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國際電影節

發展歷史

1945 年的夏天，電影從德國人的生活中暫時消失了兩個月，德國多數大城市成了一片廢墟，柏林的建筑倒塌了四分之三，許多人躲到地下掩體過夜，更多的人露宿街頭。盟軍雖然占領了德國首都，還有更多的事要做，重建秩序，保障治安，捉拿納粹余黨，滿足居民日用供給。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文化場所都關門了，但衣食的匱乏也沒能阻礙老百姓對娛樂生活的需求，那一年的秋天剛剛來臨，歇業不久的電影院紛紛開張，奉獻出兩個小時的忘情投入和溫馨空間，是電影給了風雨飄搖中的德國人最后一點卑微的溫暖，即令國破家亡，德國電影人也在努力工作。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誕生的第一年，政府就對資助電影極為熱心，他們想到要搞一個大規模的國際電影節，就定在柏林，須知對于聯邦德國來說，西柏林是嵌入民主德國的一塊飛地，地理位置非常敏感。為什么一定是柏林？

從柏林電影節誕生的第一天起，政治就是壓倒性的主題，至少電影藝術交流完全不在考慮之列。這是一個完全的冷戰產物。對柏林電影節的創辦起到關鍵作用的其實是美國駐德的文化官員，他們一心要將電影節塑造成鼓吹西方文明制度，反對共產主義的文化橋頭堡。柏林這個曾經的東歐文化樞紐，此刻成為西德民主復興的象征。

1951年6月，西柏林舉辦了第一屆電影節。因為預算不高，規模也不大，只有20個國家的來賓參加，這個被盟軍炮彈摧毀的城市顯然不是理想的旅游之地，所有人都對糟糕的天氣和接待工作怨聲載道。柏林的濃厚政治色彩從一開始就和戛納、威尼斯等競爭對手注重商業性涇渭分明，其他歐洲電影節都十分依賴明星及圍繞明星的狗仔隊來獲得關注，滿街是兜售電影和計劃書的片商。但柏林卻依靠地緣政治的特殊位置，吸引了包括邁克爾·鮑威爾、羅伯托·羅西里尼和亨利-喬治·克魯佐在內的一流電影人光臨。參加電影節的國家和人數也逐年穩步上升，終于被國際電影制片人協會（FIAPF）接納為國際A類電影節，加入了老資格的威尼斯和戛納的行列。

第1屆柏林電影節美國人贊助了大部分資金，美駐德官員OscarMartay參加完威尼斯電影節后對在柏林舉辦一個類似的活動十分支持，他還希望舉行的時間不能跟在夏秋之交的威尼斯之后，不然對新生的柏林電影節來說，吸引好電影參加就更困難了。幾乎就在柏林電影節創辦風聲剛傳出，東邊馬上宣布要在每年夏天舉辦一個國際青年電影節。所以西柏林這邊決定把會期放在6月，以示抗衡，而且要吸引東邊的人來參加，并不限于青年人。每年6月舉辦的傳統一直到1977年才改到2月。

光有政客，是辦不起來電影節的。

所以如果從電影人的角度來看待政治掛帥的柏林電影節，就會發現，真相并非僅僅政治那么簡單。

聽說要舉行國際電影節，德國的電影人開始摩拳擦掌，他們很希望有機會找到海外投資和發行的渠道。這種渴望在百廢待興的德國尤其強烈，所以柏林電影節的本地化特色從創辦伊始就十分突出。

各方利益交匯，最后都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阿爾弗雷德·鮑爾（AlfredBauer），他擔任了前幾屆柏林電影節的組織者。二戰中鮑爾在UFA工作，也擔任了戰后英國占領軍的電影政策顧問。他想通過努力讓柏林重新回到歐洲文化版圖的中心位置，再度成為電影制片和發行的樞紐。

