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孫。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曾國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后攻滅太平天國。其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曾國藩與胡林翼并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謚號“文正”，后世稱“曾文正”。
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國藩出生于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婁底雙峰縣荷葉鎮大坪村）的一個普通耕讀家庭。兄妹九人，曾國藩為長子，祖輩以務農為主，生活較為寬裕。祖父曾玉屏雖少文化，但閱歷豐富；父親曾麟書身為塾師秀才，作為長子長孫的曾國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輩的倫理教育了。曾國藩五歲啟蒙，六歲入家塾“利見齋”。
道光六年（1826年）春，曾國藩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曾國藩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后轉入湘鄉漣濱書院。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國藩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岳麓書院演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中試第三十六名舉人，并動身入北京準備來年的會試。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北京長沙會館讀書。次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長沙，于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于湘鄉會館。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于成功登第，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欽命曾國藩為四川鄉試正考官。8月，補授翰林院侍講。12月，曾國藩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轉侍讀。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會試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轉左庶子，不久升侍講學士。12月，充日講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淵閣直閣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書科事務。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禮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間，曾國藩就是這樣堅韌不拔地沿著這條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
咸豐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組織起事。咸豐帝詔群臣言得失，曾國藩進言“今日急務，首在用人”，又推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云、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再上書《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指咸豐帝的過失，咸豐帝“怒擲其折于地”，數日后復閱，才心服而納諫，并對其加以褒答。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
咸豐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途中因母喪歸家。這時太平天國運動已席卷半個中國，盡管清政府從全國各地調集大量八旗軍、綠營官兵來對付太平軍，可是這支腐朽的武裝已不堪一戰。因此，清政府屢次頒發獎勵團練的命令，力圖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來遏制太平軍勢力的發展，這就為曾國藩的湘軍的出現，提供了一個機會。11月，清政府命令曾國藩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團練。
咸豐三年（1853年），借著清政府急于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的時機，他因勢在其家鄉湖南一帶，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復雜的人際關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勇，并清廷上書征用了還只是都司的塔齊布。八月，曾國藩獲準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并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
在團練湘勇期間，他嚴肅軍紀，開辟新的軍隊，他先后將5000人的湘勇分為塔、羅、王、李等十營，并將團練地點由長沙遷至湘潭，避免與長沙的綠營發生直接矛盾。
咸豐四年（1854年）2月，湘軍傾巢出動，曾國藩發表了《討粵匪檄》。在這篇檄文里，他聲稱太平天國運動是“荼毒生靈”，“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著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故動員了當時廣大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對太平軍的斗爭當中，為日后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曾國藩命褚汝航為水軍統領，塔齊布為陸軍先鋒，率大小船艦240艘，水陸大軍17000人，揮師東下。3月，岳州戰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戰中又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曾國藩憤而投水自盡，幸被幕僚章壽麟所救。因戰事不利，曾國藩得旨革職。
此時，塔齊布與守備楊載福、知縣彭玉麟帶領陸軍攻克湘潭。七月二十五日，曾國藩重整水陸各軍后，出師攻陷岳州，擊殺太平軍曾天養，并攻克城陵磯，因功賞三品頂戴。10月14日取武昌、漢陽，因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因曾國藩努力推辭，而賞兵部侍郎銜。12月2日，曾國藩攻陷田家鎮，殺敵數萬，焚舟五千，進圍九江。曾國藩因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2日夜，石達開總攻湘軍水營于湖口，燒毀湘軍戰船100余艘。曾國藩跳船得免，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曾國藩憤怒至極，打算策馬赴敵以死，羅澤南、劉蓉力勸乃止。曾國藩派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支援武昌，而自己親自到江西招兵造船。7月，塔齊布卒于軍營，曾國藩趕往九江，統帥他的部隊。8月，收復湖口。9月，補授兵部右侍郎。
