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經》

《圣經》（Bible）是神所默示的，是猶太教、基督教的經典。最初出于希伯來文kethubhim，原意為“文章”，后衍意為“經”；希臘文作graphai，拉丁文作Scripturoe，漢譯作“經”。

圣經是猶太人和歐洲人的信仰經典，講述古時猶太人的歷史，并記錄先知預言。當猶太教經典大量譯成希臘文本后，希臘文ta biblia（復數，原意為“諸書”）遂被用以專指這些經典；拉丁文衍為單數詞Biblia，后成為猶太教、基督教正式經典的專稱，漢譯作“圣經”。

《圣經》是一本相當厚的書，頁數跟字典差不多，但其實《圣經》不只是一本書，而可以說是一套有66本的叢書。其中有長有短；有古老的作品，也有較近期的作品，內容包括：歷史、詩歌、哲學，甚至私人信件和講章。

猶太教的正式經典，包括律法書5卷、先知書8卷、圣錄11卷三個部分，故通稱《泰納克》（Tanak，系Torah、Neviim、Ketuvim三部分的首字母組成），又稱“二十四書”。

基督教的經典，包括《舊約圣經》和《新約圣經》。《舊約圣經》即猶太教的《圣經》，是從猶太教承受下來的。全書卷數和次序，基督教各派略有不同。《新約圣經》是基督教的經典，共27卷，包括記載耶穌生平、言行的“福音書”，敘述早期教會情況的《使徒行傳》，傳為使徒們所寫的《書信》和《啟示錄》。《舊約圣經》里面有39卷，《新約圣經》里有27卷。

內容簡介

《圣經》又名《新舊約全書》，由《舊約》《新約》組成。《舊約》一共有三十九卷，以古希伯來文（含亞蘭文）寫就，由猶太教教士依據猶太教的教義編纂而成。它囊括了猶太及鄰近民族從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的人文歷史資料。《新約》一共27卷。

《舊約全書》即猶太教的圣經，是基督教承自猶太教的，但《舊約全書》和《希伯來圣經》有所差異，書目的順序也不同。舊約在《摩西五書》之后是歷史書，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歷史書增加了《多俾亞傳》《友弟德傳》《瑪加伯上》《瑪加伯下》4卷。其次又在文集中增加了《智慧篇（索洛蒙的智慧書）》《德訓篇（希拉赫的智慧書）》。另外，基督教舊約雖然也是以馬蘇拉文本為準，但順序上則繼承了希臘文圣經，以先知書結尾，不同于猶太教《塔納赫》以《歷代志》結尾的傳統。同時，基督教舊約在馬蘇拉文本之外，還包括了死海古卷、七十士譯本以及其他古代文本的內容。此外天主教和東正教圣經還包括了《耶熱彌亞之書信》以及《艾斯德爾傳》和《達尼爾》較之《以斯帖記》和《達尼爾書》多出的內容。西元380年前后，早期教會通過篩選對圣經中應包括的經卷達成一致。

猶太教圣經，傳達的神學信仰是以色列人在流放巴比倫之后回歸祖國，應驗了神與亞伯拉罕和之后的以色列國王達成的契約。而基督教舊約卻不以回歸為主旋律，而是以審判的預言和彌賽亞（即耶穌）到來的預言結尾。這是因為在基督教看來，耶穌降臨和施洗約翰的預言才是舊約所預備的。《瑪拉基書》第三章暗示的就是施洗約翰：“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圣經還是一部史學巨著，是考察希伯來民族史、古代猶太教和初期基督教發展史的首要依據。正是借助于其中負載的史學信息，研究者們已勾勒出一幅相當明晰的歷史圖景：約當紀元前3、2千紀之交或稍后不久，猶太人的第一代族長亞伯拉罕攜家族向迦南遷徙，揭開希伯來民族史的帷幕。其后，歷經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族長徙居時期，摩西率眾出埃及時期，約書亞攻占迦南和士師秉政時期，掃羅、大衛、所羅門創建統一王國時期，南北兩國分立及相繼淪亡時期，囚居于巴比倫和回歸故鄉、復興故國時期，以及反抗希臘化國家和羅馬帝國宗教迫害及政治壓迫時期，這個災難深重而頑強不屈的民族最終在公元1世紀、公元2世紀被逐出其巴勒斯坦的家園，被迫漂泊于五洲四海。而當猶太民族陷于背井離鄉的慘劇中時，公元1世紀30年代，由拿撒勒人耶穌創建的基督教從其猶太教母體中娩出。

自1世紀30年代中期起耶穌的門徒在耶路撒冷建立教會，繼而四處傳教，以星火燎原之勢將福音傳遍西亞北非南歐的遼闊地帶。

圣經中的預言

《圣經》的預言的種類之多、時間跨度之大、應驗之準確，遠非人的能力和智慧所及。例如舊約中有關耶穌的三百多個預言都一無差錯的完全應驗在耶穌一人身上是無法用機率解釋的。《圣經》的預言對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錯百分之零點一都不行，否則不是神默示的。因為神不會出錯。“預言從來沒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后一21）。

推羅、西頓兩城的遭遇

地處地中海東岸的古城推羅曾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商業中心。由于其居住的腓尼基人罪惡極大，神通過先知以西結預言說：推羅城將受到多國的攻擊，財物被掠，城垣、房屋被毀，其石頭、木頭、塵土都將被拋在水中，使之成為凈光的磐石，作漁夫曬網的地方（詳見〈以西結書〉第廿六章）。同時，明確說明此城將不會被重建：“我必叫你令人驚恐，不再存留于世；人雖尋找你，卻永尋不見。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以西結廿六21）。預言發出不久，推羅即遭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圍攻，十三年后破城。其后，希臘亞力山大大帝進兵已遷至海島的推羅，把老城的木、土、石拋在海里，筑成一道通向海島的長堤，配合戰船，將推羅攻破。經風雨洗涮，老城磐石裸露，終成為漁人曬網的地方！

以色列的遭遇

猶太人是神的選民，神要借著他們把神的道彰顯出去。猶太人在抄寫、保存、傳揚《圣經》方面確實是立了大功的。神指派先知摩西將猶太人從為奴的埃及地領出來，遷往神應許的迦南美地。一路上神行了很多神跡幫助他們（如賜云柱、火柱，分紅海、約旦河等）。然而猶太人雖清楚地知道耶和華是他們的神，卻不能專一地順服、侍奉。稍遇困難，他們就怨聲不迭，轉而去拜別的假神，使耶和華常常震怒。摩西到晚年時已預感到猶太人可能遭遇的悲劇，曾痛心疾首地勸勉他們。但猶太人沒有聽從摩西的規勸，果然受到神的嚴厲懲罰。神通過先知耶利米說：“我必使他們交出來，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遭遇災禍；在我趕逐他們到的各處，成為凌辱、笑談、譏刺、咒詛 ”； “我在怒氣、忿怒和大惱恨中，將以色列人趕到各國。日后我必從那里將他們召聚出來，領他們回到此地，使他們安然居住”（耶廿四9；卅二37）。歷史準確無誤地印證了這些預言。公元七十年羅馬軍隊攻陷耶路撒冷。公元一三五年羅馬大帝哈德里安（Hadrian）將猶大地全部充公，并賣給外邦人，從此猶太人流離失所，被驅趕到世界各地，在萬國中拋來拋去。他們沒有國土、沒有政府、沒有軍隊，飽受殺戮、慘害。

