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主要經歷

青春歲月

1858年7月14日，埃米琳·古爾登（Emmeline Goulden）出生于曼徹斯特的一個充滿激進主義的殷實中產階級家庭。曼徹斯特不僅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開路先鋒，而且是激進政治改革的中心，具有激進主義傳統，這里是持不同政見者的前沿陣地和社會暴動頻發地區。曼徹斯特還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婦女參政運動的重鎮，反抗權威的傳統和氛圍，也深深影響了埃米琳的家族。

在母親的啟蒙下，少女時代的埃米琳就已經成為一個不自覺的婦女參政論者。埃米琳15歲那年，母親帶她參加了婦女參政協會的第一次會議，這是埃米琳第一次對婦女參政運動有了感性認識。她在自傳中寫道：“我被這些演講的內容所吸引，甚至為此感動。” 埃米琳對母親充滿感恩，認為母親是真正把她領到婦女參政事業大道上的啟蒙者和指引者。

1872年，她被送到法國巴黎接受教育。埃米琳所在的學校是巴黎著名的女子師范學校，該校具有女性平等受教育的理念。在求學期間，埃米琳結交了她終身的好朋友、法國姑娘納米爾·羅什福爾（Noemie Rochefort），納米爾的父親羅什福爾—呂凱侯爵（Marquis de Rochefort-Lucay）曾經是巴黎公社的領導人之一。納米爾給埃米琳講述了其父輩的英雄事跡，給埃米琳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埃米琳在巴黎學習期間，接觸到了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的《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此書對埃米琳的激進思想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她認為該書的觀點“激勵和影響了她的一生”。

社運時期

盡管埃米琳的父母要比當時英國中產階級的父母開明得多，但是他們依然無法完全擺脫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別觀念，在女兒的培養問題上，他們依然保持著傳統甚至保守的觀念。這就出現了自相矛盾的觀念沖突：一方面，古爾登家族孕育了埃米琳的自由和正義的理念；另一方面，在教育上，父母又施以傳統的規范來約束她。隨著埃米琳的逐漸成熟，這種情形必然激起她對維多利亞式中產階級女性生活的強烈不滿。而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Pankhurst，1838-1898年）的出現，使她的人生開始有了新的選擇。理查德是曼徹斯特婦女參政全國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他積極參與婦女的參政運動，為婦女爭取權利做出了各種努力。埃米琳通過跟隨父親參加理查德的政治集會而有緣結識這位激進的政治家，漸漸地，理查德成為埃米琳心目中的英雄。

1879年12月18日，埃米琳和理查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從此改姓為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婚后，富有自由激進思想的理查德沒有按照中產階級的家庭觀念去要求埃米琳，相反，他鼓勵埃米琳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并不希望埃米琳變成家務勞動的機器，而始終認為除了家庭，社會同樣需要女性做出努力。正如他婚前的信中所言，“每一項斗爭事業都將是我們共同的事業”。

埃米琳加入新生的英國獨立工黨后經歷的事件對她日后“要行動”的激進政治理念的形成同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獨立工黨在成立之初，由于資金的缺乏，根本沒有開會的場所，經常只能在戶外舉行集會，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曼徹斯特的克拉夫（Clough）公園。1896年5月17日，獨立工黨在此集會演講，其發言人被警察以擾亂公園秩序罪傳喚，由于他們拒交罰金而被捕入獄。此后，埃米琳作為唯一的女性和其他工黨成員多次來到此地繼續演講，抗議當局的行為。由于男性演講者陸續被捕，埃米琳被推到政治斗爭的前沿，成為集會的主持發言人，其不俗的表現使這場斗爭繼續保有活力。

埃米琳還協助丈夫進行了三次議會競選，這些活動的參與對埃米琳的政治觀念和政治活動能力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1885年的第二次競選活動，它對埃米琳激進戰斗策略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1885年的大選之年，理查德作為自由黨代表參加了競選。盡管此次選舉有自由黨的支持，但理查德最終還是輸給了保守黨的代表。埃米琳把這次失敗歸咎于愛爾蘭自治者的影響。她認為，在選舉中，愛爾蘭選民在自治黨領袖查爾斯·斯圖亞特·帕內爾的引導下拒絕投票給自由黨——即使自由黨的代表是支持愛爾蘭自治的，而把票投給了保守黨。愛爾蘭自治黨所處的這種舉足輕重的局勢，對于埃米琳的政治意識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她說：“這樣一個小黨，幾乎是沒有可能從絕大多數的敵對中贏得自治的，但是帕內爾及時用他所能用的種種方法使政府屈服。這是可資借鑒的政治經驗，今后要為我所用。”

