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家族

何氏家族，其核心人物是何賢，1908年出生于廣州番禺，自小家境殷實。何賢16歲就離家闖蕩，從做糧油的伙計成為掌柜，后又抓準機會進入金融圈，名聲鵲起后當選了澳門中華商會的理事長，于1956年初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其子為前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同時何氏家族與崔氏家族也是世交。

擔任職務

熱心公益事業，支持家鄉建設。是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初試蹄聲

何賢1908年12月1日生于廣州。他的故鄉是離廣州不遠的番禺石樓鎮岳溪鄉應塘村。其父何澄溪早年做糧油、草帽等小買賣，后移居廣州，經營航運。何澄溪待人和藹，熱心社會福利，這些品德對何賢影響很深。

何賢13歲時，何澄溪的生意陷入困境，家境日蹙。何賢主動提出外出學做生意，獨立謀生。何澄溪無奈，把他送入一家糧油店做學徒。小何賢勤快又聰明，沒兩年就成為老板的得力助手。這時，順德“福源”號的東家來挖他，于是16歲的何賢就成了“福源”號糧油店的掌柜。

“福源”號生意日隆，何賢也因走南闖北而眼界大開，這間小市鎮的大店鋪再也裝不下他的心了。他告訴父親，他要獨立創業，開銀號。他給父親分析，雖然自己沒在銀號做過，但眼下時局動蕩，各種紙幣的價格波動很大，只要看得準就一定能賺大錢。何澄溪欣賞兒子敢闖敢干的性格，他拿出200銀元交到兒子手上，語重心長地說：“這是給你獨立做生意的本錢，你掂量著用，蝕光可就沒有了。”

拿著父親給的本錢，何賢一頭扎進廣州的金融市場。他掛起了“鴻記”招牌，但卻沒有鋪面，僅靠雙腿奔走于西榮巷的交易所和茶樓酒肆之間，給做紙幣和證券買賣的炒家充當經紀人。由于他聰明機敏、誠信待人，所以朋友多、信息靈，對波詭云譎的政局和金融行情把握準確。許多炒家因他而獲利，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所得的傭金也日漸豐厚。

1929年，何賢與在金融市場結識的好友何善衡、馬子登集資一萬元，開了一家真正的銀號，取名“匯隆”，21歲的何賢被推為銀號的經理。他發揮自己膽子大、信息靈、做事果決的優勢，生意越做越紅火。

立足澳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目睹昔日人頭攢動的交易所一片寂寥，何賢不禁黯然神傷。他在這里曾經如魚得水，所以早兩年好友何善衡、馬子登還有兄長何添等相繼轉到香港發展，他都沒去，而如今，他不能不走了。

到香港后，何賢依舊做貨幣買賣，輕車熟路，生意不錯。但好景不長，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何賢又隨著大批難民撤到澳門。

這個只有15平方公里的半島此時還相當蕭條冷落，本地居民多以神香、火柴、搓炮、曬涼果、腌咸魚等手工制造業維持生計。望著遍布街巷的小店鋪，嗅著空氣中咸魚的味道，何賢不禁悵然若失，這里能給自己提供一個在生意上施展拳腳的舞臺嗎？他沒想到，他不但很快便在此立足，而且他的一生和后人竟從此與澳門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由于諸多因素，澳門是二戰期間東亞地區唯一未被戰火波及的地方，也是發展最為迅速的地方。隨著廣州、香港的淪陷，移民使澳門的人口由十幾萬激增至三十萬。穗港兩地的轉口貿易也大量移師澳門，使澳門的對外貿易額成倍增長。貿易的興旺及迅速增長的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刺激了當地的工業、漁業、城市建筑、交通運輸等各行業的發展。但真正使澳門聞名并成為其支柱的產業卻是娛樂業，特別是賭博。富商大賈的蜂擁而至，戰爭對人們心理的影響，使一貫受到澳門當局支持的賭博業紅火異常，連空氣中都彌漫著驚險刺激的味道。

何賢不嗜賭，但喜歡這種味道。戰爭環境中大起大落的金融行情，似乎成了激活他生存命脈的源泉。很快，他就在澳門金融界嶄露頭角，并且結識了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馬萬祺。當時馬萬祺正以總經理的身份和賭博業巨子傅老榕合股經營著頗具規模的大豐銀號，他十分欣賞何賢從事貨幣和有價證券買賣的才干，聘請他到大豐擔任司理。這期間，馬萬祺因肺病不能正常工作，大豐基本是由何賢主理。很快，何賢就使大豐成為同業中的翹楚。

