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臺遺址

發展

其本身分為三期：一期陶器多為紅色和灰色，彩陶數量甚少，彩繪圖案簡單，陶器造型有釜形鼎、罐、尖底瓶、盆、缽等；二期陶器的樣式增多，出現了盆形鼎、繩紋夾砂陶缸；三期陶器中多罐形鼎，鼎足除鴨嘴狀外，還有圓柱狀，灰陶比例明顯增多，占了主導地位。木炭標本測定結果表明，二期文化遺存的年代距今（1983）5330±120年，三期距今（1983）5120±120年，屬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遺存。

歷史

早期

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學者就發現了這片史前遺址。1934年，中國考古學家郭寶鈞和他的同行，對青臺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掌握了大批第一手資料?？上н@批發掘資料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詳細的整理和研究，即爆發了日本侵華戰爭。在戰亂中，這批資料被研究者倉皇掩埋地下，但是到戰爭結束后，再尋找時這批埋藏地下的古遺物，卻謎一樣地消失了，至今也沒有下落，這件事成為考古史上的一件憾事。盡管如此，我國考古學家尹達據已掌握的青臺遺址材料，針對當時學術界文化分期混亂的局面，提出異議，明確表示仰韶文化應該早于龍山文化。

新中國成立后

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夏初，考古大師夏鼐率領中國考古界宿將王仲殊、安志敏、石興邦等來到青臺遺址進行調查，根據地面出土器物判斷，這里是一處仰韶時代的文化遺存。爾后他們進行了發掘，取得重大的收獲，并將發掘成果發表在1951年第2卷第9期的《科學通報》上。青臺遺址在史前遺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研究仰韶文化不可缺少的資料。

196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間，河南省文物部門基本陷入癱瘓狀態，而當時聲勢浩大的“農業學大寨”，當地政府組織附近的農民進行填河造田大會戰，成千上萬的人集聚到遺址區，不分晝夜連日奮戰，大有將遺址夷為平地之勢。當時的中國正被這種紅色的風暴沖擊著，這些祖先遺留下來的點滴遺產也不例外地受到蕩滌。

當地一些被解除職務的文物干部，看到這種情況，心如火焚。為了保護這片古文化遺存不受到更大的破壞，他們不顧自身的安危上前勸阻，但是正洋溢著革命激情的廣大群眾哪里肯聽他們的忠告。那些有責任感的基層文物干部，不忍心看到更為慘痛的局面，便四處奔走，大聲疾呼，經多方交涉才算制止了這次大規模的舉動。但是僅數日，遺址便被挖去20多萬平方米，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到了1980年，當地政府在進行農田規劃時，需要在遺址區大面積挖土，鄭州市博物館把這一情況上報國家文物局，1981年3月，國家文物局批準鄭州市博物館成立青臺遺址發掘隊，由張松林為領隊，進行了發掘。

1981年4月17日張松林帶領發掘隊，來到滎陽縣（現滎陽市）廣武鄉桃園村，進入發掘工地。他們首先在農田規劃區進行了鉆探，初步掌握了文化遺存的分布情況以后，即在北坡布下探方進行發掘。當時正是初春時節，盡管溫暖的太陽已經驅散寒冷，但是天氣依然變化無常，尤其在土崗之上發掘，風力時常達到五六級，飛沙走石，遮天蔽日。考古工作者挖出的土和人類生活所遺留下來的灰燼，一出坑即化為粉塵，漫天飛揚，嗆得人喘不過氣來。

發現

文化遺存

青臺遺址所包含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十分豐富，發現有房基、窖穴、陶窯、墓葬等，隨之出土的陶、石、骨、蚌、玉、角等類器物保存都比較完好。根據地層關系和出土器物進行分析，這片遺址距今約5000多年，應屬于仰韶文化時期的遺存。

人文歷史

一天，張松林正在1號探方內專心致志地清理墓葬，突然聽到負責3號探方發掘工作的張小玉叫他，聞訊他停下手中的工作，翻身躍出探方，前往察看。原來張小玉在3號探方內清理窖穴時，發現了一件奇怪的陶器，怎么也弄不明白其用途，于是喊來張松林詢問。這件陶器出土于灰色填土中，樣子呈覆盤狀，下面有三個瓦狀足。這件陶器內壁粗糙，外壁光滑，內壁上有一層由于火燒而凝積的黑灰，外壁上結有一層薄薄的鍋巴狀物。張松林立刻聯想到1979年他在點軍臺遺址發掘時出土的一件平底盤，形狀似現代烙餅的鏊子，但是這件器物發掘時三足腿已經損壞，只留下痕跡。兩者聯系起來，張松林推斷這是一件5000多年前，原始人類使用過的陶鏊。他風趣地把陶鏊放在鼻子下聞聞，并深深地吸口氣，似乎聞到從遙遠的天外飄來的一股淡香。原來我們的祖先早就吃上了烙餅，這不禁使我們對原始社會的生產、生活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結束了一天的發掘后，張松林常常獨自封閉在簡陋的村舍中，一邊看書，一邊寫發掘記錄，而且經常是通宵達旦。他十分注重知識的積累和更新，因此每天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閱讀，所以他的認識和思維也在不斷地升華。他在研究了大量的有關陶鏊的考古材料后，寫出《中國新石器時代陶鏊研究》等一系列論文，從而將中國的烙餅史的起源追溯到1萬年之前。

發掘

民國年間，瑞典人T·J·阿爾納曾在遺址南部發掘，其所著《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中有記載。1934年，河南考古學家陳云路、郭寶鈞等人曾在此遺址中部小面積發掘。

1951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鼎、王仲殊、安志敏、馬得志等人在該遺址調查發掘，寫有《河南成皋廣武區考古紀略》，發表于《科學通報》1951年2卷7期。

1981年至1982年鄭州市博物館與滎陽縣文化館、1987年9月至1988年6月鄭州市文物工作隊與滎陽縣文物保護管理所聯合，對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文化層12層，分為3期：一期陶器多為紅色和灰色，彩陶數量較少，彩繪圖案簡單，僅見一種紅色彩帶，均施于缽和盆的口部，陶器造型有釜形鼎、罐、尖底瓶、盆、缽、碗等。二期陶鼎的樣式增多，出現了盆形鼎、罐形鼎，腹部圓鼓，足多為鴨嘴狀；尖底瓶腹部內收，口平內折；還出現了繩紋夾砂陶缸。三期陶器中多罐形鼎，鼎足除鴨嘴狀外，還有圓柱狀等；缽的形狀不僅有了變化，同時出現了灰陶缽，盆腹變深，小平底；尖底瓶減少，為缸和大口尖底瓶取代?；姨毡壤黠@增多，占了主導地位。彩陶除二期使用的圖案外，新出現了紅衣黑彩的波浪紋、S紋、X紋等。

1981年、1982年發掘出土的30余座房基。一期坐南朝北，東西成排，共9間。其營造程序是，首先在生土上修整地平，再墊土夯實，抹一層砂礓粉末作地面，四周樹立木柱，因未經燒烤，故出土時僅能看到排列密集的柱洞和殘存的砂礓地面，柱洞內殘存的木柱腐配白色粉末；火池位于房內中部，因經常燒火而成磚紅色。二期房基高精尖是先修整地平，然后多層墊筑紅燒土碎塊和粘土，夯實后用砂礓粉末抹平地面，四周樹立密集木柱，用草拌泥驛筑墻體，用大火燒烤成磚紅色，使房子成為一個牢固的整體，既防潮又結實。門向朝東，火池位于房內近門處，靠門一側有擋風墻。三期房基的建筑方法和程序與二期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