崇禎十一年（1638），村紳為了防御農民起義軍，修建了郭峪城。是年農歷正月十七動工，十月竣工。城高12米，闊5.3米，城周1400米，城內面積17.9萬平方米。城堞450個，東、北、西城門3座，另有東水門1座、有敵樓10座、窩鋪18個，轉角有木亭。為輔助城墻又增建窯洞，一便居住，一便防守。窯凡三層，共628眼，故名蜂窩城。這些窯洞具有戰時貯存軍械、糧食、藥材和藏兵的功能，比普通民居更具防止火攻的功能，體現了建城者的聰明才智。城墻上置有城防鐵炮數十門。城內居民多為明末建筑，城中心建有七層豫樓一座，十分醒目。郭峪城歷經300多年風雨，城垣殘破，民國年間范月亭任村長時，曾對城墻進行了規模較大的維修，維修后，敵樓威嚴，雉墻整齊，城上四周騎馬可通。土地改革時，城窯分給了村民個人。建國以來，村民建房，村里搞公共建筑，拆用城窯城墻磚石，郭峪城被嚴重破壞。1994年，村里投資30萬元，對城東門右側一段城墻及城上的奎星閣、菩薩閣進行了維修。郭峪城現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郭峪不僅古代輝煌，今天也是晉城市聞名的小康村，工農業總產值7000多萬元。近十多年來，全村老年人在蒼龍嶺開山值樹60多萬株，受到省、市多次表彰。郭峪人立志大力挖掘祖先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開發旅游，古村·郭峪將以它獨具特色的古代建筑群，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給游人以特殊的、美的享受。自明代中葉至清初的一百多年間，郭峪出過18位舉人，15位進士，明清兩代，“官侍郎、巡撫撫、翰林、臺省、監司、守令者，嘗不絕于時。”清同治《陽城縣志》稱，“陽城地雖褊小，亦舊為人文淵藪。”據統計，陽城歷史上曾有123名進士（其中武進士3人），名列山西各縣前三名之內,而明清兩代有63名進士，為山西省之冠，其中郭峪村竟出了15名。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蔡沾雨撰《郭峪鎮仕宦題石記》載：“吾鄉自宋元以來，達顯無聞，起明成化以迄于今，人文累累，甲第連連。其間喬梓踵榮，花萼輝映，或建牙開府，或畿甸定安；或卿二秋曹，而洗怨澤物；或出入承明，而勛留丹史；或臺垣司諫，而山岳震搖；或折沖外臺，而憲邦著績。至說巖公，登庸三事，典載化機，開冀南四百余年未有之會，而文德嘉謨，直紹伊呂。”明代末年，郭峪村有張好古一門三進士，張鵬云一家“祖孫兄弟科甲”。

清順治丙戌年（公元1646年），陽城縣有“十鳳齊鳴”，其中就有郭峪村的張爾素，后任刑部左侍郎。清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戊戌，陳廷敬考中進士。

歷任秘書院檢討，國子監司業，內閣學士，禮部、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刑部尚書，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為官50余年，主持編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鑒古輯覽》、《皇輿表》、《明史》、《康熙字典》、《康熙詞譜》、《康熙曲譜》、《佩文韻府》等書，晚年手定《午亭文編》50卷。如此說來，郭峪村為中華文化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郭峪村約建于唐代。據唐代徐綸于乾寧元年（公元894年）所撰的《龍泉寺禪院記》中記載：“是院之東十數里，孤峰之上有黃砂古祠。時有一僧，莫詳所自，于彼祠內諷讀《金剛般若》之經。一日，有白兔馴擾而來，銜所轉經文，厥然而前去。因從而追之，至于是院之東數十步。先有泉，時謂之龍泉。于彼泉后而止，僧疑之而感悟焉。因結茆宴坐，誓于其地始建剎焉。亦莫究其年代矣。人煙豈夐，基址常存。同靈鷲以通幽，類給孤而建號。東鄰郭社之陌，前據金谷之垠，既名額以未標，稱郭谷而斯久。”可見唐昭宗以前，這里已有郭姓村舍。郭峪村在明代為里，明崇禎十一年張鵬云撰《郭谷鎮重修碑記》記述：“吾鄉郭谷，夙稱巨鎮。聚廬而處者千余家。”可見到明末，郭峪已是一處大鎮了。清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陽城設十一都，郭峪里屬章訓都。其時，郭峪包括郭峪上下許多村落，其中較大的有溝底、大端、黃城、大橋、東峪、于山等五六個，而大村中往往又包括一些小居民點，如侍郎寨、黑沙坡等。明清以前的郭峪村，植被豐厚，河清廟古，林木蔥蘢，真是一處環境幽雅的生息之所。當時許多鄉間文人學士在此留下了贊美的詩篇。