柏林的電影業內人士起初也是歡迎電影節的，既是繼承了柏林作為德國電影中心的文化遺產，也能讓制片廠有利可圖。由于當時德國的分裂，西德電影人無法進入蘇聯控制下的巴貝爾斯堡制片廠（世界上最大、最悠久的電影制片廠之一）和約翰尼斯塔制片廠。他們的飯碗大都不穩固，于是許多柏林的從業者都跑到慕尼黑、漢堡、杜塞爾多夫和威斯巴登去工作了。尤其是慕尼黑，本來在德國國內可以說是柏林文化上最大的競爭對手，成了新的電影發行中心，巴伐利亞人開始宣稱慕尼黑成了電影之都，這都讓留守的柏林電影人心急如焚。西柏林電影工會向市長施加壓力，說柏林的電影工業已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口，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制片廠，有的還想西遷中，已經沒什么人把新電影的首映禮放到柏林，長此以往，電影工業將從柏林消失！

本來官方和電影業內人士一拍即合，你搞你的政治宣傳，我推廣我的電影，似乎可以在柏林電影節這個平臺上相互依存。但很快電影人發現柏林電影節并非想象中那么有利。西柏林當時有200多萬人口，七分之一失業，剩下有工作的收入也非常低。所以柏林電影節沒法去和戛納、威尼斯的豪華尊貴相提并論，他們不得已打出親民、大眾的牌，將上座率和普通影迷的參與度放到了重要地位，所以設置了露天電影、明星游行、簽名大會的單元，特別是加上政治考慮，把露天放映場所設在東西柏林交界處，想吸引東柏林的人來看（柏林墻1961年才修建）。 電影節放映了HansAlbers主演的[NightsontheRoad]，Albers在德國很出名，他對東西柏林的觀眾都具有極大號召力，最后果然喚起了觀眾們共同的情感。

柏林電影節與眾不同的另一點是把獎項的決定權交給普通影迷，從1952年第二屆到到1955年第五屆，都沒有專業評委會。觀眾投票來決定把大獎給誰，1956年改成國際評委和觀眾一起決定獎項歸屬，那屆的主席是馬塞爾·卡爾內，1957年后才全部改為評委投票制度，文化品位慢慢顯現出來。

但一開始的大眾政治路線就遭到了電影人的激烈反對，有人說盲目擴大放映規模在國際上沒有先例，不是電影節的正道，因為加映了一些收不回錢的場次，片方更不高興。發行人說，普通觀眾對較為藝術化的電影接納程度并不高，此舉毫無益處，我們是在辦電影節，不是什么白酒展銷會。但這一回合最終是政治贏了。

得不到本地電影人的支持，必然難以持久。德國電影制片人協會聲明拒絕參加電影節活動，協會發言人表面上將不參與歸于德國制片人在國際市場上日益弱化的地位，他們無力和美國、法國、意大利競爭。其實從深層次來說，不過是電影人對美國占領政策不滿而產生的抵制，他們尤其討厭美國人把持柏林電影節，制訂的政策說到底主要是為美國人的政治宣傳服務，然后為覬覦中歐市場已久的好萊塢商人大開方便之門，對德國電影的發展卻沒什么益處。

制片人協會還認為：因為盟軍的電影政策，德國電影現處在一個很悲慘的境地。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是美國極力將居于壟斷地位的德國電影公司UFI（納粹時期，由最大的制片廠UFA和其他公司合并而來的卡特爾組織）分解的政策，并限制德國電影公司同時涉足電影業中的多個分支，比如從事制片的不得同時經營發行或放映環節，這樣的后果是出現了很多小公司，全都勢單力薄。所以德國業內人士頻頻向有關機構游說，要求更合理的政策，比如允許垂直經營，擴充實力和好萊塢巨頭展開競爭。