咸豐六年（1856年），石達開進攻江西，曾國藩坐困南昌，這時羅澤南卒于軍營中，彭玉麟走千里殺入重圍至南昌助守。9月2日，洪秀全與楊秀清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10月，曾國藩在長募勇組建吉字營入援江西。
咸豐七年（1857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國藩偕弟曾國華回籍奔喪。7月，兩次上疏，請求在家終制，獲咸豐帝準許。在當年建“思云館”。
咸豐八年（1858年）5月19日，李續賓、楊岳斌率水陸兩軍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國藩接咸豐諭出辦浙江軍務，救援福建。十二月，作《愛民歌》以訓湘軍。
咸豐九年（1859年）11月，曾國藩擬四路進兵之策，曾國藩攻取安慶，多隆阿、鮑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續宜攻取廬州。
咸豐十年（1860年）2月，曾國藩破陳玉成于太湖。由于兩江總督何桂清放棄常州而奔上海，導致蘇州、常州失陷。4月，清廷命曾國藩馬上趕赴江蘇，并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6月，實授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江南軍務。7月，命皖南軍務歸曾國藩督辦。
咸豐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湘軍攻陷安慶。9月25日，曾國藩移住安慶。12月20日，加太子太保銜，奉旨督辦四省（蘇、皖、浙、贛）軍務，其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同月，在安慶創辦內軍械所。年底，定三路軍進軍之策：“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而以浙事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于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1日，曾國藩奉旨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國荃補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鴻章率軍抵上海。五月，曾國荃率軍進駐雨花臺，會同彭玉麟的水師圍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軍回援天京，太平軍集結二十萬人兵力，十月起大戰湘軍四十多天，未能取勝。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克鐘山，合圍天京。7月，湘軍攻破天京，對無辜平民展開屠殺與搶掠。當時的南京城被燒毀，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稱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為“曾剃頭”、“曾屠戶”。同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八月，奏準裁撤湘軍25000人。
同治四年（1865年）1月，選漢唐以來各臣奏疏17首，編《鳴原堂論文》。3月，主持修葺種山、尊經兩書院。收養八百孤寒子弟，并從自己養廉銀中捐款課獎。5月26日，曾國藩率軍赴山東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遺書》完稿，共320卷，交金陵書局出版。
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鎮設防，劃河圈圍，清野查圩，馬隊追蹤。9月，經揚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調兵布防堵圍，沿途又張榜招員。10月，將金陵制造局遷上海虹口，和李鴻章原設的炮局及購自美國人的鐵廠合并，再加容閎購回的百多部機器建成江南制造總局。12月，核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制營規。
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奉旨進駐周家口，以欽差大臣的重權身份，督師剿捻。曾國藩根據捻軍行蹤不定、流動作戰的特點，采用了“重點防務、堅壁清野和畫河圈圍”的對策，但最終全部失敗。后來，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線”，希望借此天塹消滅捻軍。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制造總局下設造船所試制船艦。同時擬設譯書館。5月，會同李鴻章將江南制造總局由虹口遷高昌廟，征地擴遷，規制大增。六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
同治七年（1868年）4月，奉上諭改授為武英殿大學士。5月31日，至上海視察江南制造成總局。8月，奉命調任直隸總督。9月，江南造船廠試制的第一艘輪船駛至江寧，曾登船試航，取名“恬吉”。12月，曾國藩抵達北京，拜見慈禧太后與同治皇帝。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前往天津，辦理天津教案，考量當時局勢，沒有與法國開戰，“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后處死為首殺人的8人，充軍流放25人，并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并由崇厚派使團至法國道歉。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省館所書楹帖被毀，曾國藩深知其中和戰利害，自引其咎，得到丁日昌的同情。 曾國藩背負罵名，病情加重，于是召來李鴻章處理案情。
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于后，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
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挈李鴻章聯銜會奏《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折》。九月，視察水陸各營防務、訓練情況。十一月抵達上海。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國藩領銜上奏，促請對“派遣留學生一事”盡快落實。并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推薦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常駐美國管理。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此后，曾國藩時發腳麻之癥，舌蹇不能語。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發腳麻，曾紀澤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繪像祀之。朝廷聞訊，輟朝三日。追贈太傅，謚號“文正”，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6月25日，靈柩運抵長沙。7月19日，葬于長沙南門外之金盆嶺。
