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1861年—1933年），中國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字云階，號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靄、春澤，廣西西林人。云貴總督岑毓英之子，1885年考取舉人，以恩蔭入仕。甲午中日戰爭時前赴戰場，1898年因力主變法維新而得光緒帝青睞，提拔為廣東布政使，1899年調甘肅布政使。
據族譜記載，岑春煊的祖上是東漢時排名云臺二十八將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時，落籍浙江余姚的岑彭后裔岑仲淑隨狄青平儂智高有功，便世居廣西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長官司的世襲土官，由于乾隆年間改土歸流，便成為平民。到其祖父岑蒼松時，始以文學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云南回民起義有功，官至云貴總督，成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于廣西省泗城府西林縣那勞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稱“岑三”，因為人性格多變，敢作敢為，又稱“顛三”，原名岑春澤。岑春煊少年時就讀于泗城（凌云）云峰書院，后隨父親岑毓英赴任地讀書。1879年時，岑毓英考慮到“滇桂僻處邊地，弟子見聞隘陋，無所師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學習。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個有名的紈绔子弟，據湯用彬《新談往》記載：“春煊少跅弛，自負門第才望，不可一世，黃金結客，車馬盈門，如宴也。”他與勞子喬、瑞澄被時人稱為“京城三惡少”。
岑春煊因其父恩蔭，很快就由監生加捐主事、簽分工部學習行走。1881年，他因病請假回家休養，1885年參加廣西鄉試，考中舉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報效海軍經費，奉旨以郎中歸本部即補。同年光緒帝大婚，岑春煊充派為辦處幫總辦。由于這是一個實缺，因而他備受矚目。這時他聽從算命先生的話，把名字“春澤”改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于云貴總督任上，岑春煊回廣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祿寺少卿，旋遷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政治舞臺，是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在戰事吃緊，“大臣畏葸不前”的情況下，岑春煊曾兩上奏章，毅然“自請效力前敵”，被派到劉坤一營中當差，不過劉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蕩聲名，不予重任。當日軍在山東榮成登陸、威海告警時，他又主動請纓，被派往煙臺總理營務，開掘地營，布置防務，頗盡職守。后來日軍猛攻營口，他又請求率軍赴援。但由于清朝腐敗，中國難逃失敗的厄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岑春煊對此憤懣難平，辭職離京，隱居桂林，甚至產生了遁入空門、不再出山的念頭。
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國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觸動。他投身維新變法運動中，先后參加了上海強學會和北京的保國會，并于1897年2月親自和康有為等人籌議成立了維新變法運動中廣西具影響力的維新社團——桂林圣學會。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蔭進京趕考，在此期間受光緒帝召見，他除了提出興學校、練新兵、講吏治、信賞罰諸條外，還上專折吁請皇帝要操掌實權，不要徒有其名。戊戌變法時光緒帝下達裁撤冗官的詔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響。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為廣東布政使。他抵達廣東后，同以兩廣總督譚鐘麟為首的阻撓改革的頑固派進行了相當果敢的斗爭。他在廣東吏治改革作為突破口，大刀闊斧地裁撤各閑散機構和人員，甚至把譚鐘麟總督衙門中的文案也予以裁并。并擬對譚鐘麟的親信、貪財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罷官嚴懲，欲殺一儆百。新舊之爭，勢不可免，岑、譚二人互相參奏，乃至拍桌相罵。在京的維新派人士也遙相呼應，宋伯魯遞呈了康有為代擬的《請懲辦譚鐘麟折》，以阻撓新政為由，請嚴懲褫革。光緒特命湖南巡撫陳寶箴對譚嚴密訪查，“速行參奏”。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僅僅廣東一隅，他還十分關注北京的形勢和全國的變法大局。于外交，他認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和康有為的聯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對列強瓜分，只有“固民”才能“御侮”。于內政，他提出“蘇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糧出口，抑平糧價；防止白銀外溢；設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粵漢鐵路，防止外資滲入；讓商人“自購戰艦”等一系列建議。這些建議被光緒部分采納。
由于岑春煊在變法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戊戌政變后亦受牽連，多虧“榮祿為緩頰”，方得幸免，改調甘肅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肅期間，亦不忘上奏彈劾譚鐘麟，最后譚鐘麟被免去兩廣總督之職。以藩司彈劾制憲，在有清一代幾為僅有，岑春煊也開始以剛直聞名于世。
