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公羊傳》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相傳其作者為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齊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母生（子都）一起將《春秋公羊傳》著于竹帛。《公羊傳》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公羊傳》的作者舊題是戰國時齊人公羊高，他受學于孔子弟子子夏，后來成為傳《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即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漢書·藝文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春秋三傳的淵源說得很詳細。晉范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尚書》和《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這是中國古代有記載的（甲骨文）最早的兩部書。
《春秋》是記事的，后多散佚，僅留下經孔子整理的魯國的《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谷(榖)梁傳》、《左傳》。《春秋》和《左傳》是編年體史書。
春秋經文，言簡義深，如無注釋，則無法了解。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
《公羊春秋》作為家學，最初只是口耳相傳，至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漢景帝時人）方與齊人胡毋生（《漢書》作胡母生，復姓胡毋，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將《春秋公羊傳》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傳》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志》籠統地稱之為“公羊子”，顏師古說是公羊高，《四庫全書總目》則署作漢公羊壽，說法不一。
《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并，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文的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公羊傳》是今文經學的重要經籍，歷代今文經學家時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同時它還是研究先秦至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后世注釋《公羊傳》的書籍主要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鄭玄在《六藝論》中有所批評：“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谷梁善於經。”
東晉范甯（《後漢書》作者范曄之祖父）在他所撰的《春秋榖梁經傳集解序》中評論《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公羊傳》的成就在於發揮《春秋》的褒貶，從而找出“微言大義”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東漢何休語)。
原文
原文：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后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訴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申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弒靈公，然后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譯文：晉靈公不行正道，讓大夫們都到內朝上朝，自己卻站在臺子上用彈弓射上朝的大夫，他的大夫們奔走躲避彈丸，晉靈公以此取樂而已。有一次趙盾上完朝出來，與大夫們站在外朝，有人抬了一個筐從宮中小門出來，趙盾問：“那是什么，筐為什么從小門出來？”叫那人，那人卻不過來，說：“您是大夫，想看就過來看看吧。”趙盾湊近一看，赫然是一個死人。趙盾問：“這是什么人？”那人回答：“是膳宰，他沒把熊掌做熟，國君生氣拿斗打他的頭把他打死了，肢解了尸體讓我丟出去。”趙盾“啊”了一聲，就快步進宮。靈公看見趙盾進來，驚恐地向他拜了兩拜。趙盾遲疑不前，向北面兩拜磕頭至地，然后就快步出來了。靈公心中有愧，就想殺了趙盾。于是派勇士某人去殺趙盾。勇士進入趙盾家的大門，沒看到有人守護；進入院內小門，也沒看到人守護；走上廳堂，也沒看到人。勇士低頭從門縫偷看，看見趙盾正在吃只有魚的晚飯。勇士說：“啊，他真是一個仁義的人。我進大門沒看到人，進入內室沒看到人，走上廳堂也沒看到人，可見他的節省啊。他是晉國的重臣，卻吃只有魚的晚飯，可見他的簡樸啊。國君讓我殺他，我不忍心殺他。雖然這樣，我也不能再見我的國君了。”于是就自刎而死。晉靈公聽說后非常生氣，就更想殺趙盾了，但眾多手下卻沒有能派去執行這項任務的。于是晉靈公就在宮中埋伏好甲兵，叫趙盾來吃飯。趙盾的車右武士叫祁彌明，是晉國的大力士，壯勇地跟著趙盾入宮，來到堂下站好。趙盾吃好了，晉靈公對趙盾說：“聽說你的劍是一把利劍，你拿出來給我，我觀賞一下。”趙盾站起來想把劍呈現給晉靈公，祁彌明在堂下大喊：“趙盾吃飽了就出來，為什么在國君的住所里拔劍呢？”趙盾一聽頓時明白了，急忙沿階跑下來。晉靈公有一條訓練有素的狗，叫作獒。晉靈公喊來獒叫它去追趙盾。獒也迅速地沿階追下來。祁彌明迎上去飛起一腳，踢斷了獒的下巴。趙盾回頭說：“國君您的獒不如臣的獒啊！”然而這時宮中埋伏的甲兵擊鼓沖了上來，其中有一個人抱起趙盾放到了車上。趙盾回頭問：“我為什么會讓您這么對待我？”甲兵說：“您有一次在大桑樹下給我吃的，讓我得以活命。”趙盾問：“您的名字是什么？”甲兵說：“我們的國君為誰埋伏下的甲兵？您趕快乘車走吧，何必問我的名字。”趙盾驅車沖了出去，甲兵們都沒有進行阻攔。趙穿以民眾不滿為由，起兵弒殺了晉靈公，然后迎接趙盾進入國都，與趙盾一起執掌朝政，立成公黑臀為君。
《春秋公羊傳》作為今文學派的中堅，有獨特的理論色彩。主要有三項：
1、政治性。講“改制”，宣揚“大一統”，撥亂反正，為后王立法。
2、變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說”歷史哲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其雛形。董仲舒加以發揮，劃分春秋十二公為“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表明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鐵板一塊，或凝固不變，而是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階段。
