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鶴

創作背景

中華民族在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創傷之后，試圖實現復興之路的艱難。在經歷了文革之后，許多人原先抱有的美好夢想破滅了，懷疑、彷徨、畏首畏尾成了一個騷動不安的時代病，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拜金主義的沖擊，使那一代的年輕人精神無所適從，傳統道德幾近崩潰。改革開放以后，表面上經濟繁榮的背后，實則是人們精神世界的荒蕪。小說不動聲色地使用了這么一個小角度，卻折射出了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一個大隱患。嚴歌苓用她的小說，帶我們進行了一次精神的苦旅。

內容簡介

二戰進入尾聲，日本戰敗投降，大批當年被移民來中國東北地區企圖對中國實施長期殖民統治的普通日本國民被拋棄。十六歲的少女多鶴即為其一，在死難多艱的逃亡中，她依靠機智和對生的本能的渴望逃過了死亡，被裝進麻袋論斤賣給了東北某小火車站站長的二兒子張儉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張儉的哥哥據傳因為抗日而被日本人殺害，張儉的老婆朱小環因日本鬼子的驚嚇導致流產，從此不能生育。國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鶴的介入，使得整個家庭的關系變得曖昧和怪異。

新中國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鶴的身份不僅在張家成為重大的情感和倫理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民間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問題。因為多鶴是張儉欲拒還休、欲罷不能的另一個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環身邊的情敵，也是張家三個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糾纏張家幾十年的頭疼事。同時，如何掩蓋多鶴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張家揮之不去的夢魘。張儉的解決之道是，讓多鶴成為朱小環的“妹妹”，孩子們的“小姨”；然后再通過不斷的搬遷來遮掩多鶴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關系。這個奇特的家庭組合在動蕩的政治環境和困窘的經濟生活中飄搖度日。

幾十年下來，日本人多鶴默默而固執地以“整潔、較真”等品質影響著這個家庭，而朱小環等張家人則以 “隨遇而安”、“湊合活著”等生活理念改變著多鶴。殘酷無奈而又充滿吸引力的生活因著他們善良的本性使他們活成了不能分開的一家人。

作品鑒賞

作品主題

《小姨多鶴》借日本孤女多鶴的一生展開另類的革命歷史敘述，關注的是隱藏在歷史背后的人性、存在及生命等話題而非歷史本身。就如張煒談到《家族》時所說：“歷史本身，它的一些關節，不是最令人興奮的點，而是夾在褶縫中的欲望，是生命頑強卻又頑皮的舞蹈……”小說顯示了作家對中國革命、人性、文化融合等經典話題思考所達到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

在小說《小姨多鶴》中，作者以對中國當代史的深入、精到的把握，以一個跨國作家的寬闊視野，表現了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歌哭，是一部意蘊豐盛迷人、襟懷爽朗闊氣的稀世之作。

小說的動人之處，在于通過這六口之家里的親情、愛情、友情，把人世間的偉大人性，開掘得淋漓盡致、深刻透徹。小說集中寫了兩個女人：多鶴和小環。也可說是“兩個女人的史詩”。多鶴這個日本小女人，在日本戰敗后，從“滿洲墾荒開拓團”死里逃生跑出來，又被賣給人家做生育“工具”。她無盡地勞動、干活，默默地受羞辱、折磨，可她無怨無悔地整日只知彎腰、鞠躬，低頭、擦地，靠的是作為一個人所具有的一種求生的本能，以及與生俱來的寬厚、寬容、寬恕、善良、至愛的本性支撐著。這是一種真實的人性，一種超越了一切國家、民族、宗教界限的人性。多鶴憑借著這真摯的人性，終于贏得了張家每一個人的信任和關愛。她也無私地將自己全部的力量，獻給了這個家庭，盡管這個家的每一個人都有對不起她的地方。這就是人性的博大無私。朱小環，這個張家的大管家，三個孩子名義上的生母，可以說是底層社會最可憐的一名家庭婦女，但是她個性開朗、樂觀，無憂無慮，為人潑辣，抽煙、嗑瓜子、罵人，她“會吵架、又吵架吵得這么好”，“吵得人家哈哈笑”。她對多鶴，作為日本人，作為情敵，是仇視的，可當知道多鶴的悲慘身世，又見其刻苦勤奮的勞動，真誠善良的心地，大氣的她，毅然化敵為友，化干戈為玉帛，與多鶴成為了相濡以沫的親姐妹。她勇于承擔了撫養、呵護三個孩子的責任，還處處關照多鶴，甚至為她擔待罪責，避禍消災。在她身上，有著中國“農村婦女那種寵辱不驚的處世態度——平常心”，有著“幾乎接近原始的美德，是沒有受到現代文明侵蝕的美德。”