然而，耶利米預言說將來猶太人還會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很多人都以為不可能。猶太人離開本土后，該地相繼為波斯人、阿拉伯人所占據，長達千年以上，早已被視為他們的故鄉。回教興起后，猶太地區成為其勢力范圍。回教徒在耶路撒冷猶太圣殿原址建了兩座清真寺，把耶城當作回教的圣地之一。回教徒與猶太人水火不容。另外，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猶太地區仍是一片荒蕪，不宜居住。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歐各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之勢更加尖銳。在聯合國安理會中，蘇、美總是對著干的。如果美、英支持以色列復國，蘇聯必加反對。任何一方投反對票，決議就無法通過。無論從哪方面看，猶太人回歸自己本土的希望都是極其渺茫的。然而，事實是，猶太人不僅回歸了，而且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建立了以色列國，并順利地加入聯合國，成為其第五十九個成員國！至此，耶利米在兩千多年前傳達的神的預言，完全成為現實。

不僅以色列的復國震驚了全世界，而且以色列復國后能站住腳跟和不斷發展，也如謎一般，令人百思不解。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人不容以色列國存在。以色列宣布復國的第二天，就遭到阿拉伯各國的聯合進攻，以期將以色列國扼殺在襁褓之中。當時二十幾個阿拉伯國家有一億五千萬人口之眾，裝備精良；而以色列卻只有六十五萬人，武器簡陋。這本是一場一邊倒的戰爭。戰爭一爆發，阿聯就宣布：“這將是一場大屠殺和殲滅戰！”然而戰爭結束時，以色列不僅未被殲滅，反而擴大了疆土。此后，又發生了三次大規模阿以戰爭。每一次，以色列都面臨滅頂之災。可戰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奇跡般地出現轉機，使幾遭全軍覆沒的以色列絕路逢生，轉敗為勝。幾年前，以色列先后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約旦王國簽訂了和約，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除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外，以色列的農業、工業和科學技術在短短幾十年內也取得了令世矚目的杰出成就，被稱為“最小的超級大國”。盡管局外人對這一切感到不可思議，但以色列人很清楚，這一切是神的作為，因為神應許他們“回到此地 ”，并“安然居住”。

作品背景

《舊約》誕生的文化背景是獨特的神文化社會，在猶太人看來，神的存在是真實的、無處不在的，神就是真理和歷史，《圣經》中的敘事都是真實發生的。這就是猶太歷史觀的獨特之處。

《新約》書卷基本上于公元一世紀下半葉寫成，到三世紀初就已經基本確定，最終定稿則為四世紀末。

舊約正典

舊約之成為正典經過了千年的辯論（這是猶太教里面的辯論）。由于圣經舊約部分具有極其悠遠的歷史，因此起初，沒有文字，只有語言。 最先是由口頭的傳統（包括五經都先有口頭的傳統），后來變成為文字，逐漸的把這些材料聚集起來成為39本。這39本內以希伯來文圣經的分法為三部分，就是律法書、先知書和圣錄。先知書也不只是所謂的大小先知書，還有一些前期的以口來傳講的先知書，也歸納到先知書里面。這三部分是在不同的時候成為正典的。在主前第五世紀，尼希米與以斯拉的時候，律法書成為正典。那時候五經已經編在一起了。亞歷山大東征以后，也就是主前第四世紀，先知書開始成為正典，確定某些先知的作品要被納入先知書。圣卷則要在主前150年的時候才形成。

主后70年耶路撒冷毀滅了，圣殿被毀，沒有地方可以獻祭。因此，以圣殿為中心的獻祭宗教，沒有獻祭的圣殿時，宗教信仰也就崩潰了，一定要有一個東西來替代圣殿和獻祭。所以猶太人把圣殿作為中心的獻祭宗教，變成一種“書”的宗教（Book Religion），這本書就是把那39卷書編輯在一起的，人們所稱的舊約圣經。

就猶太人而言，無所謂舊約，因為他們不承認新約，舊約是基督徒使用的稱呼；基督徒承認有新約，才會有舊約，而猶太教就稱它是圣經。在新約圣經提摩太后書3章16節說：“圣經都是神所默示的。”這里所指的圣經一定是舊約圣經，不可能是新約圣經，因那時候新約圣經不可能完成。因此我們知道很早的時候，基督徒已經把猶太教的圣經（基督教的舊約）全部接受。從耶穌開始，他在講到的時候就屢次引用舊約圣經，在那時候無所謂舊約，就是圣經。在馬太福音中可看到他引用圣經之多，簡直令人不能相信。例如，羅馬書就是以哈巴谷書2章4節“唯義人因信得生”這一句話作為主題，來發展為一本書的。所以在很早的時候，耶穌和他的門徒都接受了猶太的經卷，也即舊約。所以當猶太人在主后90年，把舊約圣經變成一本書的時候，基督徒早已經完全接受舊約了。

然而在教會增長的過程中，信徒漸漸發現舊約有不足之處。一方面猶太教教徒往往駁斥基督徒對舊約的解釋；另一方面，福音已傳到外邦人當中，他們對猶太教知道不多，只靠舊約未能完全明白福音的信息。外邦教會若要認識基督的生平和言論，必須依靠其他的途徑。

新約正典

新約的正典可分為三類。5本是關于與歷史的，就是四福音加上使徒行傳，其他都是書信，最后的啟示錄是啟示文學，共為三種。基督徒從來沒有感覺到要把這些書編輯成一本書，一直等到主后150年，有一個人叫馬吉安（Marcion）的，異想天開的把一些書信和一本福音書編在一起，由11本書編成了一個集子，說唯有這些是應該讀的，他否定所有舊約，說舊約的上帝和新約的上帝是兩回事。馬吉安認為合格的福音書就是路加福音，在所有的書信中他最愛的就是保羅的作品，所以他就把保羅的10封書信（這10本書就是我們新約中所有的保羅書信減去提摩太前后書和提多書）編進去，他封他的集子為正典。雖然此事件對新約正典的制定未必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它們卻催促教會正視這個范圍的問題。

基督徒與正統的教會因此感受到了危機和緊迫，覺得馬吉安作為一個持有異端思想的人竟敢隨便亂訂正典，他們有必要重視制定圣經正典的問題，他們必須自己來訂定。因馬吉安訂立正典這一事件的催促，甚至有人認為他是“最有貢獻的異端”，因為若沒有他，教會則沒有想到要確立正典；因為他的膽大妄為自訂新約正典，基督徒在那時才開始忙碌起來，自己搜集資料確立新約正典。先是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四本福音書，然后逐漸擴大，一直要到327年在亞他那修（Athanasius）的作品中，才發現有27本書的名字。