嶄露頭角

1889年，富有實戰精神的艾米林·潘克赫斯特建立了“女權同盟”。 1894-1903年，埃米琳把自己主要的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獨立工黨的工作中。這個時期是埃米琳獨立走上政治舞臺的開始，也是她政治意識日趨成熟的時期。在這之前，她是以潘克赫斯特夫人的角色協助丈夫參與各類社會政治活動的，而今她的個人政治身份開始顯現，并在地方政治中嶄露頭角。

1894年，埃米琳以獨立工黨代表身份毫無爭議地當選為奧彭肖（Openshaw）的濟貧法監護人。當時的中產階級婦女很少有人愿意從事這項并不令人愉快的工作，因為必須經常面對那些處于最困頓的社會群體。通過濟貧法監護人工作，她接觸到了社會底層的民眾，親身感受到了社會底層婦女的悲慘境遇。她在擔任曼徹斯特獨立工黨濟貧法監護人期間，參觀了曼徹斯特地區的很多工廠，親眼看到女工、童工的悲慘境遇。擔任濟貧法監護人，強化了埃米琳的政治意識，使她強烈地意識到，婦女只有獲得選舉權，才能徹底改變自己的悲慘命運，而只有通過婦女的參政運動，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她說：“在我成為濟貧法監護人之前，我已是一個婦女參政者，但是正是擔任濟貧法監護人的工作，使我開始意識到，女性擁有選舉權不僅是一種權利，而且是一種迫切的、不容置疑的需要。正是那些無法得到保護的貧困母親和嬰兒的悲慘境遇，激勵我成為戰斗的參政者。”

1900年，埃米琳作為獨立工黨的代表被選為曼徹斯特的教育督導。地方督導職位的設立主要是為了配合1870年《教育法》的貫徹實施。曼徹斯特是第一個成立教育督導委員會的城市，該委員會也是當時英國規模最大、最有影響的教育督導委員會。教育督導的設立給婦女參與地方政治提供了新機會，婦女可以通過選舉成為教育督導。這份工作強化了她女性主義的觀念。她發現，女教師明顯處于劣勢，不僅工資低于男教師，且在常規的課目外，要額外承擔家政課程。為此，她提出了批評和質疑。

1902年《教育法》廢除了教育督導制度，代之以新的體制。埃米琳認為，這是對婦女代表的一種侮辱，婦女不再有資格進入地方政府的教育機構。在她看來，導致婦女在地方政治中處于次要地位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婦女沒有選舉權。在婦女地方政府協會和全國工作婦女聯盟的共同壓力下，政府做出了讓步，同意地方教育當局允許女性成員參與。

1903年4月，在獨立工黨的力薦下，埃米琳成為曼徹斯特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她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4年，并被任命為曼徹斯特技術學院的指導。曼徹斯特技術學院是歐洲排名第二的技術學院，每年要花費數千英鎊的費用用于男性的技術培訓，卻不為女性提供任何技術培訓。由于男性工會反對給婦女提供技術培訓，只有面包和糖果制作技術的培訓才允許婦女加入。埃米琳認識到，這是男性把女性置于服務的位置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從而更加堅定了她為改變婦女社會政治地位而斗爭的決心。

1898年7月5日，理查德病逝。丈夫的去世使家庭生活陷入了窘境，為生計所迫，埃米琳辭去了濟貧法監護人的工作（該職位不帶薪酬）。不久，她承擔了一份帶薪的工作，負責地方政府中的婚姻、出生和死亡登記注冊。這一職位使埃米琳有更多機會了解婦女的生活境遇。她所在的工作區域是工人階級集居之地，因此在擔任注冊員期間，她和眾多女工有了面對面的接觸，所見所聞她們各自的不幸遭遇，促使她決心要讓婦女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社會中生活。