1900年，義和團運動達到高潮，引來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岑春煊在甘肅聽說后，率2000兵馬星夜兼程趕來“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調到張家口駐扎以備俄。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岑春煊趕來救駕，被任命為前路糧臺督辦。在此期間，岑春煊和他的幕僚張鳴岐等人制定了一個幫助光緒奪回政權的計劃，試圖配合康有為等流亡海外的保皇勢力發動政變，但最后還是放棄了。而慈禧太后則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對他極為信任，授其為陜西巡撫，翌年調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審時度勢，力言“山陜大災之后，萬不能再開戰釁”，令娘子關、固關守軍后撤，以示講和誠意，并解決毓賢在任時的教案遺留問題，并預撥銀兩給傳教士，杜絕聯軍進兵口實。后來這筆錢被傳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學堂創辦費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學。除此之外，岑春煊還聘請日本教員，創辦了山西農林學堂。在山西興辦新式學堂是他主張變法自強的早實踐。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廣東巡撫，原擬入京陛見后南行赴任，結果四川哥老會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總督，平定了變亂，并創辦警政，處置了一批貪官污吏。其后又為平息廣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民國時的風云人物龍濟光、陸榮廷等，就是這一時期被岑春煊收編的。除了平息匪亂之外，岑春煊還在兩廣大力懲辦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遠揚。另外，岑春煊不遺余力地在廣東推行新政，他展開軍事改革，他以常備軍、續備軍、巡警、州縣士勇來代替綠營，分別執行作戰守備、緝捕清鄉、維持治安、護解餉犯的任務，并擬就了精簡武員的詳細計劃。為了擴充軍事人才，他大辦軍事學堂，次第成立了廣東將弁學堂、軍醫學堂、陸軍中小學堂、警備學堂等。同時，他還興建新式學堂，在廣州設立了“學務處”專管教育，創辦廣東法政學堂、兩廣高等工業學堂、兩廣方言學堂以及測繪、蠶業、農林等專業學校，并改兩廣師范學堂為兩廣優級師范學堂，又選派士子去日本留學，為兩廣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岑春煊非常歡迎。預備立憲上諭剛一頒布，岑春煊便特派親信到上海，寫信給立憲派的領袖張謇，慫恿他們拉人結社，并捐出開辦費一萬元，還表示愿每年提供經費一千元。于是，預備立憲公會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鄭孝胥充任會長，是為清末影響大的立憲團體。岑春煊作為該會實際上的發起者和操縱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與海外保皇黨人的關系亦跡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許親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與梁啟超會晤。
岑春煊在兩廣懲辦貪官，損害了慶親王奕劻及其同黨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領袖軍機大臣瞿鴻禨欲扳倒慶、袁，便與岑春煊相聯結，引發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慶、袁一派借口片馬問題非岑春煊解決不可，使朝廷將岑春煊調為云貴總督。岑春煊沒有赴任，卻前往上海治病，期間各方人士訪談者甚眾，包括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1907年3月，忽有旨調任岑春煊為四川總督，并且不必進京請訓。岑春煊認為這又是慶、袁的詭計，于是坐船從上海到武漢，在武漢電請入覲，又不待上諭而乘火車沿京漢鐵路徑自赴京。慈禧太后四次召見岑春煊，岑春煊痛陳時局之非，并彈劾慶親王縱容貪腐，還聲稱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后的“看家惡犬”。慈禧雖未懲辦慶親王，但也嘉獎岑春煊的忠誠，任命他為郵傳部尚書。岑春煊剛接受任命，就彈劾了袁世凱的親信郵傳部侍郎朱寶奎，使其革職，后又勸說慈禧罷斥袁世凱另一親信段芝貴。瞿鴻禨也趁機動員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彈劾慶、袁，為岑春煊造勢鼓勁，甚至坊間傳聞慶、袁將倒臺，岑春煊將接替袁世凱來坐鎮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師站穩腳跟，慶、袁地位不保，立刻展開反擊，對慈禧說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測，慈禧便懷疑起岑春煊，將他外放為兩廣總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職出京，他不去廣州，卻往上海，伺機反撲。遠在日本的梁啟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專程回滬等候，企圖和岑春煊見面。岑、梁是否見了面，由于行蹤詭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凱卻于此時通過上海道蔡乃煌拋出了一張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遞慈禧，使慈禧震怒，將岑春煊開缺。偽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會員陳少白的幫助，原因是岑春煊過去曾將粵漢鐵路收歸官辦，省港粵路股東與同盟會極為不滿，不愿他返粵蒞任，因此聯手袁世凱除掉岑春煊。但僅六年之后，國民黨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嘆“政治上離合靡常是非不一，這卻又是一事例”。
丁未政潮后，岑春煊賦閑杭州，后又至上海就醫。袁世凱為斬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布不利于岑春煊的謠言，甚至偽造岑春煊勸浙江巡撫增韞“舉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韞以原書寄岑，得以揭發奸謀。1908年冬慈禧、光緒相繼駕崩，袁世凱亦被罷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靜養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南方數省爆發保路運動，四川尤烈。當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這年夏天，以國會請愿運動失敗、皇族內閣成立、保路運動受壓等事件為引子，立憲派與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憲派的一員，自然也開始與清政府產生裂痕。