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歷史背景

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歷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遷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眾多，山多地少，怎么辦？出外經商是一條出路。

豐富資源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來指導經商。

明清是我國商品經濟較發展的時期，明清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徽商鼎盛之時。

發展歷程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于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于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占70%，極盛時還要超過。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曾國番與太平軍在皖南與徽州的拉鋸戰，徽州十村九毀，生靈涂炭。加之隨著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系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主要特點

1.遍布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

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

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

4.資本雄厚。如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從事販鹽，擁有船只千艘，所銷之鹽占淮鹽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

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 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

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

6.獲利致富后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同時，榮歸故里，大興土木。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0萬兩銀子。

經營之道

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縣人多鹽商，績溪人多菜館業，休寧人多典當商，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多。

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休寧商人朱云沾在福建開采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邊生產邊販賣，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經營多取批發和長途販運。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還使用奴仆營商，休寧人程廷灝曾驅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徽商在經營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項目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托。他們除以“急公議敘”、“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儒學氣質

宋元以后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徽州，既是一個徽民"以賈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賈活躍之區，又是一個"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文風昌盛之鄉。在歷史上，賈與儒密切聯結，成為徽州商幫的一大特色。傳統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進了徽州故地的儒學繁榮，另一方面反過來又借助于儒學對徽商的商業經營活動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

徽商之所以"賈而好儒"，一則因為商業自身發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商品與貨幣的運動錯綜交織，商品供求關系變化萬端，作為商品經營者須有相關的商業知識和社會知識，才能正確分析和把握市場形勢，當機立斷以獲厚利。同時，隨著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同行業之間以及各行業之間的交往關系日益密切，這又需要商人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顯身手。如此從賈就要與業儒結下不解之緣。二則因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稱"禮讓之國"，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學興盛之后，崇儒重學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社會環境致使徽商潛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響，加上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說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鄭孔曼，出門必攜書籍，供做生意間隙時閱讀。他每到一個地方，商務余暇當即拜會該地文人學士，與其結伴游山玩水、唱和應對，留下了大量篇章。同鄉人鄭作，也嗜書成癖，他在四處經商時，人們時常見他"挾束書，而弄舟"。所以認識鄭作的人，背后議論說：他雖然是個商人，但實在不象商人的樣子。

還有歙縣西溪南的吳養春，是明代萬歷年間雄資兩淮的顯赫巨賈，祖宗三代書香裊裊，家筑藏書閣，終歲苦讀。日本侵入高麗(朝鮮)時，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輸銀三十萬兩，皇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其父吳時俸，皇賜"文華殿中書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贈，史書曾有"一日五中書"之稱。

他們有的是在實踐中雅好詩書，好儒重學，"賈名而儒行"，抑或老而歸儒，甚而至于在從賈致富使"家業隆起"之后棄賈就儒。有的在從賈之前就曾知曉詩書，粗通翰墨，從賈之后尚好學不倦，藹然有儒者氣象。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旌陽程氏宗譜》）再如休寧商人江遂志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恒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濟陽江氏族譜》）有的則勸令子弟"業儒"攻讀，以期張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往往是"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盼望子弟能夠"擢高第，登仕籍"，從而振家聲，光門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與此同時，不少徽商還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資助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以"振興文教"。

徽商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而集于一身，迭相為用，張賈以獲利，張儒以求名。

沒落原因

徽商興盛于明中葉以后，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幾年之間，不僅使過去虧欠商人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溜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盡管曹振鏞這樣說，但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戶部占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采用，反以為受茍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于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沖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后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尸首遍野，廬舍為墟，十村九毀，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加之，泥古于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于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