到了主后397年在北非迦太基，教會才確立這27本書為新約正典，不得增刪，和舊約的39本合在一起，成為圣經。

人物簡介

耶穌

拿撒勒人耶穌（約公元前4—公元29或30），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城伯利恒（在歷史上以大衛城著稱）。耶穌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耶穌是基督教的中心人物、教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不是在公元29年就是在公元30年。“基督”一詞源出希臘文Christo，是個稱號，意為照天意選定的人。《圣經》中的“基督”是希伯來文“彌賽亞”的同義詞。

耶穌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鮮為人知。約在公元28年時，他的生活同施洗者約翰的事業相互連結在一起了。約翰是個暴躁的先知——傳道人。他來自曠野，號召人們悔改、領受洗禮。他是個據理力爭的人，不久即遭到羅馬帝國分封的王，加利利的傀儡統治者希律王囚禁，后被斬首。耶穌聽了約翰傳道，就隨著群眾去約旦河里施洗。耶穌領洗以后當即到曠野去禱告，沉思默想。

福音書報道他在曠野受撒旦（魔鬼）的試探，考驗耶穌想當什么樣的群眾首領：1、施行奇跡的神人；2、滿足大眾需求的恩主；3、掌握大權的國王。耶穌選定了一項較為艱難的、不大受人歡迎的使命——上帝之國的使者。

耶穌從曠野回來，開始在加利利傳道。他最初宣傳的和施洗約翰所講的相似：“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臨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他告誠人們不要沉湎于過去，上帝將要推翻舊制度和舊生活方式，以便實現一個無限美好的、嶄新的未來。耶穌招收了十二個門徒跟隨他。

彼得認耶穌為彌賽亞以后不久，耶穌帶著門徒，去往耶路撒冷。在一個星期天，他在門徒和群眾的簇擁之下，進了城。第二天，耶穌進入圣殿，趕出那些兌換銀錢的和賣獻祭用的鴿子的人，斥責他們竟使“萬國禱告的殿”變成了“賊窩” 。此舉對一小撮管理圣殿的祭司是個迎頭棒喝，他們極其惱火。在以后的幾天里，耶穌同祭司和擁有宗教權威的人進行了大辯論。那些人怒不可遏，以致策劃除掉耶穌。

到了星期四晚上，耶穌和門徒共進晚餐（這頓晚餐今由基督教徒重新制定為“最后晚餐”，“彌撒”或“圣餐” ）。晚飯后，耶穌來到客西馬尼花園，獨自禱告。他的禱詞表明他已預感到一場斗爭不可避免，他仍然希望免掉受苦，但是寧愿成全上帝的旨意。

這時，門徒之一，加略人猶大帶著一幫祭司和守殿的兵士，來到花園里捉拿了耶穌。當夜，他們把耶穌帶到圣殿法庭，就是猶太最高法院和議會受審。據考證，審判是非法的，但議會卻宣布耶穌是褻瀆者，該當死罪。由于當時只有羅馬領主操死刑之權，祭司長就把耶穌交給管轄猶太的羅馬巡撫彼拉多。

彼拉多顯然不愿定耶穌的罪，因為他是否犯了羅馬法律還有疑問，但身為被征服行省的首長，他深怕群眾運動可能釀成叛亂，又寧肯同被征服民族的宗教領袖交好，而耶穌卻主張順從上帝，并以自己為猶太人的王和救主，這就激烈地冒犯了傳統的慣例，構成了對猶太議會的威脅。經猶太文士和法利賽人一再催促，于是彼拉多吩咐把耶穌釘十字架。羅馬士兵鞭打他，拿一頂荊棘編成的冠冕戴在他頭上，嘲弄他是冒充的國王，然后將他帶到各各地山（“髑髏地”）作為叛亂者處死。彼拉多吩咐在他頭部上面置一塊牌子，寫著：“猶太人之王”。耶穌當下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耶穌被埋葬在一個巖洞般的墳墓里。

星期天（現代稱復活節）的早晨，據福音書記載，耶穌復活了，并會見了他的門徒。

作品鑒賞

主題思想

《圣經》主題思想：強調神與人立約關系：人守約則得賜福，人背約則受懲罰。

《圣經》是一部宗教主題思想非常鮮明的作品，具有猶太民族的文化個性。它通過一些典型人物傳記的描寫，強調了神與人立約的關系，提出人守約則得賜福，背約則受懲罰的觀念。這一主題思想為《圣經》解讀奠定了一個整體上的審美方向和認知導向，體現了作者在進行創作時對選材典型性和藝術性的把握。受此主題影響，作者在具體塑造圣經人物時，調用想象、夸張、心理描寫等藝術手法，有考慮地選取事件，組織傳記情節，對事件因果的解釋也納入同一主題思想范圍內，造成對人物道德倫理層次的忽略，更多強調人物是否忠于耶和華。

比如大衛的傳記中，他霸占拔示巴、殺害烏利亞是嚴重有悖人倫的, 但因為他始終忠于耶和華之約，《舊約》作者對該形象并未做出過多批判，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他的悔改，耶和華在他活著的時候賜福給他。《舊約》中還有多個人物，在與異族的戰爭中，或者在與叛教者的斗爭中殘暴殺死敵人，動輒千百，比如雅各眾子殺死示劍居民為妹妹復仇；摩西與利未人為維護耶和華的權威而殺死拜祭金牛犢的以色列民，等等。如果按照當代的道德標準來看這無疑是非人道的，但《圣經》對此卻持肯定態度，贊揚了他們對尊嚴與宗教的忠誠。對此讀者應考慮到《圣經》的寫作主題，站在猶太歷史觀和文化價值觀立場做出解讀，從而領會作者聲音的存在。

《圣經》一直被認為是神的話語記錄，其中的人物被置于神的光環籠罩之下，命運被神所主宰，人成為神的仆人。但是從傳記的角度來看圣經，《圣經》并不是如神學家所言是神的獨角戲。神與人物的關系是辯證的、雙向的，在人走向神、虔信神的另一面，人對命運的反抗，人主動向神的靠近，人獨立的欲望，人與人的斗爭，人和自我的矛盾等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反映。