乾隆時的郭峪人張文炳有《樊川三首》詩，其一為：谷云低渡水，峰嶂遠連天。村徑緣溪入，薜蘿繞砌穿。綠垂深院竹，紅濕一池蓮。幽意真殊絕，樊川勝輞川。清乾隆年間黃城村人王炳照（1743—1798）在《龍泉道中》云：一灘高士畫，十里野人家。小雨濃桑葉，輕風落柿花。樓危臨澗直，塔回出林斜。望望龍泉寺，香燈憶結跏。明代末年，以高迎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在陜、晉、豫等地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拉鋸戰，其中老十三營王嘉胤的一支義軍，為籌集錢糧經常滋擾劫掠這一地方。

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11年）《山西省陽城縣鄉土志》載：“崇禎四載，流賊猖狂，九條龍、紫金梁、老回回綽號之渠魁不一。”原文注：“崇禎四年，流賊王嘉印（胤），即九條龍，轉掠至陽城，總兵曹文詔擊斬之。其黨王自用，號紫金梁，與老回回往來陽城間，民被其害。”“五六年間，邑民涂炭，潤城都、郭谷里諸鄉之殺掠尤多。”《郭谷修城碑記》載：“崇禎五年七月十六日卯時，突有流寇至，以萬余計。鄉人拋死拒之，眾寡不敵，竟遭蹂躪。殺傷之慘，焚劫之兇，天日昏而山川變。所剩孑遺，大半鋒鏑殘軀。或殺間奔出與商旅他鄉者寥寥無幾。”為躲避農民軍劫掠，樊溪河谷眾多散居的小戶遷至大村附近，以加強集體防御力量，形成了郭峪這樣較大的雜姓村落。經過明末戰亂，陽城四鄉村落變得十分蕭條。

清同治《陽城縣除荒救民碑記》中載：“陽城縣前此無荒也，始于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躪更多。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者不過兩萬余，凋敝之象不堪矚目也。”郭峪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響，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好在郭峪地處關津要沖，恢復生氣較快。清初，陳廷敬在《義冢碑記》里說郭峪人“好力作負販，俗尚儉嗇，四方來居者人口日眾。”外來人口使郭峪村恢復了元氣。郭峪古城堡正是在這樣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下為求自保而興建的防御性建筑。

關于李自成農民軍攻打郭峪及修城堡的過程，現存豫樓五層西墻的《煥宇變中自記》碑中，記載得十分詳細清晰。該碑高約60厘米，寬約203厘米，是當時村中社首王重新所撰。王重新（1656—1593），字煥宇，號碧山，世居郭谷，后易籍龍莊，然始終居郭谷。七歲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遺橐行賈長蘆、天津間，俛拾仰取，不數載遂至不訾……因以漸裕，家聲不少墜。”后“以例入太學，可仕，弗仕。力崇儉仆，不事奢靡。素苦服疫，不良於行，或勸其乘肩輿，謝不敢。”生前多所賑濟。他在《煥宇變中自記》碑中記載：“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間，陜西反賊王加（嘉）胤在平陽府作亂。總兵牛世威、副將曹文詔領兵剿殺，自霍州山追趕至竇莊、坪上。經過竇莊，有城幸免，賊患坪上，無備被搶。官兵繼后追至陽城縣圣王坪花兒溝絕路，胤侄將加（嘉）胤捆至軍前，請罪投降，牛總兵即將加（嘉）胤斬首。……官兵回省報捷，路由潤城、史山，本處鄉民疑兵為賊，飛磚亂石攔截阻擋。”