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縣（今望城區）湘西平塘伏龍山。與夫人歐陽氏合葬。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于程朱之學并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于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斗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于隘”、或“病于瑣”、或“偏于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于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并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圣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并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圣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后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于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曾國藩對于書法理論的闡述見其《日記》、《家書》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說。從乾道——陽剛美——著力——雄奇——大氣，從坤道——陰柔美——不著力——淡遠——韻勝，形成了他一個系統的書法理論觀。曾國藩一生勤勉于書法創作，走過了一條由泛而專，由繼承古典到創新時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一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豎起了一面承唐繼宋明而剛柔相濟的正書旗幟。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范。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對“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于“士大夫習于憂容茍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為，“吏治之壞，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基于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于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至于關系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己奉公，“漸求整頓，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
受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并反對借師助剿，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
曾國藩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系等方面。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熏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于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于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于曾國藩一人。其后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并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系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于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后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后采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采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贊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澤東一生很注意這點，曾國藩的“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毛澤東建立紅軍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大國船夢》杜雨露飾演曾國藩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鑒，所識拔多賢將。
李瀚章：其深識遠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石達開：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見也。
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于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絕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杰，尤屬不遺余力。嘗聞曾國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后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亦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
左宗棠：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李鴻章：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筑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朱孔彰：中興景運，群公輩出，十年之間，削平大難，非天生圣相而振興之，烏能若是邪？然履危瀕死屢矣，有百折不撓之志，宏濟艱難，雖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謀也。趙衰之言曰：“說禮樂，熟詩書，為元帥。”孫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謂為三不朽。”公獨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國，老成至計，謀出萬全，可謂至忠矣。
歐陽昱：予觀文正一生，不善用兵而善用人，牛溲馬勃，無不收納。所以群才效用，大寇蕩平，而為中興第一功臣也。
梁啟超：①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并時諸賢杰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吾以為曾文正公今而猶壯年，中國必由其手獲救。②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
譚嗣同：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徹洋務，皆由親身閱歷而得。左文襄晚達，故沈觀最久。
趙爾巽《清史稿》：①國藩為人威重，美須髯，目三角有棱。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師。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惜秦蕙田五禮通考闕食貨，乃輯補鹽課、海運、錢法、河堤為六卷；又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軍禮要自有專篇，如戚敬元所紀者。論者謂國藩所訂營制、營規，其于軍禮庶幾近之。晚年頗以清靜化民，俸入悉以養士。老儒宿學，群歸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者，不可勝數。一見輒品目其材，悉當。時舉先世耕讀之訓，教誡其家。遇將卒僚吏若子弟然，故雖嚴憚之，而樂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②國藩事功本于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國藩又嘗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楊昌濟：宋韓、范并稱，清曾、左并稱，然韓、左辦事之人，范、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王闿運：用將則勝，自將則敗。
容閎：故其身雖逝，而名聞千古。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稱舊教之特產人物。
章太炎：曾國藩者，譽之則為圣賢、讞之則為元兇。
蔡鍔：①曾、胡兩公，中興名臣之錚佼者，其人其事，距今僅半個世紀。②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
蔡東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賴有此耳。
毛澤東：①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②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
蔣介石：①曾公乃國人精神之典范。②辛亥以前，曾閱曾文正全集一書，……民國二年失敗以后，再將曾氏之書與胡左諸集，悉心討究。
蔣廷黻：國藩以執兩之道，貫經世之學，于社會之改造，則恢復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謂守舊；于民族之前途，則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謂革新。二者同時進行，乃其對我國近代史之大貢獻也。蓋徒然恢復舊禮教，則不能抵抗帝國主義者之機械科學，何況舊禮教之本身，亦復百孔千瘡，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復固有之美德，則此腐化之舊官僚社會，根本不能舉辦事業，更何況社會民族之立場，有何術以全盤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國藩，誠以其眼光遠大，訂此救國救民之方案，與后日國父之民族主義如出一轍矣。
陳公篤：國藩素拘謹，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獨知人善用，是其特長。
胡哲敷：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則清朝的曾國藩。
蕭一山：國藩以嚴謹勝，宗棠以豪邁勝。
徐中約：曾國藩的政治家風度、品格及個人修養很少有人能予匹敵。他或許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受人敬仰、最偉大的學者型官員。
曾國藩出生時，祖父曾經夢到有一只巨蟒纏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認為曾國藩是巨蟒轉世，曾國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樹竟然重新煥發出了生命，讓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轉世這一夢語。而湊巧的是曾國藩患有類似“牛皮癬”一類的皮膚病，（有一說“火蟒蘚”），渾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鱗片一樣的癬，所以曾國藩也相信了巨蟒轉世這一夢語。曾國藩還有一個奇怪的愛好——愛吃雞，卻又最怕雞毛。當時緊急公文，在信封口處往往要粘上雞毛，俗稱雞毛信、雞毛令箭。每當曾國藩看到這種信，總是毛骨悚然，如見蛇蝎，必須要別人幫他取掉雞毛，他才敢拆讀。古時候曾有這樣的說法：“焚燒雞毛，毒蛇聞氣就死了，龍蛇之類，也畏懼這種氣味。”曾國藩對雞毛害怕到這種程度，難免也被人理解為蟒蛇轉世。在岳麓書院學習時因為怕別人看到身上的鱗片，所以夏天燥熱時還穿戴整齊地讀書，讓先生大加贊賞。
曾國藩小的時候天賦并不高，其實可以說比較笨，他學習起來非常吃力。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讀書，有一篇文章他重復讀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來。他就一遍一追地讀，一遍一遍地背。夜已經很深了，他仍然沒有背下來。這可急壞了一個人。原來，他家來了一個賊人，就潛伏在他書房的屋榆下，想等他讀完書睡覺之后再進屋偷點什么。可是賊人在屋外等啊等.就是不見曾國藩睡覺。賊人實在等不下去了，就十分生氣地跳進屋子，對曾國藩說：“就你這么笨還讀什么書？我聽幾遍就會背了！”于是賊人將那篇文章從頭到尾地背誦了一遍，然后揚長而去。?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同為曾子“宗圣”第七十代嫡孫，曾傳德；字德生（1809-1888年），自幼天資聰慧，秉性謙和淡遠，別有襟期（襟懷、志趣）不務名利，學儒學，研醫術，十歲既可以把曾子《大學》《孝經》背誦如流，并對《本草綱目》頗有鉆研。十六歲鄉試中文舉人，后參加北京會試與曾國藩相識，因知實屬同宗并為傳字輩兄弟，倍感親切，更佳為同榜進士。一日二位新科進士去拜見清當朝大學士、戶部尚書王鼎，在王府經王尚書介紹，結識了當朝京都名匠崔建庵，也是天命之為，從此二人結下了不解之緣。