大衛是《舊約》中塑造最飽滿、最成功的一個，關于他的傳記資料見于《撒母耳記》、《歷代志》等書，以萬言長篇淋漓盡致地塑造出一個完整、復雜而生動的文學形象，給人以真實感與審美感受，仔細品味，余味深遠。他身上兼具了一個政治家、國王的優秀品質和復雜性格，英勇善戰，治國有方，卻對子女疏于管教，釀成慘劇；他仁慈寬厚，以德報怨，幾次放過欲置之于死地的掃羅，但又陰險狡詐，臨死交代所羅門除掉對他不敬的示每等人；他虔敬上帝，以信立身，時刻以耶和華的意志為準，但他又因個人情欲而霸占拔示巴，并殘忍殺害烏利亞，犯下重罪。同時，他又是一位親切感人的父親，盡管押沙龍叛逆作亂，聽到其死訊，真情流露，再現了一位摯愛兒子的父親形象。從傳記角度重讀《圣經》，以人物的視角完整地、更加貼近人的生命書寫，可看到在神的陰影中人性的豐沛和躍動。人不再是任神左右的木偶，他們的每一次選擇，不論錯與對，都勇于承擔并不懈為生存而昂首荒野與廢墟。猶太人作為立于人神關系交合點的選民，承擔了神最厚的恩賜，也背負著最深重的苦難，他們正是整個人類命運的濃縮。圣經人物的生平經歷正是以個別典型來反映整部民族歷史、人類歷史的書寫方式。

《圣經》采取傳記的寫作方式，不僅寫出了猶太民族的發展歷史、基督教思想的形成歷史，更深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寫出來一部人類靈魂發展進化史，探索人類心靈。圣經因此更增加了情感上的力量和審美上的人文意蘊。

作品特點

傳記特征

《舊約》記載了猶太民族自民族起源到大流散時期的歷史，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和民族文化習俗、法規等。除了大量的社會歷史資料,《舊約》還真實地展示了三百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跡，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帶神話史詩色彩的英雄和先知，有以歷史文獻記載為依據的民族領袖和君王、先知等，也有許多無名的普通民眾。比如，“三王傳”通過掃羅、大衛和所羅門三位國王的生平生動展示了猶太歷史上最輝煌燦爛的王國時代，以大衛王與其周圍人錯綜復雜的關系展現了宮廷內風云變幻的政治局勢，這已經是相當成熟的史傳作品。

《圣經》歷史經過了無數人的編纂和整理，真實性標準混亂，不能以現代傳記的歷史標準來加以衡量。需要具備人類學學者要求的“主客位”雙重視域，既能跳出來，看到該文化的獨特性，也要走進去，理解它的合理性。這是一種高境界的真實觀。讀者需要做的是透過明顯虛構的藝術手法解讀其中的歷史真實成分，揭開圣經作者對圣經歷史所作的神化闡釋，還原歷史真實，挖掘《舊約》敘事的傳記因素，透過“神”看到“人”的存在。

《圣經·舊約》敘事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和場景作為傳記事實，在以人物的生平作為歷史記敘線索的同時，塑造出幾百個形象鮮明、性格突出的人物。作為西方文學的源頭之一，這些人物及其故事又成為整個西方文藝創作的養料，催生出大量以之為原型的藝術作品。

《圣經》中，作者對出場的人物一般會說明其來自哪個支派，其祖先為哪一位。最后也往往會交代他的結局，活了多少歲。以撒母耳為例，作者介紹其父親的家族，“以法蓮山地的拉碼瑣非有一個以法蓮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蘇弗的玄孫、托戶的曾孫、以利戶的孫子、耶羅罕的兒子。他有兩個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之后，作者描述了撒母耳的出生、童年和蒙召，其生平事跡聯結了猶太氏族社會向君主政治過渡的兩個時期，撒母耳其人在這場重要的歷史變革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在《撒母耳記上》第28章第3節提到撒母耳之死，“那時撒母耳已經死了，以色列人為他哀哭，葬他在拉瑪，就是在他本城里”。這樣人物的一生比較完整。

《圣經》中生平資料較完整的人物不在少數，從先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英雄摩西和撒母耳，君王所羅門以及新約中的約翰、耶穌等都有非常完整的生平記述。

其他主要人物，如掃羅、大衛，雖然沒有明確說明其出生狀況，但從幼年、青年到晚年，其人生重要時期的事跡都做了完整描述。先知中的以利亞、以賽亞、以利沙、耶利米等，一些次要人物如撒萊、利百加、亞倫、押沙龍等生平資料也相對完整。對于未完整交代生平的人物，作者則選取了典型片段來塑造該人物的個性特征。

如士師參孫的故事，作者主要選取了他與非力士人的矛盾、與大利拉的關系以及最后推倒殿柱與敵人同歸于盡等事件，有力地烘托出他勇猛、沖動的個性。即便在《圣經》中只出場過一次的人物，作者也能抓住其性格中的典型性，塑造出個性鮮明的形象。比如所羅門斷案故事，那個嬰兒的母親寧肯放棄自己母親的資格也要保護自己孩子的生命，偉大的母愛親情令人感動。諸如此類的《圣經》人物不在少數，正因如此，《圣經》才能把本民族、本國家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偉大人物和杰出英雄的真實形象和豐功偉績雕刻在自己民族的人物畫廊上，鐫刻在億萬人民心靈中，從而構成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成為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圣經》敘事采用了各種文學手法，有大量的比喻、意象、夸張、對話、諷刺等修辭技巧，也有對神話、傳說、詩歌、預言、民謠、謎語等形式的采用，這些藝術手法對塑造人物形象、建構精彩的故事情節、營造社會背景等有重要作用。此外，在為同一個人物寫傳記時，由于作家觀察人生的角度不同，價值觀念和審美方式不同，會導致實際創作中對事實材料的取舍、布局標準不一，造成傳記敘述結構、藝術風格不同，最終寫出不一樣的傳主形象性格。

圣經是一部具有“靈魂的深度”的經典，它被譽為“靈的文學”，正因為它并不是一部基督宗教用來進行神學說教的、貧乏枯燥的工具，也不僅是希伯來民族歷史的簡單記錄，它用對人進行特寫拍攝的文學手法——人物傳記來表現猶太人的生活，表現猶太人對生活的認知，其中包括猶太人的民族身份與民族精神的形成，價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審美情趣等。

圣經雖然從總體編纂上來說具有絕對神權政治色彩，反映出以上帝的意志左右圣經歷史的歷史觀念，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環之下，“人”作為獨立豐滿的個體形象矗立起來，讓《圣經》讀者看到了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實與完整。

智慧文學

《約伯記》的核心，即“智慧”本源探討。在約伯與三友的爭辯中，雙方都自認為自己有“智慧”，都對對方的“智慧”提出質疑。作者（不詳）以精湛的文學手法凸顯出“智慧”這一核心，他將一首詞藻華麗的“智慧之歌”置于全書結構的中心位置，以迥異于爭辯氣氛的平靜基調宣告：人類“智慧”破產了，神是“智慧”之源。《詩篇》中不乏“智慧”的篇章，詩人在《詩篇》第一百十一篇的末尾鄭重宣告說：“敬畏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箴言》一開篇就擺出全書的寫作目的，就是教導人如何得著“智慧”，這“智慧”實質上是生活的技巧和藝術，它能幫助人獲得一個成功而圓滿的人生。書的末尾處有一首工整雅致的貫頂體詩歌，詩人藉贊美“賢德婦人”來稱頌“智慧”的功用，就是令擁有它的人一生有益無損。《傳道書》的核心是強調“敬畏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傳道者在努力尋求的其實也是“智慧”，就是如何在一個“霧”般的世界里，面對人生的“智慧”。