3、《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所傳聞世”是“據亂世”，“內其國外其夏”；“所聞世”是“升平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世”是“太平世”，“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闡發，《春秋》之“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張三世”。即孔子將春秋242年的歷史，劃分成了“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這種認識有兩點值得注意：
1、他們所“描述”的歷史運動，并不符合史實但卻符合“理想”。從春秋“本然”的歷史來看，“三世說”的誣妄顯而易見。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說殊難稽信也。事實上春秋時愈降則愈不太平，政亂民苦無可告訴，可謂太平乎？”
至少從漢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經對于人類歷史運動的規律性進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討。根據公羊家的論述，人類歷史的演進，從“據亂世”進入相對平和穩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條“理想”的社會發展軌轍。在這套理論中，蘊涵著“歷史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樣一種可貴的思想胚芽。
2、“三世說”在本質的規定性上是循環論的。但在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環范圍內，又存在著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個“進化”的序列。何休注《公羊傳》，更糅合了《禮記·禮運》關于大同、小康的描繪，發展成為具有一定系統性的“三世說”歷史哲學，論證歷史是進化的，變易和變革是歷史的普遍法則。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時的進一步發揮：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經過了所傳聞的衰亂世、所聞的升平世和所見的太平世這樣三個階段。而所以會是三個階段者，蓋由于“禮”是尚三的等等。這是何休的歷史進化論，公羊傳本身并沒有這么多意思。自東漢以后，封建社會結構趨于穩定，主張“尊古”的古文經學更適于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取代了主張“改制”、“變易”的今文學說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學說從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葉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傳》寫定于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
《公羊傳》其戰國初至漢初的傳承系統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毋子都（生）；公羊學派對《春秋》的研究開始僅口說流傳，至漢景帝時，胡母生和他的老師公羊壽用漢代的隸書“著于竹帛”，才使《公羊傳》成書。
漢初傳《公羊》有三家，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說：“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在這三家中，盡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對《公羊》的闡發比胡毋生與公孫弘深刻，但始終只是《公羊學》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學的唯一宗師。特別是，東漢《公羊》學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詁》中，明確胡毋生是《公羊》宗師，而一個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漢初期，時代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齊學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漢景帝時，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為博士。二人同業《公羊春秋》（也有學者認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著書稱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為代表的齊學學者將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取得漢武帝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胡母生弟子眾多，有名的除公孫弘外，還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之呂步舒。后來，又有齊人任公、貢禹、管路、左咸、魯眭孟、顏安樂、嚴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傳》得顯。
《公羊春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東漢的何休、唐代的徐彥、清代中后期常州學派的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公羊學派中有影響的人物。
1995年，蔣慶出版《公羊學引論》一書，為當代公羊學重興之濫觴。
《公羊傳》的歷史思想比《谷梁傳》更為豐富，其影響也更深遠。在漢代，公羊學大顯于世。魏晉以后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鴉片戰爭前后卻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其秘密在于《公羊傳》中蘊含著一套獨有的政治———歷史哲學。
《公羊傳》寫定于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從這一根本點出發，《公羊傳》包含著一些可供人們發揮的歷史思想：