曾傳德不負崔建字在京都開設《曾德生醫館》 以其開派祖曾子“宗圣”儒家圣人之風，善待求醫者，既體恤平民百姓又廣交公卿商賈，德藝雙馨，生命復春。因此“德生”醫館在京都享有盛譽，此時與他同宗同輩同榜之誼的曾國藩，已身為清中重臣，官居直隸總督，二人更是交往甚密，互相鼓勵，曾國藩欣然給曾德生題詞：“祖德宗功千載福澤;子承孫繼萬年蒸嘗”橫批“止于至善”，落款：德生仁兄大人正文，滌生曾國藩。此聯既有緬懷曾子“宗圣”之意，又贊美曾德生行醫助人已達到善人之境界。
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曾國藩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員中人人孝悌的原則。孝容易理解，就是對父母、對長輩的感恩、尊敬與贍養。悌是指兄弟之間和睦友愛，也就是同輩之間的融洽與和諧。在曾國藩家書里，一般都以為他給孩子寫的信最多，事實上他寫給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見他對兄弟之間關系的重視。曾國藩有段著名的評論，說家庭興旺的規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傳一代就蕭條了，因為大多是紈绔子弟；商賈之家，也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家庭，一般可傳三代；耕讀之家，也就是以治農與讀書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興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講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曾國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還特別強調“勤以持家”。這個勤以持家在曾國藩那有兩層意思，一是家庭成員要克勤克儉，一是做家長的要勤以言傳身教。曾國藩說的這些，他自己就能一絲不茍地帶頭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第二個兒子曾紀澤喜歡西方社會學，曾紀鴻喜歡數學和物理學，曾國藩雖然一竅不通，也能盡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學一點。這樣的父親，才不愧是一個真正“勤以持家”的父親。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曾紀澤總是會親自教孩子們學英語、數學、音樂，還教他們練書法、寫詩文、講解經史典章，不論再忙，每日總要抽出時間來陪孩子、陪家人，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國藩子孫、曾孫，甚至玄孫里，有很多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曾國藩“曾剃頭”的外號不是因為他殺太平軍而獲得的外號，而是因為他在長沙開審案局，殺了太多的所謂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號。殺錯的人有沒有呢？有。當時長沙的知府叫蒼景恬，他寫了一份回憶錄，里面就記載曾國藩的審案局，就因一個案子，就錯殺了至少4個人。那是一個冤案，但是曾國藩把好人殺了，把壞人放了。
人格修煉對他事業有幫助。
首先是誠，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個是敬，敬畏，內心不存邪念，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
第三個就是靜，心、氣、神、體都要處于安寧放松的狀態。
第四個字是謹，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實實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個字是恒，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獨”，舉頭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記日記，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一直貫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斷給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儉、要謙對、要仁恕、要誠信，知命、惜福等，力圖將自己打造成當時的圣賢。許多人都認為人格修煉是空虛的東西，認為修身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甚至還是迂腐的，但曾國藩一生的事業，修身才是他事業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國藩認為：“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懲忿，三曰節欲，四曰每夜臨睡前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后各行三千步。”養生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為要緊，養病須知調衛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條
一、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里；應事時，專一不雜。）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片刻，來復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
五、讀史（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六、謹言（刻刻留心。）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節欲、節勞、節飲食。）
九、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身過、心過、口過，皆一一記出，終身不間斷。）
十、日知所亡（每日記茶余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十一、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飯后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十三、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一天，天氣晴朗，年幼的曾國藩從學校回到了家里。剛放下書包，其父就焦急地說：“我明明煮了五個雞蛋，怎么只有四個？”于是就把曾國藩叫來，對他說：“煮熟的雞蛋是分給你們吃的，現在少了一個，不知是哪個偷吃了，快幫你母親查一查。”曾國藩思索了一下，答到：“這個很容易，我有辦法查出來。”說罷，曾國藩端出一個臉盆，倒了幾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攏來，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邊觀察，結果有一個傭人吐出的茶水里夾有雞蛋黃粉。曾國藩的父親高興極了，覺得兒子聰明，將來能當官審案子。