《約伯記》注重省思和客觀的探索，談論深藏在人們心靈中的問題。《約伯記》與一般哲學、神學著作不同，在傳達作者的哲學與神學思考時，極少使用精準的哲學語言和神學術語，而是通過廣泛地運用人物詩性對話來表現其理性思考，將深奧的道理蘊藏在人物個性化的言語之中。《約伯記》首尾以散文體平和敘事，中部則以特殊的詩性對話來表現復雜的情緒，以悖謬、反諷、象征等修辭來表達約伯強烈的呼求與抗爭。《約伯記》的情節進展較緩，帶著從容不迫的風格，讀者需要細細品讀才能領會到借助藝術手法所表現出來的深刻內涵。

《約伯記》是一位偉大詩人對探求生命真正意義的內心掙扎。《約伯記》的要旨是希伯來人處理“受苦”課題的經典文獻。《約伯記》的寫作目的，是探究神的公義在世界中運作的廣泛性與隱晦性。《約伯記》是一場智慧爭辯，因為約伯與三友的爭論就是圍繞著“誰有智慧”而展開的，其核心是智慧的本源問題。

《約伯記》是一部由智慧文學、戲劇、抒情文學和悲劇諸種文學成分構成的喜劇敘述類作品。

《雅歌》的作者在歌頌人類愛情之尊貴與純潔的同時，引導人探索的則是如何正確處理男女關系的經驗“智慧”。“詩歌書”的作者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智慧”作出或多或少的探索，其成果多是借助文學的手法和詩性的表達，而不是予以抽象地說明和定義。《雅歌》以男女對唱的優美方式告訴人們，愛情是神的禮物。《雅歌》以各種能喚起讀者感官和感情的描寫手段，來抒發纏綿情愫，傳達思想意旨，表達出浪漫、真摯且神圣的意境。

《詩篇》包含的是虔敬的詩人向上帝表達的思想與感情：對善惡沖突的態度與選擇；贊美和思考上帝在創造歷史、自然、人類及人類生活的各種行為。

《箴言》中不僅具有簡短的慧語，同時還有一些長篇的教訓，智者借用它們來傳達宗教真理，將生活的經驗、傳統的智慧行之有效地教導給年青人。智者愛使用擬人手法，化抽象陳述為具體形象的人物語言，將深奧的道理蘊藏于個性化的呼喊中。

《傳道書》一開篇就以一首詩歌來描述“智慧”無法把握、而被命中注定的世界——將萬事都歸于“虛空”的名下，接著傳道者運用了最古老的文學表現手法——探索法來檢測世人生命及擁有之物：諸如勞碌、工作、智慧、財富、享樂、名譽、權力、長壽等。《傳道書》通過講故事的方式，讓讀者來“體悟”。傳道者在揭示人類生命本相的同時，還給出了教導和指引。傳道者借描述現實生活中平凡樸質的情境，來開示人們理解“喜樂”是神的恩典，勉勵人們樂地過上每一天。

作品抄本

舊約抄本

抄本是指在印刷術發明以前，由經師用手抄寫下來的圣經。抄本的材料有蒲草紙、羊皮紙和皮卷等，現在能見到的較完整的抄本多為羊皮紙古卷。抄傳這些經文的，是一些專職的文士。

現存最古老的圣經抄本是庫姆蘭抄本（或稱“死海古卷”）。這批抄本是1947年以后在死海西北岸庫姆蘭地區的洞穴中陸續發現的。大約傳抄于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68年之間，包括《以賽亞書》的一份完整抄本，以及除《以斯拉記》外舊約每卷書的片斷。若將死海古卷與一千年后出現的馬索拉抄本比較，會有兩點重大發現：第一、部分古卷與流傳的馬索拉抄本相仿，顯示抄本的準確程度極高。第二、部分古卷與抄本有頗多出入（卻與七十子希臘文譯本及撒瑪利亞五經極為相近。前者是舊約書卷最古老及最重要的希臘文譯本；后者是撒瑪利亞人所保存的希伯來文摩西五經的古舊版本，兩者之間有許多異同之處，而后者出現了很多異文），顯示希伯來文圣經文本在劃一的正文定稿前仍有多元化發展。死海古卷顯示原始的馬索拉抄本（沒有加入元音、重音及注釋的輔音文本）是在舊約希伯來文文本經過長時間的流傳后，約于公元1世紀開始奠定權威的地位，最終成為正典的文本。

20世紀中葉，在猶太沙漠的穆拉巴特谷（Wadi Murabba ‘at）發現了公元2世紀的另一些抄本，它們明顯是公元132-135年間巴柯巴起義時留下的，留有拉比亞吉巴統一編訂經文的痕跡，內容包括律法書和大部分先知書的殘篇。

1890年以后，學者在開羅猶太會堂的藏經庫里發現一大批手抄本，其中一些可能形成于9世紀以前。這些抄本現散落于英國大英博物館和各大學圖書館中。

舊約圣經的另一種重要抄本是“撒瑪利亞五經”，可能產生于公元前2世紀，是撒瑪利亞人保存的希伯來文摩西五經。1616年，皮雅曹（Pietro della Valle）將其公諸于歐洲，當時人們認為它是公元前4世紀的古老抄本。1815年該抄本的真實性遭到質疑。1915年迦利（Paul Kahle）又為之辯護，證明它是從更古老的抄本傳抄而來的。撒瑪利亞抄本是用衍生于腓尼基的字母寫成的，不同于當時猶太人的希伯來文字母。其經文與馬索拉經文的差異多達六千余處，多為拼寫、文法的差異，也有出于特定神學思想對原初經文進行的修訂。

新約抄本

新約抄本主要是希臘文抄本。它們抄寫在不同材料上，最常見的是蒲紙和皮紙。蒲紙是一種用蘆葦制造的耐用紙張。在埃及的沙地里，人們發現許多存留至今的蒲紙抄本，最重要的有“徹斯特比提蒲紙”（Chester Beatty papyrus，Dublin）、“波得馬蒲紙Ⅱ”（Bodmer papyrus Ⅱ，Bene-va）和“波得馬蒲紙ⅤⅡ—ⅤⅢ”（Bodmer papyrus ⅤⅡ—ⅤⅢ）。“徹斯特比提蒲紙”是一份公元250年左右的蒲紙抄本，內容包括大部分《路加福音》和《馬可福音》，一小部分《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一部分《使徒行傳》，相當多篇幅的“保羅書信”以及一部分《啟示錄》。“波得馬蒲紙Ⅱ”是約公元200年的抄本，載有大部分《約翰福音》。“波得馬蒲紙ⅤⅡ—ⅤⅢ”是約公元3或4世紀的抄本，載有《猶大書》、《彼得前書》和《彼得后書》，及其他書卷的一些片斷。現存最早的新約抄本片斷是“約翰萊蘭蒲紙”（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Manchester），抄寫時間大約在公元100至150年間。