德國電影人在和電影節官方談判是否參加的時候，提出為了拯救德國電影，除非政府提供減稅優惠或者增加補貼。這個愿望落空了，為了表示安撫，組委會同意在第二屆電影節設立一個特別單元，針對外國買片人和國際傳媒，宣傳30到40部德國戰后幾年中拍的好電影，幫助德國電影出口。鮑爾說電影節很愿意成為德國電影公司和國外買家之間的橋梁，向外推介國產片，他希望勸服德國電影人，柏林電影節不僅是外國影片的展臺，一定也支持德國電影。 但事情并不順利，鮑爾向德國經濟部申請撥款被拒絕，計劃中的單元擱淺，一些制片人只好自己出錢做了個小型展會，把最有商業價值的幾部德國片推出去。因為缺乏政府的支持，效果好不到哪去，業內人的積極性被挫傷了，他們對電影節的壞印象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觀。所以在最初的四五屆電影節上，德國電影的參與率還是很低。這種局面直到好些年后，德國電影恢復了生機和信心，商業電影在國內市場的份額大幅上升后才好轉。

面對電影界批評政府不扶持國產電影的批評，西德內政部舉辦了一個類似德國奧斯卡的獎項（bundesfilmpreis），由公眾、文化界和知識分子組成的評委會對全年德國電影進行評選，就是Deutscher Filmpreis（德國電影獎）的前身，這個獎代表政府，其實更類似中國的華表獎，1953年這個獎成為電影節的特別單元。而把獎項納入電影節范疇，是對外推廣的一招，有助于提高獲獎影片的國際知名度。

但德國影人卻指出這個獎的目標才不是為了復興電影業，其中存在嚴重的政治傾向，內政部表彰的全是反共或倒向北約的電影。面對質疑，官方人士稱這個獎是個禮物，我們想給誰，就給誰。

1956年，柏林電影節被接納為A類電影節，但其聲譽卻被良莠不齊的競賽單元所削弱，影評人抱怨柏林好片子太少，品種太單一。

這個批評實際上是個參賽權的問題，一比較戛納和柏林的參賽國家名單，很容易發現戛納的參賽資格面向所有國家，包括蘇東陣營，法國外交部會向所有建交的國家發送邀請函，法國電影制片人協會也積極向蘇聯和中國發出邀請。

1958年，戛納將金棕櫚頒給蘇聯電影雁南飛，德國記者強烈要求柏林電影節組委會邀請所有國家參賽，不管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有記者認為：電影節作為展示窗口的年代過去了，作為正宗的國際A級電影節，雖然不意味著不問政治，但一定要向所有國家開放。在這點上，奧伯豪森電影節比柏林干得好。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來說，柏林電影節太過壁壘森嚴，直到 1969年才把金熊獎給了南斯拉夫電影《第一次工作》。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了一個明顯的停滯時期。1971年，在傳統的影片競賽之外創立了新電影國際論壇。1974年，電影節上出現了第一部蘇聯影片，一年后，東德影片也加入進來。政治氣候發生了變化，西德和東德簽署了條約。從此，柏林電影節把自己重新定位為國際電影生產的一面鏡子，使電影節在東西方之間的匯合與調停中扮演了更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角色。

獎項設置

主獎有“金熊獎”和“銀熊獎”。“金熊獎”授予最佳故事片、紀錄片、科教片、美術片；“銀熊獎”授予最佳導演、男女演員、編劇、音樂、攝影、美工、青年作品或有特別成就的故事片等。此外，還有國際評論獎、評委會特別獎等。80年代，每年30到40個國家和地區參加，放映影片200—300部。

柏林國際電影節于1951年在美國或者從更寬泛意義上說在三個西方盟國的倡議下創立。這以后的十年內，電影節已經確立了在柏林文化生活的重要地位。英格瑪·伯格曼、薩蒂亞吉特·雷伊、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羅曼·波蘭斯基和法國“新浪潮”導演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克羅德·夏布羅爾都以他們的影片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了巨大的國際性的成功。

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標志物是一只抬起手臂向人們致意的柏林熊。

金熊像雛形是女雕像家雷尼·辛特尼斯于1932年設計而成的，自1951年開始為獲獎者頒發的的金銀熊像，正是在她的原創基礎上制作而成并一直沿用到1959年。從1961年開始，原先柏林熊抬起致意的右臂變為左臂，和其他各處那些歡迎來到柏林的大熊塑像一致起來。電影節的熊像原鑄制模型由在弗雷德諾的諾阿克鑄制廠所擁有。他們曾與辛特尼斯有過密切的合作，至今仍在為電影節提供熊像。