婦運領袖

1894~1903年，埃米琳參加獨立工黨并希望該黨致力于改變貧窮婦女的不幸，支持女性的議會選舉權。該黨雖對婦女參政持友善態度，卻并不真正熱心推動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經半個多世紀、寄予厚望的三次議會改革并未賦予婦女選舉權。為破除根深蒂固的“女人的位置在家中”的傳統的性別隔離，1903年，她又同自己的兩個女兒組織起“婦女社會與政治同盟”，成為女權運動激進的核心力量。以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為代表的婦女社會政治同盟在20世紀初掀起了一場更為激進的婦女參政運動，她們以男性激進模式為榜樣，通過暴力的手段爭取平等的政治權利，震撼了整個英國社會。她們闖入演說會場質問首相或大臣，為了喚起社會各方人士對婦女參政運動的關注，她們還采取了激烈的手段，破壞設施、縱火、自殺等形式。

1903年10月，由17個婦女參政團體組成的婦女社會政治同盟成立，這是英國婦女參政運動史上最為著名的組織。埃米琳強烈要求政府改變對婦女不公平待遇和性別歧視，她認為“女性與男性一樣承擔著各種義務，就應該享有和男子一樣的平等權利和參與法律的制定”，“如果一半的人口基于性別被排擠在政治體制之外，顯然代議制政府是名不副實的，英國并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埃米琳“要行動，不要空話”的參政理念一直貫穿在同盟的行動綱領之中。

1905~1914年英國的婦女激進參政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集會、游行、會議質詢等主要形式爭取權利；第二階段升級為對公共秩序制造有限度的破壞，砸窗、焚燒郵件等形式，并采取絕食方式來表示決心；第三階段則帶有暴力革命傾向，擴大至使用炸彈、縱火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停止。

第一階段（1905－1907）：婦女社會政治同盟采用激進的和平方式，爭取公眾關注和支持，最常用的手段是干擾政治會議議程的進行。

1905年5月12日，英國議院討論婦女參政議案，來自蘭開夏的紡織工人、全國婦女參政協會的代表以及同盟的成員把議會大廳擠得滿滿的，期盼能夠通過這一提案。然而議程安排的第一個提案卻是關于車行道照明問題。婦女參政者見證了議會的成員認真討論并批準了道路照明提案，卻在玩笑和掌聲中輕易否決了婦女參政議案，嘗到了苦澀的失望和被玩弄的感覺。

1905年10月13日自由黨在曼徹斯特舉行集會，安妮·肯尼和埃米琳的長女克麗絲特布爾旁聽她們向發言人提問：“若自由黨再度當政，是否給女性選舉權以及該黨將對婦女解放采取哪些舉措？”當發言人不予回答時，她們再度提問，并揮舞“給婦女選舉權”的旗幟，展開寫著：“自由黨政府是否給工人婦女以公正？！”的9米長幅制造聲勢，最終導致會場混亂，兩人遭到逮捕并且受到審判。在法庭上她們拒絕繳納罰金，被分別判罰3~7天監禁。她們英勇的舉動和被囚禁的消息受到媒體關注，“衣著體面的婦女被警察粗魯地扔出了會場”的照片震驚英國公眾。習慣于紳士風度的英國人覺得不可思議，許多讀者寫信給報社表達對婦女的同情，并不斷有新成員加入，該組織的影響和規模得以擴大。正如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所認為的那樣：兩個人的行動揭開了英國婦女參政史上主動出擊、對抗政府的序幕，婦女參政運動從邊緣變為一個活躍的中心話題。

1906年1月，自由黨在大選中獲勝后，同盟的抗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07年2月13日，婦女多次沖擊國會，大約60多名婦女被捕，很多人在與騎警激烈搏斗時受了傷。1907年2月同盟成立議會內的游說團，組織一次次戶外集會與示威游行。這期間埃米琳·佩西克和她的丈夫弗留德里克·勞倫斯創立了同盟的第一份報紙《給婦女投票權》。

第二階段（1908－1912）：同盟行動演變為有節制的暴力行動。通過砸窗戶、毀壞財物、襲擊政治家、燒毀信件，并采取主動要求被捕、在獄中進行絕食抗議等方式對公共秩序制造有限度的破壞，吸引社會廣泛關注，以期向政府施壓。