皮紙是用羊皮做成的、可反復使用又耐存放的書寫材料。新約的皮紙抄本有的記載連續的經文；有的記載編選的經文。連續經文的抄本又有用大寫字母書寫的“大楷抄本”和用小寫字母抄寫的“小草抄本”。前者是較早期的抄本；后者則是較后期的抄本。重要的大楷抄本有“西奈抄本”、“梵蒂岡抄本”、“亞歷山大抄本”，以及重抄的“依法連抄本”、“伯撒抄本”、“華盛頓抄本”等，它們都成于公元4世紀或5世紀，都是研究新約原文的重要文獻。

由于新約的原文是希臘文，拉丁文譯本與希臘文抄本又有不少出入，16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學者便對當時教會使用的拉丁文圣經《武加大譯本》（Vulgate）的權威地位提出質疑，這就產生了重建希臘文新約圣經的必要性。1516年，人文主義泰斗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出版第一本希臘文（拉丁文平行并列）新約圣經。他依據的都只是公元10至15世紀的近期希臘文抄本。由于這些抄本是在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形成期間形成的，故稱為“拜占庭抄本”（Byzantine Text）；這抄本經加爾文的繼承人伯撒（Theodore Beza，1519—1605）修訂后，得到廣泛的接受，故名為“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或Received Text），亦是日后英文圣經《欽定譯本》（King James Version，1611）所依據的希臘文文本。由于這抄本有很多錯誤之處，牛津學者穆爾（John Mill，1645—1707）于1707年離世前兩星期出版一個希臘文版本（Novum Testamentum Graece）。新約圣經仍采用“TR”，但在經文下面詳列不同的文本附注（textual apparatus），為數多達三萬項，包括早期的希臘文抄本及早期教父所引用的經文。穆爾版本的出現引起廣泛的爭議，從而引發了古文書學（palaeography）及“新約經文鑒別學”（Textual Criticism）的發展。

作品譯本

世界上共有一千八百多種語言的圣經譯本，幾乎所有民族的語言，甚至地區方言都已包羅。其中二百八十多種是全本的新舊約，五百九十多種只有新約部分，九百二十多種是單行本或選輯本。單是亞洲就有九十種不同語言的新舊約圣經，這里面讀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經。

1、古代譯本

希臘文譯本：從公元3世紀俄利根（Origen）編纂的六經合編（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有七種希伯來圣經的希臘文譯本，分別是《七十子譯本》、亞居拉譯本、狄奧多田修正本、辛馬庫譯本、第五譯本、第六譯本和第七譯本。由于原稿早已散佚，現在只能從古代教父的一些著作和敘利亞文譯本的六經合編中了解前四種譯本的一些情況。其中《七十子希臘文譯本》（Septuagint，簡寫為LXX），或稱《七十子譯本》，是最早的《舊約》譯本。

亞蘭文譯本：公元前586年猶大國淪亡，以色列人淪為巴比倫人的囚虜。此后他們長時期生活在異鄉，逐漸習慣了流行于巴比倫和波斯帝國的亞蘭語，而對自己的希伯來母語日益生疏，以致在他們返國初期，以斯拉和利未人給百姓念律法書時，需要一面念一面用亞蘭語解釋，方能史之明了經文的含義。從公元前2世紀起，這種經口頭解釋的圣經被書寫下來，成為亞蘭文釋譯本圣經，統稱“他而根”（Targum）。

古敘利亞文譯本：古敘利亞文士亞蘭文的一種方言，耶穌時代使用于今、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北部及土耳其東部一帶。公元2世紀，舊約被翻譯成古敘利亞文。這種譯本至今仍被敘利亞、伊朗、印度的一些基督教教派使用。現知古敘利亞文譯本有以下四種：別西大譯本（Peshitta）、非羅森諾譯本（Philoxenus）、六經合編譯本、敘利亞文巴勒斯坦譯本。

拉丁文譯本：據考證，公元2至3世紀就有了古拉丁文譯本，數量不下38種，都是從《七十子希臘文譯本》轉譯而來。最重要的拉丁文譯本是隨后譯成的《拉丁文通俗譯本》，又稱《武加大譯本》（Vulgate，原文為“通俗”、“普通”）。

新約譯本：到公元3世紀中葉，新約已經有了拉丁文、敘利亞文和科普替文譯本。它們都是從希臘文直接翻譯過來。拉丁文新約的主要譯本是耶柔米（Jerome）于公元382年譯成的《拉丁文通俗譯本》（或稱《武加大譯本》）。敘利亞文的主要譯本是《別西大譯本》，大約在公元4世紀末葉成書。科普替文《新約》譯本有四種方言抄本留存至今。其他《新約》譯本還有：以拉丁文譯本為基礎譯成的普羅旺斯文（Provencal）和波西米亞文（Bohemian）譯本；以敘利亞文譯本為基礎的亞美尼亞文譯本、埃塞俄比亞文譯本、波斯文和索格底文（Sogdian）譯本；兼有敘利亞文和科普替文淵源的阿拉伯文譯本和努比亞文（Nubian）殘篇；公元4世紀依據希臘文原文（亦參照拉丁文譯本）譯成的哥特文譯本，以及公元10世紀從希臘文譯出的斯拉夫文（Slavonic）譯本。

2、中世紀后期譯本

中世紀后期，又有一批新的圣經譯本相繼問世，譯者多是對天主教會不滿的下層教士。12世紀末，法國商人瓦勒度把圣經譯成普云士文。14世紀下半葉，英國早期宗教改革的先鋒人物之一威克里夫首次將全部圣經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到了15世紀，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蘭文、西班牙文的《新約》和圣經全書頁先后與讀者見面。這些新譯本的出現，促進了宗教改革的產生。當時新教領袖的一條重要戰線就是翻譯和出版圣經。因各種新版圣經動搖了拉丁文《武加大譯本》的獨尊地位，翻譯者們有的遭到追捕，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迫逃往國外，有的則轉入地下工作。因此，這一時期被稱為圣經翻譯的“黑暗時期”。德國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嚴詞否認教會解釋圣經的絕對權威，主張教徒通過閱讀圣經原文與上帝直接建立聯系。為滿足普通民眾讀經的需要，他以清新明快的文字將圣經譯成德文，1522年譯出《新約》，1532年譯出全部圣經。這部圣經成為德國近代語言文字的最佳范本。宗教改革時期圣經英譯的最初成果是《丁道爾譯本》（1525或1526）。丁道爾譯經時遭到英國天主教會的迫害，為逃避追捕而流亡德國，冒著生命危險譯出《新約》、《舊約》中的“五經”和《約拿書》，隨后被天主教會抓獲，送上火刑柱。之后，英國又出現《科威戴爾譯本》、《馬太譯本》、《大型圣經》、《日內瓦圣經》、《主教圣經》等重要譯本。但隨著宗教改革的深入，圣經翻譯有時也得到英王的支持。《馬太譯本》是第一本獲得英王欽準出版的圣經，《科威戴爾譯本》也得到官方的允諾。更重要的是英王詹姆斯一世允準翻譯《欽定譯本》（又稱《詹姆斯王譯本》），于1611年出版。出版后反映強烈，長達350年之久盛譽不衰，有學者稱它是歷世以來空前完美的、最優雅、最受人喜愛的、唯一純正的英文譯本。一般認為，英文欽定本和馬丁·路德的德文譯本體現了宗教改革時期圣經翻譯的最高成就。隨后二三百年，冰島文、瑞士文、丹麥文、芬蘭文、葡萄牙文、挪威文、俄羅斯文等歐洲語言的譯本也陸續產生。在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還出現了印地文、孟加拉文、日文、中文、尼日利亞文等圣經譯本。

