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飛

人物簡介

王若飛（1896年10月—1946年4月8日），幼年原名大倫，小名運笙（運生）、蔭生，號繼仁，曾用名王度、雷音，參加革命深入敵后化名黃敬齋，出生于貴州安順，杰出的共產主義先驅、中共領導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的“四八”烈士。

青年時代，王若飛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討伐袁世凱運動。1922年6月，王若飛與趙世炎、周恩來等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積極從事馬列主義的宣傳。1923年由法國共產黨黨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先后任豫陜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江蘇黨委省農委書記，并作為中共代表團代表之一，與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談判，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著名的《雙十協定》。1946年4月8日，王若飛乘飛機回延安，因飛機失事于山西興縣黑茶山不幸遇難，終年50歲。

2009年，王若飛被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主要經歷

孩童時期

王若飛，號繼仁，原名王運生。1896年10月，出生于貴州安順市西秀區一個封建家庭，家住中華北路173號。1903年遷居貴陽。

1904年2月，王若飛被二舅父黃齊生接至貴陽承擔撫養、供讀。入貴陽達德學校學習（現為貴陽達德書院舊址，位于貴陽市商業中心大十字南側）。他從《木蘭辭》中讀到”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名句時，十分向往那種奮戰韁場、馬革裹尸的戰斗生涯“，遂改名若飛。

1911年11月，王若飛響應辛亥革命號召，參加貴陽學生隊稽查城防。1912年在群民書店任店員。

革命歲月

1915年，王若飛隨大舅父黃干夫到銅仁礦務局任文書兼會計。但在舅父黃齊生的帶領下，參加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斗爭，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1917年，王若飛在黃齊生的帶領下留學日本，“五四運動”爆發后，毅然回國。

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

1922年6月，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王若飛同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積極探討中國革命問題，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年秋，同趙世炎、陳延年等一起，由阮愛國（即胡志明）介紹加入法國共產黨。

1923年，王若飛赴蘇聯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4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5年3月王若飛回國。不久他擔任中共豫陜區委書記，在李大釗的指導下，他在中原地區大力發展黨團組織，積極開展以工人運動為中心的各項工作，為推動中原地區的革命運動作出了貢獻。

1926年，王若飛調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書部主任（即秘書長），參與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參與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中共五大后，王若飛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農民部長和宣傳部長。

1928年6月，王若飛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國農民協會駐農民國際代表，并在列寧學院學習。

1931年，王若飛回國就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員，參與了領導西北地區包括陜、甘、寧、晉、綏、新等地農民斗爭，開展土地革命。

1931年11月21日，王若飛在包頭-泰安客棧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度過了近6年的鐵窗生活。

1937年5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營救下，結束了5年零7個月的牢獄生活。同年8月到達延安，先后任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

1938年，王若飛起任中共中央華中工作委員會、華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任八路軍副參謀長。

1940年起，王若飛任中央秘書長、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等職。期間，他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許多政治、軍事文章，參與研討和制定了許多關于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政策、指示。

1944年5月，王若飛作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他還協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11月起任中共南方局工委書記，負責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廣泛團結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斗爭。

1945年6月，王若飛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8月，抗戰勝利后，他作為中共代表，隨同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參加國共兩黨和平談判。重慶談判期間，他日夜操勞、嘔心瀝血，協助毛澤東、周恩來工作。

1946年1月，王若飛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在會上，他按照黨中央要求，既堅持原則，又掌握靈活的斗爭策略，在改組政府和國民大會等重大問題上，團結各民主黨派，同國民黨的獨裁政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不幸遇難

1946年4月8日，王若飛攜帶著中共代表團就憲法、國民政府組成等問題同國民黨談判的最后方案，同秦邦憲、葉挺、鄧發和黃齊生等，乘飛機離開重慶返回延安。因天氣原因，飛機中途迷失方向，不幸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上撞山墜毀，同機13人全部遇難，王若飛時年50歲。

貢獻影響

國共兩黨舉行了十次正式談判會議期間，王若飛配合周恩來作了多次重要發言。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張治中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

王若飛在上海任職中共中央秘書部主任時，參與領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運動。在擔任中央秘書長、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期間，參與研討和制定了許多關于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政策、指示，對推動抗日根據地各項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王若飛于1940年4月在《八路軍雜志》上發表了《華北游擊隊與民眾游擊戰爭發展的經驗》一文，提出了游擊隊的七項任務，為游擊戰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王若飛對陳獨秀所犯錯誤的性質和嚴重后果作了揭露和批判。

王若飛指出內蒙古的工作要深入發動群眾，做好民族工作，開展武裝斗爭，到一定時候要進行土地革命。針對日本特務策動的“自治運動”，王若飛還提出要加強蒙漢團結，共同抗日。

王若飛在延安創辦了陜甘寧邊區黨委理論刊物《團結》月刊，還著有《中國向何處去》、《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十月革命開創了歷史的新紀元》等文章。

人物評價

中共早期領導人羅亦農這樣評價王若飛：“頭腦敏銳，分析問題透徹、深刻，有雄才大略，善于聯絡人——他像’黏合劑‘一樣把大家團結起來。“

2009年，王若飛被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鄧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若飛其人聰明好學，思想敏銳，性格開朗，待人隨和，在敵人獄中堅強不屈，大義凜然。”

傅作義這樣評價王若飛：“共產黨員王若飛，那才是個人才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