第一，《公羊傳》認為孔子在《春秋經》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大力彰揚孔子擁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場，作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則，為戰國晚期正在進行的“統一”作輿論的準備。甚至直接成為孔子專為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第二，《公羊傳》又包含有歷史變易觀點，人們可以據之推演，劃分歷史的發展階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說。更重要的是，其對于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242年視為鐵板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第三，《公羊傳》專講“微言大義”。上述兩項都是極重要的“微言大義”，其他明顯的還有：隱公三年講譏世卿；莊公四年講“九世復仇”；閔公元年講“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諸如此類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總括來說，《公羊傳》的歷史哲學具有政治性、變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點，在儒家經典中并不多見。
《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公羊傳》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歷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三傳今古文之爭
三傳今古文之爭，自漢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結論。四庫簡目綜評，左氏褒貶或有不確之處，但所述事實，都是根據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跡的始末，何能臆斷是非？所以，研讀春秋，必以左傳為根柢。
《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經過六傳，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經師附益，難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義相傳，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與公羊同師，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義，或為公羊所不及。此論可謂公允。
左氏所記的事實，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莊公八年，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鄭子產講述禹王之父鯀死后化為黃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禍福之期等。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確是奇異。所以范寧在他的谷梁傳序文里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為之大開，探索經義自然便利。故以左傳為主，兼采公谷二家，實為研讀春秋的正途。
傳說《公羊傳》是戰國時代公羊高編撰的，先是師徒口耳相傳，直到西漢景帝時才寫定成書。和《左傳》《谷梁傳》一樣，《公羊傳》開始是與《春秋》分開流傳的，大概在西漢后期哀帝時，著名學者劉歆“引傳文以解經”，才把孔子編定的魯國史書《春秋》尊為“經”，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稱為解釋經書的“傳”，后人以傳附經，合為一編，從此便把這三本書合稱為“春秋三傳”。
《漢書·藝文志》的“春秋”類有：“《公羊傳》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齊人。”唐代顏師古注：“名高”。“公羊”的含義是什么呢？有人認為是復姓，有人懷疑“公羊”、“谷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轉音，近人蔡元培、顧頡剛等認為“公”和“谷”雙聲，“羊”和“梁”疊韻，因而“公羊”即是“谷梁”，這兩部書的作者可能是同一個人，這種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頤煊《經義叢鈔》認為，“明”字的古音讀“芒”，“芒”和“羊”同韻，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謂公明高也”。此說也缺乏說服力。關于公羊子，正史上沒有發現其他記載。
《公羊傳》未成書之前，口耳相傳，它的傳承過程，據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序》唐徐彥疏引戴宏序說：“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這段話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說《公羊傳》傳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第二，《公羊傳》的成書從子夏（生于魯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漢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經過了340年左右。第三，漢景帝時，《公羊傳》才寫定成書。
關于第一點，楊伯峻《經書淺談》指出：“《公羊傳》中‘大一統’這個觀念，要在秦漢以后才能有，這就足以證明《公羊傳》不出于子夏。”他又說：“總之，無論公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學生，托名子夏，不過借以自重罷了。”關于第二點，戴宏所說的傳承線索明顯有誤，340年間公羊氏僅傳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這是不可能的。關于第三點，說《公羊傳》作于漢景帝時，大致可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公羊傳注疏》認為：“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谷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證。”《公羊傳》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寫的，就不應引自己的說法。由此可以證明，《公羊傳》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傳的。看來，《公羊傳》可能是集體創作，最后由公羊壽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寫成書。
儒家十大經典經書 N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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