相關影響

到了21世紀初，柏林國際電影節已與戛納、威尼斯等電影節一道成為最主要的國際電影節。它的意義不僅在于吸引了大量觀眾，而且還吸引了許多電影制作人。超過60個國家的報紙、雜志、互聯網、電臺、電視臺的將近3000名新聞記者蜂擁而來，每年僅公開的電影放映就吸引了超過35萬賓客。

柏林電影節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全世界范圍電影參與的競賽單元，在競賽結束，由國際性的評委會頒發電影節主要獎項。

柏林電影節“發現”了一大批電影導演，如今他們的地位已經寫進了電影史。柏林國際電影節的獲獎者包括萊那·維爾納·法斯賓德、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讓·呂克·戈達爾、英格瑪·伯格曼、西德尼·呂美特、克羅德·夏布羅爾、羅曼·波蘭斯基、薩蒂亞吉特·雷伊、卡洛斯·紹拉、李安、張藝謀、羅伯特·阿爾特曼、約翰·卡薩維茨和其他許多人。

華人獲獎（主競賽單元）

1988年：第38屆最佳影片金熊獎：張藝謀《紅高粱》（首部“金熊獎”華語電影，首部華語片獲得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最高獎）

1989年：第39屆銀熊獎：吳子牛《晚鐘》

1990年：第40屆銀熊獎：謝飛《本命年》

1992年：第42屆最佳女演員銀熊獎：張曼玉《阮玲玉》（首位華人柏林影后，首位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華人最佳演員）

1993年：第43最佳影片金熊獎：李安《喜宴》、謝飛《香魂女》（并列）

1995年：第45屆最佳女演員：蕭芳芳《女人四十》 、銀熊獎（最佳視覺成就）李少紅《紅粉》

1996年：第46屆金熊獎：李安《理智與情感》 、最佳導演：嚴浩《太陽有耳》

1997年：第47屆銀熊獎：蔡明亮《河流》

2000年：第50屆評審團大獎銀熊獎：張藝謀《我的父親母親》

2001年：第51屆評審團大獎銀熊獎：王小帥《十七歲的單車》，最佳導演：林正盛《愛你愛我》，最佳新進男演員：崔林、李濱《十七歲的單車》，最佳新進女演員：李心潔《愛你愛我》

2003年：第53屆阿爾弗雷 德·鮑爾特別創新獎：張藝謀《英雄》，特別藝術貢獻獎：李楊《盲井》

2005年：第55屆評審團大獎銀熊獎：顧長衛《孔雀》，特別藝術貢獻獎、阿爾弗雷德·鮑爾特別創新獎、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蔡明亮《天邊一朵云》

2006年：第56屆最佳電影音樂銀熊獎：金培達《伊莎貝拉》

2007年：第57屆最佳影片金熊獎：王全安《圖雅的婚事》

2008年：第58屆最佳編劇銀熊獎：王小帥《左右》

2010年：第60屆最佳編劇銀熊獎：王全安、金娜《團圓》

2014年：第64屆《白日焰火》摘得最佳影片金熊獎（導演為刁亦男）和最佳男演員銀熊獎（廖凡，第一位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的中國男演員），最佳藝術成就獎《推拿》（曾劍，攝影師）

2016年：第66屆《長江圖》攝影師李屏賓獲得最佳藝術成就獎。

華人評審

（截止2017年，主競賽單元）

歷年華人評委會主席：鞏俐（2000）、王家衛（2013）

歷年華人評委會成員：黃宗江（1983）、陳凱歌（1989）、張艾嘉（1992）、張藝謀（1993）、徐楓（1994）、斯琴高娃（1995）、蔡明亮（1995）、陳沖（1996）、許鞍華（1996）、寧瀛（1997）、張曼玉（1997）、張國榮（1998）、李卓桃（1998）、楊紫瓊（1999）、謝飛（2001）、白靈（2005）、施南生（2007）、舒淇（2008）、王穎（2009）、余男（2010）、梁朝偉（2014）、王全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