經營大豐的同時，何賢又受聘擔任了葡萄牙人開辦的大西洋銀行華人業務部經理，并且幫助澳門政府解決了一個有關國計民生的大難題。

當時澳門市面上流通的貨幣主要是港幣，此外還有廣東銀毫和大西洋銀行發行的澳門幣。香港淪陷后，港幣價值猛跌，廣東銀毫又大量流出，澳門市面上貨幣緊缺。何賢想，港幣在香港都已不再流通了，廣東銀毫也早已不再制造，解決貨幣緊缺的唯一出路是增發澳門幣。但是由于戰爭的關系，澳門幣已不能像以往那樣在葡萄牙國內印完再運到澳門，唯一的出路是在本地自印。何賢向大西洋銀行董事會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并且建議他們向澳門當局申請增印澳門幣。

經過一番努力，大西洋銀行終于取得了增印澳門幣的權利。可是印澳門幣的紙只在香港才有，而日軍早已封鎖了海面。怎么辦？又是何賢，請了幾位肝膽相照的江湖朋友，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偷渡香港，運回一大批印幣紙……

新澳門幣投入流通，對穩定澳門市場、便利居民生活，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何賢也從此名噪澳門。不久，澳門銀行公會理事會改選，何賢被推選為理事長。

成功增發澳門幣后，何賢開始出入上流社會人士云集的同樂俱樂部，在這里，經金融巨子鐘子光介紹，他結識了澳門當局經濟局局長羅保。羅保是中國人，由于父母早逝，由葡萄牙人撫養長大，入了葡籍。他受過高等教育，精通葡文，又能說中國話，在澳門這個由葡人統治，華人占總人口96%的地方，自然受到重視。羅保與何賢很談得來，關系也越來越密切。

香港淪陷后，黃金被禁止進口，香港和東南亞的黃金買主都涌到澳門來收購。于是何賢、羅保、鐘子光三人合股開了一家“和安”黃金公司，并通過羅保取得了經營黃金的專利權。

公司主要由何賢經營。他派人到非洲等地購買黃金，再利用羅保的關系，聘請西探部探員，把黃金從碼頭護送到公司，賣給香港及東南亞等地的客商。由于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黃金一進一出的差價相當大。經營黃金的十余年間，何賢可謂財源茂盛，這為他日后的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何賢在大豐銀號由司理升為經理，在銀號中所占股份的比例也逐年增加。1971年，當大豐銀號注冊為大豐銀行時，便主要由何賢控股了。

從40年代中期起，何賢又陸續開辦了印染廠、紙廠、火柴廠、石粉廠、酒店、地產公司、公共汽車公司、自來水公司、石油公司等，形成了頗具規模的企業集團。

至交柯麟

如果說澳門當局經濟局長羅保，對于作為商人的何賢有過重大影響的話。那么，對于作為社會活動家的何賢來說，對其影響最大的一個人當數柯麟。

柯麟是位老共產黨員，受黨組織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門開辦西醫診所，從事地下工作。40年代初，馬萬祺得了肺病，請柯麟診治。病治好了，兩人也成了朋友。馬萬祺又介紹何賢認識了柯麟。

何賢與柯麟，職業不同，身份背景也不一樣，但柯麟的為人令何賢欽佩不已。于是，柯麟的診所成了何賢經常光顧的地方。何賢晚年曾回憶說，我們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沒向我講過半句宣傳共產黨的話，我是從他做人的態度上，看出他的進步的！他對紳士太太漁民車夫同樣悉心診治，窮人來看病，他少收甚至不收錢。后來，為了能給更多的窮人服務，他每日用半天時間到慈善性質的鏡湖醫院義診，弄得自己入不敷出也在所不惜。我和他走在街上，不斷有人向他問好、致意。看著人們臉上流露的真誠的愛戴，我心里好感動。

不久，柯麟把何賢也拉下了“水”。他對何賢說：“賢弟，你也加入鏡湖吧。你平時也常常濟貧扶弱，但那只是幫了個別人，加入鏡湖，就可以幫助澳門廣大的勞苦眾生。那才是功德無量啊！”于是在1945年，何賢加盟鏡湖醫院，擔任慈善會值理。1946年至1947年，被選為該會副主席，1950年起直至逝世，連任該會主席，義務任職長達37年。何賢幽默地說：這個位置沒人跟我爭。