一年之后，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七月十五日，農民軍分兩路向郭峪村襲來。中午時分，農民軍哨馬數匹來到村東史山嶺塔堆地哨探，鄉民奮力趕殺，探兵逃走。當天，農民軍“夜宿于家山、長河、葦町、湘峪、樊山、郭莊等處。十六日卯時，賊仍由兩路合為一處，先至吾村東坡。東坡初間拒敵甚勇，漸漸賊來眾多，東坡事敗。東坡即招討寨，即今侍郎寨。農民軍攻打時，鄉民借寨墻作掩護，用自制的神槍火炮奮力還擊，但農民軍人多勢眾，又將寨墻轟塌多處，鄉民只好退回寨中。農民軍乘勢將寨圍住，盡管“以吾村堅銳拒敵，現時人心似為可恃也。不意午后云霧彌漫，大雨淋漓，神槍火炮置之無用，人在房上站立不定，雖有智勇無所施矣。賊乃乘雨，一擁前來，四面圍繞。一村人民，欲逃無門。以十分計之，逃出者僅僅一二分。馀有逃至山溝野地者，又被摟山賊搜出。”農民軍將俘獲的鄉民集中在一處，逼他們交出錢財，交不出錢財或所交令農民軍不滿者，均嚴刑拷打，慘不忍睹。“賊于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間，將人百法苦拷，刀砍斧劈，損人耳目，斷人手足，燒人肌膚，弓弦夾腿。火……即有茍存性命者，多半殘軀。經查，殺傷、燒死、縊梁投井，餓死小口，計有千余……金銀珠玉、騾馬服飾，罄搶一空。豬羊牛只，蠶食殆盡。家家戶戶無一物所存，無一物不毀。”農民軍在村中五天，到四月二十日才離開。這五天中，附近的黃城村由于在明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已修起一座避難的“河山樓”，此時雖然尚未完全竣工，陳氏合族已將大量物資備于樓內，且有供給充足的水源，以致農民軍在圍樓十日后仍攻不下而保全陳氏族人800余口性命。農民軍離開郭峪后，又進攻周村。因“大雨淋淋，馬不能前，周村得以保安，而吾鄉不免喪敗。”“賊乃復往大陽、馬村，所過鄉莊，盡被搶掠，裹去男婦無數。人馬甚多，夜占四五十村。煙霧蔽日，火光沖天，左右被害無窮”，“獨周村保全一城，上佛保全一寨，吾鄉保全陳氏（黃城）一樓，余皆破損。”這是農民軍第一次攻打郭峪村。同年十月初八日，農民軍又“自大陽、馬村由長河來吾村”，鄉民們見兵已到嶺上，能逃的紛紛逃走，不能逃的急忙往煤窯中躲藏，結果“男婦一擁入窯，窯口窄小，踏死九十三口。上佛井則溝窯內亦如此，踏傷男婦五百余口”，情況十分凄慘。這是農民軍第二次攻打郭峪村。經過兩次教訓，郭峪人“聞賊知懼，無處躲避”，一些村民“各家攢錢，造地洞數眼，皆由井口出入，見者以為極妙。”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四月十六日，農民軍第三次進攻郭峪。進村后“初不見人之去向，以為奇跡。及搜見一二人，百般拷問，一一引至洞口，賊尚不敢入，先用布裹干草，內加硫磺，人言藏火于內，用繩懸在井中，毒氣熏入洞內，人以中毒，不覺昏迷氣絕”，以至“北門外井洞計傷八十余口，館后井洞計傷數十人，崖上井洞計傷數十人，并吾村之藏于炭窯、礦洞者，共傷三百余人，苦絕者數家。”