小說的可貴之處，在于這個奇離有趣、感人至深的故事，其蘊藏的思想內涵是極其豐富深沉的。小說看似只寫了一個很單純的一小家子的悲歡離合的生活經歷，可折射出了近半個世紀的政治風云、歷史變遷和社會變革，其中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開放，這些都給了現代人巨大的思維空間和多方面的人生處世的思想啟迪。小說卻并未直接觸及如何面對歷史遺留的問題，作者也無意去碰觸這些與小說無關的事情。作品只是文學創作，講故事，寫人物，時代背景是放置在幕后的。然而，小說高超之處，所謂“具有史詩價值”的，就在于小故事見大歷史，小家庭見大社會，小人物見大時代。盡在不言中，盡在自然而然的無意流露中。這里沒有政治說教，沒有宏大敘事，沒有黃鐘大呂，沒有激揚文字，有的只是小人物，小事件，小風波，小吵小鬧，可它依然成了一份沉甸甸的現代啟示錄，令人深思。

邊緣氣息

《小姨多鶴》中女主人公日本小姨多鶴、中國母親小環都是典型的邊緣人。多鶴具有嚴歌苓一直在作品里探究的那種源自生命本能的女性吸引力，就像扶桑（《扶桑》）和王葡萄（《第九個寡婦》）一樣。她懵懂、天真、固執、較真，內心十分剛毅，不吵不鬧、不爭不搶、不撒嬌、不放電，卻讓男人們神魂顛倒。但因自己的日本身份和畸形的家庭結構，使之成為非妻非妾、非姨非母的小姨多鶴。中國母親小環則是一個帶給人希望的人物。雖然她不那么高雅、不那么沉靜，她潑辣、世俗、懶惰，但是她睿智、大氣。她表面上是妻子，其實是這個家的主心骨，是家長，就像母雞一樣愛護支撐著家。丈夫和多鶴像她的弟弟、妹妹、孩子。她的難過和傷心永遠都讓步給對家人的安撫，但最后還是孑然一人。多鶴的命運當然惹人悲憐，可小環命途比她更不幸。她雖沒有多鶴的異鄉之苦、名分之苦、喪親之苦，可所有這一切苦疊加在一起，她一樣也沒少。她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家里，守著自己的丈夫，可那丈夫是別人的丈夫，孩子是別人的孩子，愛情也大致就是別人的愛情……她在貌似一切都有的庸常里獨自品嘗一無所有。一輩子，她熱鬧在最深的孤獨里，徘徊在生活的邊緣地帶。

觀照嚴歌苓的小說，《扶桑》中扶桑、《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田蘇菲、《第九個寡婦》中王葡萄幾乎無一例外的遭遇滅頂之災，《小姨多鶴》中的多鶴更是無出其外：多鶴被滅族、出售、淪為生產工具、被丟棄，一生顛沛羸弱。嚴歌苓借此途徑和策略收獲了獨特的文本意義：以女性人物特殊邊緣狀態下個人行為為突破口，而抵達一種深度：關注的不僅僅是一種生存狀態，而是試圖探入到無意識的深層，在一種非常的狀態下把人的靈魂放到極限中去拷問。在此過程中，一些被多數人忽視的殘片與粉末得以重新建構，折閃出動人心魄的光華；一些被人注意到但淺嘗輒止的人性深處的幽思，在這里得到透徹淋漓的闡釋——“邊緣人”隱秘的內心世界從而獲得豐富地展現。

小說多處寫到日本人的自殺情懷，這是根植于民族文化深處的一種慣性。是小環的“湊合哲學”一次次把多鶴從自殺邊緣拉了回來。嚴歌苓以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大視野、大境界來刻畫張儉家奇特的中日關系，她細心把握中日兩個民族文化心理的微妙異同并公正客觀地加以比較和闡發，表達了彼此引以為鑒、提攜進化的美好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