1908年6月21日，2.5~5萬同盟會員參加舉行婦女參政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戶外示威游行。1908年2月11日，埃米琳率代表團要求見首相，抗議最近50名參政者的被捕，為此埃米琳被判監禁6個星期。

1908年7月，當首相阿斯奎思拒絕接受已通過二讀的婦女選舉權法案時，同盟成員終于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在未經領導人許可的情況下，2名婦女將唐寧街10號首相住宅的玻璃砸碎。此次砸窗行為雖為自發的泄憤行為，但卻啟發了領導，埃米琳簽署命令把砸窗戶作為行動方式，以吸引社會更大的關注。

1910年，她們數年的努力終于得到了一些微弱的回應。對歷時多年的爭取投票權運動持同情態度的一組男議員向議會提交了一份《和解草案》（Conciliation Bills），提倡把投票權賦予私有資產達百萬的女性。在最初的辯論中，議員們對這一法案給予了絕對多數的支持。但后來這一法案由于時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反對遭到雪藏。他宣稱：“由女性參選的政府作出的決定會缺乏事實上和道德上的權威。”正如埃米琳所說，“要行動，不要嘴動。是我們永遠的座右銘。”（“Deeds,not words, was to be our permanent motto.”）作為回應，她在1910年11月18日領導300名女性參政論者，組成代表團在議會入口外集結。警方組成的人墻對她們進行管控，后來升級為暴力，她們被毆打甚至性侵。

結果是血腥的——115名女性入獄，無數人受傷，2名女性喪生。這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一張警察攻擊一名倒在地上的女性的照片登上了報紙頭條，而政府也很快意識到他們越過了底線，于是所有被捕女性在圣誕節前被釋放了。埃米琳的姐姐也在此事件后逝世。

此后一年內，人們再次嘗試尋求和平的解決方案，但1911年，首相再次撕毀了下議院通過的《和解草案》。婦女參政論者不得不再一次舉起武器。400名女性協力組織了一場砸窗戶的破壞運動，攻擊百貨商場等地點。

絕食、特別是集體絕食，不僅成為她們抗爭的主要形式，還大大推動了團體精神的形成。埃米琳被拘留14次，被判入獄6次，參加絕食行動12次。她的女兒們也都相繼多次入獄。在暴力行動中，1909年有294名婦女被捕，163名被囚禁，110名絕食和36名被強制進食。1910年有116名、1911年有188人被囚禁，1912年有240人被捕。埃米琳堅持用絕食方式來迫使政府讓步，警方則采取強制性喂食的做法對付婦女參政者。其殘酷畫面、婦女們在被捕后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再次引起社會震撼，堅定了婦女們團結奮戰的意志和決心。

第三階段（1912－1914）：同盟的暴力行動進一步升級。埃米琳在《我的故事》中提及，1913年暴力的不斷升級就是為了讓民眾感到不安全，可以讓公眾轉而對政府施加壓力，賦予婦女選舉權。1913年的前10個月共發生323起暴力事件，平均每月32起。1914年前7個月間發生105起，平均每月15起。據統計，有1000名婦女相繼入獄。在1913年婦女選舉法案再次失敗后，同盟開始縱火的行動，火車站、教堂、學校和私人住宅以及工業用房都曾經遭到婦女們炸彈襲擊和縱火焚燒，就連倫教皇家植物園的蘭花、曼徹斯特和倫教美術館的藝術作品也都成為她們襲擊的目標。

1913年6月4日的葉森德比賽馬會上，為了喚起英國及國際社會對英國女性投票法案運動的關注，同盟的激進分子艾米麗·威爾丁·戴維森（Emily Wilding Davison）懷揣著“給女性投票權”（“votes for women”）的紫白綠色橫幅沖向了王室成員的賽馬，自戕于國王喬治五世的馬蹄下，不治身亡。這一事件使婦女爭取投票權運動連續數日占據報紙頭條。而在這之前，婦女社會與政治同盟以各種方式試圖吸引社會對于女性權益的關注和支持，卻都以失敗告終。而這一次，全世界的媒體鏡頭終于都轉向了她，進而轉向了她所代表的群體。