這次，農民軍劫走不少錢財。二十日，曹文詔領官軍七千，自周村發兵至郭峪，分三路斬殺農民軍首級千余，以為得勝，退至周村慶功，犒賞三軍。不料，農民軍又殺了個回馬槍，第四次打到郭峪。此次是郭峪遭洗劫中最慘痛的一次，四日中，“殺死熏死尸骸滿地。天氣炎熱，臭氣難堪。即有一二未受害者，天降瘟癥，不拘男女大小，十傷八九。”自第四次農民軍劫掠之后，村民“無地可避，每日驚慌，晝不敢入戶造飯，腰懸米食；夜不敢解衣歇臥，頭枕干糧。觀山望火，無一刻安然。”有錢有勢人家多避居縣城及安定之村莊，而“貧寒者為農事所羈，宿山臥嶺，聞風驚走”。郭峪村一片凋敝之象。于是，“吾鄉不得已，設處錢糧，東坡修寨”，怎奈“寨工雖完，無險可恃，人心終于不安。”這時，曾任薊北巡撫的張鵬云“極力倡議輸財，以奠磐石之安”，并“勸諭有財者輸財，有力者出力”。劫后余生者積極行動起來，于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十七日開工修城，由社首富商王重新組織籌資督工。他先自捐銀7000兩，有錢鄉民踴躍籌集白銀萬兩，無錢的以役代捐。不到十個月時間，郭峪城告竣。這一年，農民軍十三家七十二營的首領在河南滎陽聚集，共商戰略之后東征鳳陽，然后轉戰中原。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農民軍又一次占據陽城南山，并“在西烏嶺口婉子城、陽、沁、濟源地方”頻繁活動。盡管戰爭局勢緊張，此時的郭峪村人卻安穩地居于城中，“雖累年兇旱，未至大荒，衣食猶可粗足。”城墻之功，可見一斑。一城即筑，四方畢固，然“記賊出沒始末畢詳，且盡藏之篋中。”于是，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正月十五日，王重新與村首們共同協商，“矢力繕修，克成前志”，并請風水先生“考極相方，爰宅厥中”，在村中高地上建起一座與黃城河山樓相似的七層碉樓。樓即成，取《禮記·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意，名之謂“豫樓”。豫樓“縱二丈三尺許，橫五間，四丈五尺。址其深而堅也。層而上之者七次，極澈頂次計八丈。登斯樓也，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碧際。”畢其數十里，盜賊無所遁形。郭峪自此可謂固若金湯。郭峪城墻平均高12米，臨樊溪河岸則高達18米，周圍1400米，不僅是當時附近村鎮較完固的防御工事，也是至今保存較完整的村鎮式古城堡。據有關專家認定，此城高度，比北京故宮城墻還高一米多。這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實乃冒天下之大韙之舉。由于城墻為宥，郭峪村大戶人家所建之宅均基本完好地保存至今。

