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峪路故城遺址

建設沿革

十二世紀初，女真族完顏部起兵反遼，在中國北方建立了金朝，定都上京。蒲峪路為上京路所轄4路（余為胡里改路、恤品路、曷懶路）之一。轄黑龍江中上游及外興安嶺以北的廣大地區，處境相當今黑龍江大興安嶺、黑河、伊春、嫩江地區北部，北至俄羅斯外興安嶺魯火疃謀克一帶。

蒲峪路的建置時間在天德四年以前，是女真人居住比較集中地區之一，蒲峪路前身為萬戶府，海陵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制，撤萬戶府改置節度使。

蒲峪路到元代還被起用。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蒲峪路故城所處的烏裕爾河流域發生了激烈的戰斗，自這次戰爭以后， 史書中便不見關于蒲峪路的記載了。

1981年成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建立了文物管理機構負責保護工作，1988年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故城布局

蒲峪路故城平面呈橢圓形，城內地勢略呈北高南低，南北短徑約700米，東西長徑1100米，城墻周長2872米，高5～6米，為夯土筑成。底寬20米，頂寬1.5～3米，殘高1.7--3.28米。在城墻上建有38個雉堞，俗稱馬面，每個間距約70米。城墻外10米處有護城壕，大部分已淤平。

南北城墻近中間處各開一門，為過梁式單洞結構。城門上有城樓，外筑半圓形甕城，東西長35米，南北寬17米，城門墻內外兩側均以磚砌加固。其中南門寬4.95米，進深12.55米。門洞正中立檔門石，路面采用河卵石、沙子鋪成。門洞兩壁立有15根排叉柱，左右兩側設有木地伏，前后兩側拐角處立有花崗巖角柱。在南城門口，有三個石碑，其中兩塊石碑標有“蒲峪路故城遺址”字樣。

城外西北角護城河處有橢圓形土埠，周長420米，為水運碼頭。

城內東北隅為官衙遺址，由露臺、正殿、居室、庖廚幾部分組成。露臺寬9米，長7米，正面和東西兩側有青磚砌筑的臺階。殿堂面闊5間，18.3米；進深8間，11.6米。正殿除北墻為土墻外，其余三面均砌有一層青磚，殿內有柱礎3排，每排有5塊礎石，間距約4米。庖廚位于正殿西北角，與其相連。東側為居室，有一長3米、寬1.5米、42個煙洞的火炕。

文物遺存

城內發掘出土文物有陶、瓷、銅、鐵、骨器和銅錢等200余件，以建筑材料居多，建筑飾件有牡丹花磚、寶相紋花磚、連珠獸面瓦當、多角形紋瓦當、板瓦、滴水、螭首、陶手、筒瓦、脊獸、青磚等。陶器質地為泥質火陶或黃灰陶，有的在腹部帶有齒狀或麻花狀附加堆紋，有罐、甕、盆、燈；瓷器以定窯瓷為主，次為影青、磁州窯等，器形為碗、盤、壇。鐵器有鍋、札甲、馬鐙、鏃、鉞形刀、砧子、鏵尖、合頁、鎖以及銅幣、帶柄人物故事銅鏡、押印、印等。

1947 年城內出土一方“蒲峪路印”，現存印模，方形，邊長7.8厘米，篆書陽文。此印的發現為蒲峪路治所的確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遺址價值

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發掘，是國內對金代城市的發掘，發掘出土文物對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為研究金代的地方行政制度、歷史沿革、建筑、自然科學等多方面找到了依據。

古城村農民在耕作中曾出土的印面鑄有漢文九疊篆文“蒲峪路印”4個字，與《金史地理志》記載相符，為金代蒲峪路衙署用官印，這方銅印系確定蒲峪路城的物證。

蒲峪路故城遺址除具觀賞價值外，還具有重要的文化和考古研究價值。蒲峪路故城的確定，為我國十二至十三世紀北部疆界找到了重要的地理坐標。

從考古學上認定蒲峪路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是確定火魯火疃謀克和金代北邊疆界的坐標基點，從而證明早在七、八百年前的金代，中國的版圖就遠達外興安嶺以北了，同時也證明了清初中俄兩國政府簽訂的《尼布楚條約》是符合當時歷史情況的。

考古發掘

1933年日本人福島一郎、北川正雄就考察過此城，并由偽滿政府文教部設立了文物保護標志。1938年，日本學者瀧川正次郎也考察了古城。

1975 年黑龍江省考古隊開始對南城城門進行發掘， 發掘工作從9月3日開始，到9月30日結束，歷時約一個月。 發掘面積約二百平方米。1979 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又對克東古城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發掘地點在古城東北處的一處官衙建筑遺址。 發掘工作從 7 月 5 日開始，到 8月 2 日結束， 歷時一個月左右。發掘面積約五百平方米， 挖掘出一處較大型的建筑遺址。

歷史人文

蒲峪，又作“蒲與”，與“烏裕爾”一樣，均為女真語，意思是指“低洼地”、“澇地”。蒲峪路故城遺址東、北為沼澤地，遇到雨季通向古城的土路泥濘得無法通行，可古城內卻干爽得滴水不存，古城內土質肥沃，旱澇保收。一墻之隔，城外也許顆粒無收。

自金代海陵王設置節度使至滅亡的48年中，蒲峪路共任用了六位節度使，他們均出自女真族。金代蒲峪路籍杰出的女真族英雄曷懶路兵馬都總管仆散渾坦，是金史中明確記載的與岳飛直接交鋒的人物。南宋岳飛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是仆散渾坦卻是一名不聞，他被埋進了金代歷史的故紙堆中，被遺忘在歷史的長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