柯麟沒向何賢做過什么宣傳，但他為社會的犧牲精神在那里明擺著。國民黨做的宣傳不少，它的腐敗獨裁也在那里明擺著。何去何從？何賢當然心知肚明。1948年，蔣介石在自導自演的“國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統，澳門中華總商會中有人提議召開慶祝大會，何賢堅決反對。但由于商會會長態度曖昧，慶祝會雖然被反掉了，但還是發了一通賀電。何賢很是氣憤，找柯麟訴說。柯麟說：你何不多找幾個人加入理事會？比如馬萬祺。他開明正直，以后再爭論什么問題也好有人幫著說話。在何賢的努力下，經過重重波折，馬萬祺終于通過正常選舉當選為商會理事。在這次選舉中，何賢當選副會長，以后又當選理事長和會長。澳門中華總商會日漸成為何賢在澳門從事社會活動的主要舞臺。

柯麟于1951年回到大陸，任廣州醫學院院長，后來到北京工作。何賢說：柯麟的為人實在令我敬重。同時我也覺得，要搞好澳門人的生活，要令澳門生意繁榮，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紹，何賢到大陸參觀訪問，并和共產黨建立起了長久的關系。

何賢于1954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起，連續當選為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8年當選全國政協常委，1983年又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為民請命

澳門人稱何賢為“澳門王”，因為在關鍵時刻，他總能挺身而出，為別人排憂解難。

由于生意上的關系，何賢和葡萄牙人來往很多，其中包括澳葡政府官員甚至澳督本人。有些當局不便出面或處理不了的事情，他們往往請何賢以中間人或居民代表的身份出面解決。而凡是于澳門居民有利的事情，何賢也總是不避勞苦和危險，竭盡全力奔走斡旋。

1943年春節前夕，日軍借口駐島的陸、海軍特務機關內訌，封鎖了澳門島。頓時島內物價飛漲，貧苦居民衣食無著。羅保受澳督派遣前往交涉，遭到拒絕。于是何賢協同商會的幾個人找到日本陸軍特務機關的機關長，幾番斗智斗勇，使澳門解除了封鎖。

50年代初，大豐銀號二樓掛出一塊牌子：澳門華人代表何賢辦事處。“華人代表”是老百姓對澳門“咨詢會”華人委員的俗稱。雖然這個委員是澳門總督直接委任的，可何賢認為，百姓既認定自己是“華人代表”，就要真正為華人說話，替百姓辦事兒。

每天上午9—10點鐘，何賢都在辦事處接待居民。他認真傾聽每個人的意見，有的讓秘書詳細記錄，有的還錄了音。能辦的事立即辦，不屬于他處理范圍的就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政府的答復不能令人滿意，就憑他的智慧、經驗、面子去爭，直至達到目標。

1966年11月15日，澳門警察以氹仔居民建立工人街坊學校未經報批為由，強行拆毀圍墻，毆打工人。事發后，民眾反應強烈。12月3日，當游行的學生來到總督府門前時，葡萄牙警察開槍打死8人，打傷212人，造成震驚世界的“一二·三慘案”。何賢得知消息后，立即停下大豐銀號的會議，驅車前往鏡湖醫院，吊唁死者，慰問傷者，布置搶救工作，并發表講話：“今天中國人之團結是不可辱的，澳葡當局應負起此次事件的全部責任。”

12月9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發表聲明，提出澳葡當局必須立即向中國居民賠禮道歉、嚴懲肇事者等四項條件。隨即，外事處通知澳葡當局，速就實現四項條件的具體方案進行會談。與此同時，澳門民眾也推舉何賢組成一個13人小組參與會談。會談過程中，何賢等“民眾代表”據實駁斥了澳葡當局的抵賴、狡辯，令澳門當局企圖歪曲事實、節外生枝的伎倆難以得逞，最后不得不全盤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聲明中提出的四項條件和澳門同胞的六點要求。1967年1月29日，澳門總督嘉樂庇親自前往澳門中華總商會，在何賢等13名代表面前，簽署了對澳門同胞的認罪書。