郭峪村諸廟記

湯帝廟（大廟）：《郭谷鎮湯帝廟公約墻碑》載：“考本鎮大廟，創修于元季，從未曾設立住持以為焚修，又無地畝以為養贍。因是教讀者假為學館，一時失檢，廟被火焚。斯后，至明季隆慶間重修之。除本廟殿宇行廊外，又正殿后創修廊房十間，碑記至今雖存而廊房遂湮沒難稽矣。且鎮之人每借□廟為公所，徑以涂污之物寄放其中，不惟褻瀆神圣，抑且作毀之甚也。”清順治九年（公元1653年）陳昌言撰《郭谷鎮重建大廟記》載：“記其制，正殿九間，東西殿各三間，東西角殿各三間，視舊率高五尺，深五尺。殿前石臺增以石闌（欄），改其路之旁行者而中之。臺下東樓上下十間，西如之。上以便觀會者，下以待賓客及居汛掃之人，其中幾凳畢具。舊無正門，無戲樓，肇為三門而戲樓在其上。其旁兩樓，以藏社物。門外廈五間，其旁兩樓以置鐘鼓。雕甍繡桷，絢采流丹，神像森嚴，作禮生悟。”這次重修，首先，再次擴大廟址。全廟上下分成兩院，上院較下院高出2.8米。院中鋪青磚地面，并在上院前沿修起石欄，中央建石階上下。建起大門及戲樓，將原有的三合院擴展成為上下院的四合院落。其次，請來道士焚修并管理廟宇。其三，村中共捐集土地近20畝，作為廟產。其中，每年部分收成歸為大社，作為春秋祭祀的開銷，其余贍養道士。事畢之后，村社還制定管理和維護的措施，以求長存于世。這次修繕擴建湯帝廟，又是王重新出資最多。“此一千八百兩之金，君獨出七百兩有奇，而又輟其家務，昧爽而興，從事于此。”可惜的是，20世紀80年代，湯帝廟正殿的十間殿宇被破壞，只剩下現存的上下院式四合院了。2000年，郭峪村重依舊制修飾一新。從樊溪河灘西進，入村東門，一路上坡，沿申明亭左轉，距湯帝廟約50米時，走出巷子，路面由寬而窄，由緩而陡，氣勢高大的廟宇雄踞前方高處，盡管用力抬頭，也難見廟宇全貌，只看見蒼穹下雕甍畫桷，如鳥如翚，整個建筑顯得莊嚴肅穆。湯帝廟的正門為三個大門，原在南面，是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擴大范圍后建造的。由于這里地勢較低，所以在屋下壘起大約2.3米高的大臺子，左右有臺階上下。三個大門中，中門最寬，為2米，上掛木匾，書有“湯帝廟”三個大字，上款為“大清順治九年五月十三日創修”，落款為“施主龍莊里王重新……等同立”。左右大門寬1.2米，西側門上額書“廣福門”，東側門上額書“崇善門”。梢間做成影壁墻。廈廊前檐柱上有斗栱。湯帝廟正中門廳上的戲樓，寬5米，進深5.6米，歇山屋頂，斗栱層層出挑，翼角高翹，色彩絢麗。左右次間的樓屋是戲樓的后臺及化妝室、道具間，不演戲時存放社事用品。化妝室戲樓的樂臺，寬2.3米，進深2.2米，再外便是鐘鼓樓。下院的東西樓為兩層，五開間，有前廊。樓的下層為道士宿舍和客房，演大戲時，樓上為女眷的看樓。從下院到上院，清順治前只有東西廂前的臺階可上下。順治九年（公元1653年）修繕重建廟宇時，“改其路之旁行者而中之”，在正中修起臺階，臺階上端左右有兩個石獅托舉著的香爐。石獅雕工精湛，眼球用銅鑄成，活靈活現。湯帝廟正殿九開間，單層，高9米，進深6米，宏大而神圣，村人因此把湯帝廟叫做“大廟”。九開間的大殿已經“逾制”，于是村人將其隔成三座三開間的小殿，正中三間供湯帝。正殿左右各三間耳房。東耳房供送子觀音及高禖神，西耳房供關帝，關平、周倉侍其側。上院東西為三間配房，有前廊。由于湯帝廟中供奉著湯帝、關公、土地和高禖神，平時廟中也有來還愿的，所以香火總是不斷。

文廟

在郭峪城西墻根、湯帝廟東北角處，原建有樊溪河谷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文廟。初為里館故墟，規模較小，明崇禎時，“煥宇王君議諸紳士而居館墟建廟焉。”經重修、擴建后將等級提高，可惜在20世紀80年代初被徹底毀除。據當地百姓介紹，郭峪的文廟在20世紀40年代末土地改革時略遭破壞，但房屋還基本完好。到60年代初，由于一位人民公社武裝干部建私房需要幾根大木料，便擅自將文廟大殿拆毀。到80年代初，又一位人民公社干部為家中建私房，便循例使權，將廟宇徹底拆毀，取走木料，廟內上百塊石碑也全部被取走私用。