晚年生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8月英國對德宣戰，埃米琳和英國政府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急邃的變化。她暫停斗爭，決心與政府共渡難關。在同盟和政府進行談判后，政府宣布對入獄婦女大赦，暴力活動宣告結束，婦女們投身到支持英國參戰的行列之中。埃米琳的公眾形象也開始了從英國政府眼中的暴徒到歐美大眾心目中英雄的轉變。

女權主義者們通過演講、寫信和加入志愿服務大軍，動員人們參戰，號召女性投入生產。戰爭期間，許多女性接替了應征入伍的男性的工作，由于收成不好，英國政府食品生產部迅速組織了婦女土地服務隊，發動女性從事農業生產，以保證有足夠的食物儲備。聯盟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政府開始承認女性的價值。一戰結束后，政府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女性的努力，英國不可能贏得戰爭的勝利。1918年2月，英國政府規定，30歲以上女性獲得選舉權。

多年的巡回演出、講座、監禁和絕食使她們付出了代價，疲勞和疾病成了埃米琳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健康每況愈下，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搬到漢普斯特德的一家養老院。1928年6月14日星期四，埃米琳·潘克赫斯特逝世，享年69歲。她被埋葬在倫敦布朗普頓公墓。

潘克赫斯特去世前一個月，政府通過法案，女性贏得了和男子同等的選舉權。隨后，美國等國家也逐漸允許女性投票。

主要作品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立女權運動組織“婦女社會政治協會”，以“行動而不是嘴動”為口號，發起各種抗議活動，促使社會關注婦女平等參政的權益。以她為代表的英國女權運動家不惜以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為代價，為婦女爭取選舉權。在她們的努力下，“人民代表法案”于1918年2月6日獲得議會通過。從此，年滿30歲且擁有財產權的英國女性被賦予選舉權。1928年，即潘克赫斯特去世之年，英國21歲以上女性終于獲得與男性同等的選舉權。

隨后，美國等其它國家也在婦女參政運動的浪潮中逐漸允許婦女投票。在1999年，美國《時代》雜志將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并表彰了她對世界的影響力：“她塑造了我們這個時代女性的想法，她使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模式，這可能已沒有回頭路。”

隨著時光的流逝，婦女參政論者的形象在慢慢的改變，她們不再是罪犯、暴徒，而成為英國婦女運動史上最具超凡魅力的英雄，成為英國女性爭取民主權利不懈努力的象征符號。

個人演講

《自由或死亡》、《婦女從未惱恨生為女兒身》 、《爭取人類自由的最后一戰》。

人物傳紀

傳記《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作者君·坡維斯新。2002年8月3日的英國《衛報》發表了對這部傳記的書評，作者是麥克·福特。

人物評價

1918年戰后，時任英國副首相大衛·勞埃德·喬治贊揚了潘克赫斯特和婦女黨：“她們以杰出的才能、堅韌和勇氣與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綏靖主義者斗爭。”

1928年6月18日，潘克赫斯特的死訊在全英國范圍內傳開，并在北美廣泛傳播，《每日郵報》將她的葬禮游行評價為“就像一個軍隊在哀悼去世的將軍”，《紐約論壇報》稱她為“20世紀早期最杰出的政治和社會煽動者，也是爭取女性選舉權運動的最重要領袖。”

1930年，時任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在潘克赫斯特雕塑揭幕儀式上的講話中回顧了夫人的一生，并肯定了她所做出的貢獻：“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潘克赫斯特所作的一切使她名垂青史。站在我們面前的她是一位堅定而富有魅力的領導人，她是一位雄辯的演說者，她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強者，……沒有任何一位婦女像她一樣具備這么多的頭銜，也沒有一位婦女讓我們汲取那么多的力量和勇氣。今天我們為這位英雄婦女的雕像揭幕，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緬懷她。”

1993年，時任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同盟成立75周年的紀念活動上，并肯定潘克赫斯特是英國婦女的“英雄”。

2018年2月6日，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參觀女權運動家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故居，并發表講話紀念：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女權運動家們“不懼來自傳統社會的激烈反對，堅持不懈為女性爭取投票權，因為她們知道自己的目標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