這次事件之后，澳門同胞稱贊何賢是“真正的華人代表”。

何賢在其長子何厚鏗、五公子何厚鏵的陪同下，由港返澳從40年代起直至1983年去世，何賢一直起著紐帶的作用，聯結著澳門社會的方方面面，為澳門的穩定繁榮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兼濟天下

何賢經常講，錢于人，生帶不來，死帶不去。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才是發揮了錢的真正作用。他不但這么說，而且也是這么做的。

抗日戰爭勝利后，人們紛紛返回內地或移居香港，澳門頓時冷落下來，旅游業更是一落千丈。而何賢卻在這時購買了新亞、澳門、國際三家酒店。明擺著虧本的買賣為什么還要做呢？何賢的回答是：看看，已經有多少工人失業了！

1968年，何賢入股港興船務公司，沖的也不是錢，而是被“逼”下水。“逼”他的一方面是行將倒閉的港興老板的苦臉，一方面是因港興停航而急得火燒火燎的乘客。

何賢還熱心慈善事業。不僅出錢，而且出力。除維持鏡湖醫院的慈善活動外，還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贈藥之需。父親何澄溪三周年祭時，何賢告知各界好友：“凡欲送禮者，請致送鏡湖慈善禮券。”結果，鏡湖醫院慈善會收到港幣22.4萬元。

1955年1月10日，青州木屋區大火，2000多人無家可歸。澳門各界成立了“救濟青州火災災民酬募委員會”，何賢似乎理所當然地成了會長。他帶頭捐了55間鐵皮屋，又領著人們沿門勸募，不到一個月就使災民們有吃有住了。

1962年夏，澳門政府決定將一組租給貧民的房屋拍賣。一旦賣掉，原來的居民就要流離失所。又是何賢，自己出錢把這些房子買了下來，讓原來的居民繼續居住。

何賢在成長過程中，深深意識到教育對于社會發展的意義，于是他積極捐資助學，并由此同暨大結緣，1963年出任暨南大學董事會副董事長。期間，何賢為兩度復校的暨大捐助了大量資金物資，并主動擔當起當時暨大與澳門社會各界溝通交往的職責。

何賢是澳門教育會會長、多家中小學董事長、多家義學和免費夜校的創辦人。1981年，何賢又提議創立了澳門的首家大學——東亞大學(現澳門大學)，并任校董會主席。澳門的重要景點八角亭圖書館也是何賢捐建的。

對于已在澳門扎根立業的何賢，故鄉仍是最讓他魂牽夢縈的地方。他經常回鄉祭祖，也經常請家鄉的干部到廣州晤談，了解鄉親們有什么困難，需要哪些幫助。他給岳溪的鄉親們捐三千元辦信用社，捐兩萬元養豬，捐五艘機帆船捕魚、三臺卡車兩臺拖拉機一個水電站發展農業生產，又捐一臺電影放映機一個醫療站一個體育場滿足娛樂健身的需要……他捐給番禺縣的錢物就更多了，僅1958年至1959年的兩年中，他就給縣里送回了汽車、拖拉機、拖船、刨床、藥品、菜籽等價值400萬元的物資。改革開放后，何賢支援家鄉建設的心更加熱切，他拉上何添、霍英東等人，共同投資興建了番禺賓館和大石大橋、洛溪大橋等大工程。

后繼有人

何賢先后有五位夫人，育有六子七女。何厚鏵是何賢的第五子，為最后一位夫人陳瓊所生，1978年畢業于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工商管理系。上學期間，何厚鏵堅持以打工的收入作為學習費用，畢業時把父親給的生活費全部帶回家中。于是，何賢對既有專業才干，又肯吃苦的厚鏵寄予厚望。但是何厚鏵不愿在家族企業中任職，他想自食其力，獨立發展。

1983年，何賢患了肺癌。赴美治療前夕，他將一直在香港工作的何厚鏵召到身邊。望著衰弱的父親，28歲的何厚鏵不得不接過父親肩上的擔子。

何賢最終沒能逃脫肺癌的魔掌。1983年12月6日，何賢在香港伊麗莎白醫院與世長辭，享年75歲。12月9日，港澳各界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名流與百姓云集，靈堂內外擺滿花圈。眾多的花圈中有一個特別引人注目，它沒有抬頭，沒有落款，只有一個濃墨淋漓的大字：“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