3、近現代譯本

重要的英文譯本：《美國標準譯本》（1901），這是美國圣經公會出版發行的第一本圣經。《修訂標準譯本》（1952），在《美國標準譯本》的基礎上修訂而成。《耶路撒冷圣經》（1966），在吸收早期譯本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直接譯成英文，因學術性較強而深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歡迎。《新英文圣經》（1961—1970），由英國新教徒完全采用流行的當代英語譯成，出版后曾一度引起爭議，但其巨大成就逐漸被世人所公認。《當代圣經》（1971），有泰勒參照《美國標準譯本》，在咨詢希臘文、希伯來文專家的基礎上意譯而成。為求準確，他還參考了諸多受人歡迎的版本，使這個譯本轟動一時。此外還有《增訂本圣經》（1945）、《當代福音圣經》（1966）、《新美國圣經》（1970）、《今日英文譯本》（1976）、《福音圣經》（1976）等。

中文翻譯

圣經中文譯本（包括全譯本和節譯本）的數量難以確考。一般認為，有據可查者便達近百種。其中不僅有漢語文言文、白話文譯本，還有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譯本。最早的《圣經》中譯本可追溯到7世紀的“景教本”，由景教傳教士阿羅本（Alopen）等人根據其敘利亞文《圣經》所譯，現已失傳，部分譯文散見于敦煌文獻中。元代天主教傳教士約翰·孟德高維諾(Monte Covvino)用蒙文譯出《新約》和《圣詠集》，但譯本也已失傳。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亦曾將《圣經》的部分卷章或經文漢譯，散見于利瑪竇（Matter Ricci）的《琦人十規》、艾瑪諾（Emmaunel Diaz）的《圣經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誡直詮》、以及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之中。此外巴設于18世紀初譯有部分《新約》，其譯稿存于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而賀清泰于18世紀末也曾譯出《圣經》大部。這些譯文被稱為“明清本”，后人譯經時曾加以參考借鑒。

1807年，基督教新教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R.Morrison）從英國到達廣州，因在廣州無法公開布道而移居澳門，在那里譯經。《新約》于1813年譯成，次年在廣州出版。隨后又在來華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的協助下，于1819年譯成《舊約》。圣經全書定名為《神天圣書》，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與此同時，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出生于澳門的亞美尼亞人拉沙（Joannes Lassar）也譯出一部漢文圣經，成為“馬士曼&拉沙譯本”，1822年在印度印行。這兩個譯本行銷不廣，但因是最早的中文圣經而地位顯著，并為日后的圣經漢譯奠定了基礎。不久，西方來華的傳教士日漸增多，他們各有不同的國籍背景，對譯經的要求也各不相同。1830年前后，一個有麥都思（W.H.Medhurst）、郭實臘（K.F.A.Gutzlaff）、裨治文（E.C. Bridgman）和馬禮遜之子小馬禮遜（J.R.Morrison）組成的私人小組決定重譯圣經。《新約》有麥都思擔任主譯，1835年完成，1837年取名《新遺詔書》在巴塔維亞出版。《舊約》大多出自郭實臘之手，1840年以《舊遺詔書》為名出版。此譯本的主要貢獻在文體和專門用語方面，其文體與術語為日后的譯經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該書曾流傳于太平天國軍中，太平天國文告引用的經文大多錄自其中。19世紀中期又有若干譯本問世，如“代表譯本”（The Delegates’ Version，1852）、“裨治文譯本”（1862）、“胡德邁譯本”（1866）和“高德譯本”（1868），它們都用文言翻譯。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海禁開放，對外接觸頻繁，加之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傳統觀念逐漸動搖，一批有識之士意識到開啟民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于是，在文字方面，一種比較通俗易懂的“淺文理”（半文言）語言逐漸取代文言文而流傳于民間；同時，白話文也日漸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見識的傳教士感到，只有用“淺文理”乃至白話文譯經，圣經才能真正普及于平民百姓。“淺文理”譯經最初成果，是新教傳教士楊格非（John Griffith）翻譯的《新約》（1885年首版，1889年修訂版）。繼而又有包約翰（John S.Burdon）、白漢理（H.Blogde）合譯的《新約全書》（1889）和施約瑟（S.T.Schereschewsky）翻譯的《新舊約全書》（1902）。白話文譯本有以下數種：“麥都思&施敦力譯本”（1857）、“北京語《新約》譯本”（1866）、“施約瑟《舊約》譯本”（1875）、“楊格非《新約》譯本”（1889）。在此前后，國內各地還出現一批方言譯本，有的譯了圣經全書，有的只譯出部分經卷。譯出圣經全書的有10種：“蒙古語譯本”（1880）、“客家語譯本”（1886）、“福州語譯本”（1891）、“廣州語譯本”（1894）、“寧波語譯本”（1901）、“廈門語譯本”（1902）、“上海語譯本”（1908）、“蘇州語譯本”（1908）、“興化語譯本”（1912）、“臺州語譯本”（1914）。此外還有少數民族語言的“部落譯本”。

中國近代圣經翻譯的最高成就當推“五四”前夕出版的：“國語和合譯本”。1890年，英美各地來華傳教士的代表在上海召開大會，決定集體翻譯一部能為各教派通用的漢文譯本，并成立3個委員會，分別從事文理（文言文）、淺文理和國語和合譯本的翻譯。國語本譯委會次年正式開始工作，至1904年譯出《新約》，1907年出版，《舊約》于1919年印行面世。1919年2月，“國語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出版發行，很快傳遍南北各省，銷量遠勝于其它版本，逐漸成為中國教會唯一采用的圣經譯本。此譯本為中國教會開拓了白話文譯經的新紀元，并對“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它的出現也是西方傳教士翻譯中文圣經的結束。