白云觀（石山廟）

湯帝廟、文廟之外，在郭峪村東面蒼龍嶺脊的峭壁懸崖上，有一座白云觀，當地俗稱石山廟。舊時有人說：“三晉兩大奇，北有懸空寺，南有石山廟。”可見其影響之深遠。清康熙 文廟 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補修白云觀記》載：“御題‘午亭山村’之東為蒼龍嶺，邑之巨觀也。石筍峙其上，清泉涌其下，在堪輿家，有龍角龍涎之論。或又云：神龍之首不宜見，必筑觀于巔，庶合堪輿之象。’觀成，以‘白云’額之，此白云觀之所由肇也。”其創建年代無考。白云觀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共有三院。第一座山門門屋為倒座殿三間。像湯帝廟一樣，門前是寬大的石砌高臺，有三個大門。從中間大門進入，即為戲臺明間的底層，并不直通院內，而是在戲臺下分開向左右轉彎，從次間出來進入第一進院。配房內供奉著黑虎和靈官，代替慣常把門的哼哈二將。兩邊廂房各為7間，為廟中的碑廊。據傳說，當年碑廊中有各種碑約50塊，分別記載了郭峪里的情況和建廟的緣由等等，可惜這些碑已在文革期間全被毀壞，一部分用來燒石灰，一部分則成為建房的石料。第一進院與第二進院之間約有2米高的高差，沿臺階而上，穿過二山門到第二進院（即中院）。二山門東側為鐘樓，西側為鼓樓。鐘鼓樓均為方形平面，上下兩層，攢尖頂。據說鐘樓里的鐘專為定更使用，個頭很大，在建樓之前先吊好鐘，再建樓。中院的大殿為三開間，用槅扇分隔為前后部，前部是供天官、地官、水官的三官殿，有神像。東西廂房供道士居住使用。第三進院即上院，正殿三開間帶前廊，為三教堂。上院的東配殿為閻王殿，西配殿為七龍殿。在院子正中，有一拔地而起的原生巖石，高約4米，直徑約3米，稱為“山上山”，其上建有約1平方米的全琉璃小廟一座，小巧玲瓏，璀璨奪目。小廟內供玉皇大帝，稱“玉皇閣”。在上院西配殿北側，另有一塊天然巖石，呈長方形，高約1.2米，人們說這是龍腳石。舊時，樊溪河谷中的寺廟以白云觀最大，風景最佳。年時節下，附近村民均要上山進香。尤其是每年六月初六至初八的廟會，人們在此唱戲歡慶，祈禱平安，熱鬧非凡。可惜的是，今天的人們再難以見到這種情景了。

文峰塔

白云觀以西偏北，松嶺之巔，有一座9層磚塔。

《郭峪村志》載，此塔“建于唐貞觀年間”，據說當初有此年號的石匾。塔呈六角形，為簡體結構，中空，搭木樓板，有梯可上至塔的第五層。此塔初為補文運而建，故名文峰塔。后來人們發現，塔身呈暗紅色時，天就要下雨，若變為灰紅色，天就放晴，于是人們又稱之為“晴雨塔”。塔院內僅有一間倉喆神殿，與文峰塔相配。塔院門上原有塊青石匾額，上有后人仿清代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隸書寫的“大芳諸”三個字，書寫時間為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夏。在塔院內的東墻上，原鑲有一塊長約165厘米，寬約66厘米的大青石。據傳說，游人只要用手在大青石上按幾下，再將耳朵貼近，即可聽到鳳凰長鳴之聲，因此，人稱此石為“鳴鳳壁”。由于東山對峙著翱鳳嶺，于是這里便成為郭峪又一景，當地有諺曰：“東山鳴鳳壁，西嶺鳳凰巢。金谷非俗地，代代佐君勞。”“文化大革命”中“破舊立新”，塔及廟均拆毀，成為郭峪村史上又一憾事。2002年，郭峪村重修了白云觀；2003年，九層晴雨塔也聳然而起，昔日風華又現樊溪河谷。除此之外，郭峪村尚有呂祖廟、文昌閣、西山廟等道教廟宇多處，可惜今皆無存。我們進身樊溪河谷，站在郭峪古堡前咀嚼歷史，陡然發現，它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旅游景點，更是明清時期北方農村文明的代表，研究它，就可以了解這片土地上半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史。因此，郭峪是一段歷史的縮影。