千年死一個富厚堂，是曾國藩的故居。大門口懸掛著“毅勇侯第”四個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間，是曾國藩委托其弟在家營造的。據說建房的時候，曾國藩兄弟對匠工師傅款待很好，而對一般徒弟則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時候要誦“上梁文”，砌工老師傅盡贊美語，操著荷葉土音為之頌曰：“兩江總督太細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長輩
太高祖：曾貞楨（元吉公）
高祖父：曾尚庭（輔臣公）
曾祖父：曾衍勝（競希公）（1743—1816）
祖父：曾玉屏，字興阝文（星岡公）（1774—1849）
外祖父：江良濟（1750—1835，字沛霖，號云峰，行聰六。原配劉氏，1750—1778，早歿）
外祖母：熊氏
父：曾毓濟，字竹亭（麟書，竹亭公）（1790—1857）
母：曾江氏（1785—1852）
岳父：歐陽凝祉（1784——1869，初名鰲，又名滄溟，字福田）
岳母：邱氏（生長子牧云，字秉栓，次子凌云，字秉鈞，長女適曾國藩，次女適彭治官）
妻妾
元配：歐陽氏（1816—1874，衡陽人）
如夫人：陳氏（1840—1863，江寧人）
兄弟姐妹
兄弟
弟：曾國潢（1820—1886，派名傳晉，原名國英，字澄侯）
弟：曾國華（1822—1858，派名傳謙，字溫甫，出撫給叔父曾驥云為子）
弟：曾國荃（1824—1890，派名傳恒，字沅甫，號叔純）
弟：曾國葆（1828—1862，派名傳履，字季洪，后更名貞斡，字事恒）
姐妹
姐：曾國蘭（1808—1863），嫁王國九（字鵬遠，號萬程，賀家坳人，與國蘭有二子一女，長子王臨三，次王昆八，女適賀孝七之子）
妹：曾國蕙（1814—1864），嫁王待聘（又名王率五，為王國九排行兄弟）
妹：曾國芝（1817—1846），嫁朱詠春（又名麗春，號存一，梓門橋人）
滿妹（1830—1839，痘殤）
子女后代
子：曾紀第（又名楨第，早夭）
子：曾紀澤（1839—1890，字劼剛，號夢瞻，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妻賀氏（1840—1857，婚后一年難產死，賀長齡女）；繼劉氏（1841—1903，繼配，劉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
子：曾紀鴻（1848—1881，字栗誠，數學家），妻郭氏（1847—1935，名筠，字誦芬，《藝芳館詩鈔》作者，郭沛霖之女）
長女：曾紀靜（1841—？，字孟衡），適袁秉楨（乃同鄉好友袁芳瑛之子，性傲慢，不甚長進）
次女：曾紀耀（1843—1881，字仲坤），適陳松年（字遠濟，茶陵人，好友陳源兗之子，曾隨紀澤出使歐洲，幼育于曾國藩家，有隱疾）
三女：曾紀琛（1844—1912，字鳳如），適羅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鄉人，羅澤南子）
四女：曾紀純（1846—1881），適郭依永（1845—1869，字剛基，一名立篪，湘陰人，郭嵩燾子）
五女：曾紀芬（1852—1935，晚號崇德老人），適聶緝椝（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聶亦峰子）
侄子：曾紀梁（魏氏）
侄子：曾紀渠（朱氏）
侄子：曾紀瑞（江氏）
侄子：曾紀官（歐陽氏，劉氏）
侄子：曾紀湘（易氏）
侄子：曾紀壽（李氏，李氏，勞氏）
曾國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國藩的侯府，坐落在位于湖南婁底市雙峰縣東部的荷葉鎮富托村，與湘鄉市、湘潭縣、衡山縣、衡陽縣毗鄰，總占地面幟四萬多平方米，主體建筑近一萬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軸線對稱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體。富厚堂坐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鰲魚山從東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圍住。從遠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張圍椅中。周圍自然環境優美，后山上樹木茂密，古樹參天。門前是一片較開闊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東流去，平地四周峰巒疊嶂，群山環抱。
曾國藩故居已被有關部門確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其代表性建筑，主要有“白玉堂”、“黃金堂”、“萬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有恒堂”為曾國葆故居）。曾國藩先后晉升為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詔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授“英武殿大學士”，升“光祿大夫”，謚稱“曾文正公”。同治4年（1865年）秋，素無終身官場打算的曾國藩，準備先動員家眷回籍“立家作業”，自己以后再作引退，因夫人歐陽氏對舊居黃金堂門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為安”，即令其子曾紀澤，“回湘稟商兩叔”，移兌富托莊屋，由曾國潢、曾國荃、曾紀澤經手主持，依照候府規模，花十年功夫營造了富厚堂。富厚堂占地四萬余平方米，建筑面積9202.86平方米，為土石磚木結構，回廊式風格，內外群有八本堂、求厥齋、舊樸齋、藝芳館、思云館。八寶臺、輯園、鳧藻軒、棋亭、藏書樓等各種建筑，當年正門上懸掛著“毅勇侯第”朱地金字直匾，門前花崗石月臺上飄揚著大清龍鳳旗、湘軍帥旗、萬人傘等，景象頗為壯觀。整個建筑雖具侯府規模卻古樸大方，雖有雕梁畫棟卻不顯富麗堂皇，基本體現了曾國藩對建宅“屋宇不肖華美，卻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即占去四畝，亦自無妨”的意旨。1866年秋，主樓竣工，曾國藩夫人、子女和兒媳即回籍住進了富托新屋。
富厚堂原稱八本堂，取曾國藩的“讀書以訓詁為本，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而得名。后曾紀澤據《后漢書》“富厚如此”而改現名。富厚堂雖不勝家華，然曾國藩得知修屋花錢七千串而為之駭嘆，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記中寫道：“接臘月甘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為駭嘆！余生平以起屋買因為仕宦之惡習，誓不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諸事奢侈，不問可知。大官之家子弟，無不驕奢淫逸者，憂灼曷已！”
富厚堂是否可稱“曾國藩故居”，社會上頗有爭論。1995年10月，雙峰縣人民政府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舉辦了全國首次曾國藩學術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100多人參加了會議，并專程到富厚堂參觀。
曾國藩墓，長沙市文物保護單位。位于長沙城西南15公里處望城縣平塘鎮桐溪寺后伏龍山上。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藩歸葬于此，墓占地面積約3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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