他明確反對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并對四川保路運動力持主撫態度，發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業電》，宣稱“必當為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甚至于9月20日致電內閣，辭職相要挾，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與特恩之詔同時并布”。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時途經武昌，與湖廣總督瑞澄詳商，仍堅持前議，瑞澄再三勸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議，便電請病假回滬，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岑春煊未作停留，于次日乘輪離開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后十分驚恐，決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凱，于10月14日發布了岑、袁分別補授四川、湖廣總督的任命。岑春煊對這一任命再三辭卻，清政府多次懇請勿再固辭。立憲派主導的四川保路同志會也宣言：“目前各衙門告示，除將軍玉昆、岑宮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無睹焉可耳”。岑春煊推辭不過，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時提出擴編軍隊為十營，增撥槍炮子彈，發銀一百萬兩等條件，清政府無法兌現。10月29日，岑春煊因籌劃兵餉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為由辭職。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暫署川督，雖然還給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終不復出。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后，岑春煊公開站在了革命陣營一邊，通電要求清廷及袁世凱順應形勢，實行共和。這標志著他從清廷官僚到民國政客的蛻變。
岑春煊晚年口述回憶錄《樂齋漫筆》，與嶗山太清宮道長韓太初合編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云》。
岑春煊去世后，其舊交李根源與黃元翰將岑春煊在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期間的電稿、函告和文稿700多篇輯成一集，1994年岑春煊之女岑德美將其公開，翌年由何平、李露校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為《岑春煊文集》。該文集還包含了《樂齋漫筆》、《岑春煊遺言》、《岑春煊年譜》等內容，對于研究岑春煊及中國近現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在晚清官場，流行著“三屠”之說，岑春煊是官屠（或屠官）、張之洞是財屠、袁世凱是人屠。岑春煊以不畏權貴、彈劾貪污和瀆職官吏而著稱，時人形容：“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糾彈，上下皆股栗失色。” 他在戊戌變法期間出任廣東布政使時，就敢跟兩廣總督譚鐘麟叫板，署理四川總督時，曾準備一次彈劾300多名官員，在幕僚力勸下作罷，但也彈劾了40多人。兩廣總督任上，劾罷不法污吏瀆職者1400多位，“上自撫院，下至典史，無皆不有”，官員們皆談“岑”色變。
在他“屠官”的過程中，矚目的是周榮曜案和裴景福案。1904年，岑春煊受命兼任粵海關監督，查得海關庫書周榮曜私吞公帑數百萬兩，并與朝中勾結，后為逃避追查，以慶親王奕劻之奧援，被派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岑春煊趁他尚未出國時，彈劾其貪污之罪，周榮曜溜到暹羅，但他的財產被全部沒收。丁未政潮時岑春煊進京彈劾慶親王時，便是舉周榮曜為證。裴景福案則是岑春煊于1903年蒞任廣州后，立即指控南海知縣裴景福貪污24萬銀元，裴景福逃到澳門避難，后雖被岑春煊交涉引渡，但清政府以查無實據，未處死刑，只是發配新疆。據說，裴景福案帶有很強的挾私報復之嫌，因為岑春煊在戊戌變法期間與康有為往來密切，而裴景福曾負責查抄康家，發現了岑春煊與康有為往來的書信，雖然這些書信被全部銷毀，但岑春煊仍然必欲置裴景福于死地，故借口反腐而引發此案。
岑春煊認為教育是政治的首務，應首先振興，必須通過教育來開啟民智。他常說，欲雪國恥，要有自強，自強之道，首須培養人才。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廣興教育始。岑春煊由此對興辦教育情有獨鐘。1901年，岑春煊任山西巡撫，便將興辦學堂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將原山西大學堂和外國人辦的中西大學堂合并為設有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的新的山西大學堂。開創了我國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岑春煊任四川總督，又派翰林學士胡峻赴日考察學務，然后回來主辦四川高等學堂。岑春煊熱衷興辦教育，培養人才、在兩廣更加突出。
岑春煊為廣東、廣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岑春煊的父親岑毓英早年便在家鄉西林縣那勞寨辦了一所“南陽書院”，培養家鄉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職時，還時時掛念南陽書院，給書院送紙張筆墨，圖書資料、后來又出資擴建書院；并反復叮囑一定要辦好書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遙遠、為幫助本縣學子赴省城參加科考，岑春煊給縣里捐了兩千兩紋銀作應考基金。在兩廣總督任上，他還親自撥款建起了“泗色中學堂”（今百色中學）。他創設兩廣學務處，作為高教育管理機構。先后開辦了兩廣實業學堂、廣東法政學堂、蠶業學堂、農村學堂、兩廣方言學堂（專教外語）。測繪專業學校、兩廣高等工業學堂。令各州府設立中學堂、各縣設立小學堂。他尤為重視師范教育，先后創立兩廣師范館、譯學館、廣東女子師范、廣西速成師范科，尚德女子師范，兩廣游學預備科館等。他給朝廷的奏折云：“辦學以師范為先，而造就師范之師范，尤以優級為本，優級師范學堂是開辦初級師范、中學堂之母。”1904年，他指示成立兩廣練習所，將全省各縣勸學所所長（教育局長）和縣立小學校長集中到省里培訓。岑春煊直到退出政治舞臺在上海閑居，仍想著發展教育，他還以父親的謚號在上海創辦了一所“襄勤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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