特色建筑

現在，郭峪村保存較好的古住宅近40幢，其中明代住宅十幾幢，清代住宅二十幾幢。盡管許多宅子歷經幾百年風霜戰亂，有些已破損，有些已倒塌，但仍可以從那砌筑的挺拔的磨磚對縫的高墻、氣勢不凡的一幢幢宏麗的門樓、粗壯的梁架以及各類雕飾細巧和手藝高超的木雕、石雕中看到當年輝煌的印跡。由于經濟條件較好，這些住宅大都采用磚木結構。一種為全部磚墻參加承重，另一種則全以木料為承重構件。承重的墻，墻體很厚，通常均在70cm左右。為節約用磚，墻的內外皮用好磚砌上一層，有的全用順向砌法，有的隔行改為一順一丁或三順一丁的砌法，內部則填入碎磚及黃泥。為了墻體結構牢固，有些建筑還在墻內砌上小木桿，使內外皮磚墻相互拉結。由于外表為整齊美觀的磚墻面，人們習慣上稱這種房子為“磚包房”。采用木柱承重的建筑，磚墻多為空斗墻，包住木柱。不論磚包房還是木柱承重，建筑上部均為抬梁式木結構，用排架組成若干間單的房屋。住宅的基本型制是內院式的，由三幢或四幢三開間的單體房屋合成三合院或四合院。院落大多座北朝南。一般的住宅由三部分構成。一是主宅院，二是附屬院，三是花園或菜園。主宅院是家庭主要成員的院落，為招待賓客，院中常建有廳房，兼作主人的書房。有的講究氣派，則專設廳房院、書房院，所以主宅院可能包含兩座甚至三座院落。如前街東側的王維時住宅，東西兩座四合院并列，東院為屋主家庭居住，西院為待客用，兩院相通。此外還在前街西側比較寧靜的地方辟第三個院為書房院。附屬院包括廚房院、馬房院等，位于主宅院的左右或背后，有自己獨立的大門，也有與主宅院相連的小門。許多老宅都有園地，供種花或種菜，地段很不規整，有的還是剩余的房基地，有的專門占一塊適宜的地段，并不都與住宅相連。四合院是郭峪村及其附近村落中運用最多的一種住宅空間型制，即中間為院落，四面有四個大房子，四角還有八個小房子，其中廂房兩邊的小房子被樓梯占用，只在二層搭成出廈，這種房子稱為“四大八小”。四合院雖是獨家居住的理想居所，但小戶人家建一幢四合院并不容易，于是有幾戶不同姓氏的人湊錢合建的。郭峪村東北部“塌城口”處就有兩個這樣的大院。比四合院規模較大的還有兩進式四合院。第一進院上房為接待和禮儀性的廳房，單層。第二進院上房為二層或三層樓房，形成前廳后樓的格局。廳房為穿過式，又稱過廳，后壁正中有門通后院。一般廳房及它的廂房均出前檐廊，廳房用頭栱，飾彩繪，規格比后院上房高。有些廳房和過廳前有月臺，如侍郎寨的侍郎府。郭峪村曾有7幢兩進式四合院，現在僅存陳（廷敬）家老宅（今稱‘老獅院’）等3幢比較完好，兩幢僅剩前院，一幢已無廳房。此外，還有一些大型的群組式住宅。這些群組式住宅由幾個院落組成，大致分以下幾種：其一，不考慮分居的數世同堂住宅。如郭峪村張鵬云的老宅院，曾是一組六個院落組成的住宅群，除了三個主要用于居住的院落，還有專給未嫁女兒住的小姐院，待客的廳房院、廚房院，還有用于儲藏和伙計住的雜務院，以及菜園兼花園等。其二，考慮分居的，由若干個相似的單元組成的住宅。如位于竇家胡同北側的竇家大院，將四幢四合院組成緊湊的“田”字形平面，每幢住宅大小相等，布局一致。四院之間，有一條前后縱向巷道將它們分割成左右兩部分，每側前后兩院，都向巷道開門，院之間有相通的小門。這種布局很象棋盤，叫“棋盤院”。巷道如楚河漢界，被稱為“河”。“棋盤院”四周方正，外墻高大封閉，一旦遇有緊急情況，可關閉巷道大門躲入宅中，可惜竇家大院已毀，僅剩其中一個院落。其三，商人們將一些南方的園林式格局做法移到自家宅院里來，建起園林式住宅。如郭峪村北門外三槐莊的陳家花園。這組建筑居住部分在坡上部，院內有居室、軒廳、書房、望景廳、眺臺及廚房等，俗稱上花園，大門已毀，二門門額為“麟圖衍慶”，“歲次己未蒲月初三日題”。坡下，靠河灘是以樹木花卉為主的園地，俗稱下花園。花園隔樊溪對著蒼翠秀美的松山，園門題額“拱翠園”。上下兩園地勢高差很大，有層層錯落的臺階轉折上下。村人傳說，花園的書廳最早是陳廷敬的曾孫陳法于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