此后，中國圣經學者便開始了獨立的譯經工作。20世紀30至70年代，相繼有“王宣忱譯本”、“朱寶惠譯本”、“肖鐵笛譯本”、“呂振中譯本”等華人譯本問世。由于圣經考古學的進展，人們對以往譯本的某些經文產生了新的理解；同時，現代漢語的發展也要求更新舊譯本的語言，這就呼喚著新的譯本不斷問世。1979年，適逢“國語和合譯本”出版60周年之際，香港同時推出3個新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當代圣經”和“圣經新譯本”。其中“現代中文譯本”影響最大。該書由許牧世主持翻譯，1971年動筆，1975年譯出《新約》，1979年譯出《舊約》。翻譯工作始終在美國圣經公會總部的“圣經大樓”里進行。期間參考了多種語言的圣經譯本，包括自馬禮遜以來的幾乎所有中文譯本。正文中有不少腳注，書末還附有專用名詞注釋表、圣經年代表和若干地圖。瑞士女畫家包樂棠（A. Vellotton）為全書繪制多幅線條活潑的精美插圖，使之大增異彩。1980年，為滿足信徒和其他讀者的需求，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在上海影印出版“國語和合譯本”的《新舊約全書》，1982年又與中國基督教協會聯合重版。1989年，上述譯本又以簡體漢字橫排再版。

《次經》

當基督徒保留舊約為其所用的時候，他們并沒有完全解決到底哪些經卷可以包括在舊約中這個問題。至今，基督徒對于接受還是拒絕所謂的舊約經卷目錄中的《次經》仍有分歧。羅馬天主教接受其為正典，而大多數新教則拒不接受。

天主教于特蘭托公會議審定圣經正典后，1566年有人把一些歷史上無爭議的、為整個教會接受的經卷，稱為正典，或“第一書目”經書；而把一些在內容、年代、文字和作者等方面有過爭議，最后才被列入正典的經卷，稱為“次經”，或“第二書目”經書。天主教也稱作次經，但卻認為次經與正經都是圣經正典，只在審定時間上有先后之別。而新教只承認正經各卷為正典，并認為《新約》各卷都是正典經卷而無次經；又認為只有正典經卷是《圣經》，次經只作為古典文獻而受到敬重，不承認是《圣經》。

舊約的卷籍有兩個版本來源，一是《希伯來圣經》，二是《希伯來圣經》的《七十子希臘文譯本》。其中后者比前者多出完整的七卷書：《托比傳》、《猶滴傳》、《所羅門智訓》、《便西拉智訓》、《馬卡比傳上卷》、《馬卡比傳下卷》和《巴錄書》。除這些多出來的書卷，后者比前者還多出若干段文字，它們被后人冠以如下卷名：《耶利米書信》、《以斯帖補篇》、《亞撒利雅的禱詞和三童歌》、《蘇撒拿傳》、《彼勒與大龍》。此外，1546年的特蘭托公會議后，天主教《新約》的后部還附有《以斯拉三書》、《以斯拉四書》和《馬拿西禱言》3卷書。以上15卷書即人們通常談論的《次經》。依據內容和文體的不同特點，它們可分為故事書、智慧文學、歷史書、舊約補篇和啟示文學五種類型。

常用術語

摩西五經（Pentateuch）：

舊約的前五卷書（《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律法五卷（Five books of the Law）：

舊約的前五卷書（《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大先知書（Major prophets）：

舊約先知著作的前四卷（《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但以理書》）。

小先知書（Minor prophets）：

舊約先知著作剩下的十二卷（《何西阿書》、《約珥書》、《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符類福音書（Synoptic gospels）：

前三卷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

教牧書信（Pastoral epistles/letters）：

對《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后書》和《提多書》的統稱。它們特別關注教會牧養方面的問題和教會的秩序問題。

大公書信（Catholic epistles/letters）：新約中那些并非直接寫給具體個人的書信（《雅各書》、《彼得前書》、《彼得后書》、《約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猶大書》）。在其他著作中，有時被稱為“一般書信”（epistles general）。

宗教價值

1、提供了希伯來民族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

在圣經中，歷史資料占大量篇幅，它們記錄了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與發展。希伯來人的歷史包括：上帝如何揀選亞伯拉罕及其后裔，亞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如何受奴役，摩西如何領他們出埃及，希伯來民族在迦南如何建立國家，大衛及其家族如何登上耶路撒冷的王位，北國以色列如何毀滅和南國猶大人如何從囚居地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恢復宗教生活。基督教將以上歷史接受為他們祖先的神圣歷史，到公元1、2世紀又加上耶穌基督的降生、傳道、受難和復活，以及早期教會的發展。猶太教和基督教信徒確信，這些事件都是在上帝的直接安排下發生的。

2、提供了神學教義

如關于上帝的存在與屬性人類萬物的起源，上帝與人類的關系，人的生死，現世與來世，天國等。

3、提供了倫理道德的準則

猶太教徒和基督徒以圣經為道德準則的首要來源，并認為這些準則來自上帝本身。如，人與人之間應如何對待？對觸犯過自己的人應持何種態度？等等。

4、規定了教會的組織和活動

圣經的許多篇幅都涉及地方和較高層次的宗教團體的組織構成，以及猶太教和基督徒禮拜儀式的具體條例。

5、提出了關于末世的觀念

“末世倫”在圣經中占有重要地位。圣經以為現世僅是進入末世之前的準備階段。此外，在西方社會，圣經還是一部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圣書，甚至被視為一種“圣像”，用于法庭證人的宣誓，就任重要職務者的就職內典禮等。一些家庭則把“圣像式”的圣經代代相傳，上面記錄著家庭成員的生生死死。有人甚至將圣經作為辟邪的法定主和護身符，如士兵為求平安而身藏小型圣經奔赴戰場。

作品影響

在中國，《圣經》出版以每年350萬冊增長。2008年至2012年12月，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共出版發行《圣經》1750萬冊，自教會恢復至2012年底的30多年來，基督教全國“兩會”共出版發行《圣經》6217萬冊。

2013年12月3日，梵蒂岡發表的一份聲明說，第一本被數碼化的古老圣經古藤堡《圣經》已經上網。古騰堡是西方活字印刷第一人，他印出的第一批書便是拉丁文的《圣經》，時間約在1452年至1455年間。梵蒂岡圖書館和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計劃把150萬冊的珍貴古籍數碼化，并上載到互聯網與公眾分享。

作品評價

《圣經》是“文學象征的淵源之一”。由于《圣經》具有豐富的原型內容，熟讀《圣經》便成了為全面了解文學的必要前提。

——諾思洛普·弗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神學家和文學批評家）

《圣經》里的人類中心主義和征服、統治自然觀支配了西方人的思想和行為長達數千年，鼓勵著人們以統治者的態度對待自然。它構成了西方文明和價值觀的基礎，是生態危機最深遠的思想根源。不過，《圣經》的思想是復雜而豐富的，它也包含了敬畏與愛護自然萬物、保護瀕危物種、維護生態平衡等生態思想。

——王諾（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