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晚清文學家吳趼人創作的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全書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經歷為主要線索,從他為父親奔喪開始,到經商失敗結束,通過“九死一生”二十年間的遭遇和見聞,描述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狀況、道德面貌、社會風尚以及世態人情,揭露了晚清社會和封建制度行將滅亡、無可挽救的歷史命運。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寫的是1884年中法之戰到1904年前后20年間,社會上的種種怪現狀。全書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經歷為干線,從他奔父喪開始,至其經商失敗終止,通過這個人物20年間的遭遇和見聞,廣泛地揭露了從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前后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左右的清末社會的黑暗現實,展示了一幅清王朝崩潰前夕的社會畫卷,并從側面描繪出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作品寫了200來件“怪現狀”,勾畫出一個到處充斥著“蛇鼠”、“豺虎”、“魑魅”的鬼蜮世界。在清末小說中,它反映的生活面較廣,除官場之外,還包括商場、洋場,兼及醫卜星相、三教九流,揭露當時的政治狀況、社會風尚、道德面貌和世態人情。所以發表時標為“社會小說”。
19世紀末,清政府日益腐敗,一批有愛國良知的作家,用小說這一文學形式對社會的丑惡現象進行了揭露和譴責。魯迅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把這類小說歸屬為譴責小說,其中吳趼人所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為一個有愛國心的改良主義者,吳趼人看到清朝政治黑暗,官場腐敗,所以通過小說加以猛烈抨擊和嘲諷。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原署“我佛山人著”。作者吳趼人,字小允,又字繭人,原名沃堯,后改趼人。廣東南海人。因居佛山鎮,故筆名為我佛山人。也曾用筆名野史氏、老小海、老少年等。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卒于宣統二年(1910),終年四十四歲。吳趼人出身于破落的世宦之家,十八歲至上海,常為日報撰稿,曾在江南制造軍械局當抄寫員,后客居山東,遠游日本。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吳趼人始作小說,撰有本書及《痛史》二十七回,《九命奇冤》三十六回。光緒三十年(1904),去漢口任美國人辦的《楚報》主編。其此時全國掀起反對美國的“華工禁約”運動,他激于愛國義憤,毅然辭職返滬。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任汪維甫創辦的《月月小說》主編,共二十四期,他的大部分作品均在此刊物發表。同時又為《繡像小說》撰稿,有《瞎騙奇聞))八回、并有續李伯元的《活地獄》問世。宣統二年(1910)病死于上海。所撰小說,尚有《電術奇談》二十四回、《恨海》十回(1906)、《劫余灰)十六回(1910)、《最近社會齷齪史》二十回(1910)、《新石頭記》四十回(1908)、《上海游驂錄》十回(1909)《發財秘訣))八回(1907)、《兩晉演義》二十三回(1910)、《糊涂世界》十二回(1906)、《云南野乘》三回(1907)等,還有短篇小說集《趼人十三種》。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全書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喪始,至其經商失敗止。卷首九死一生自白他出來應世的20年間所遇見的只有“蛇蟲鼠蟻”、“豺狼虎豹”、“魑魅魍魎”,小說就是展示這種怪現狀,筆鋒觸及相當廣闊的社會生活面,上自部堂督撫,下至三教九流,舉凡貪官污吏、訟棍劣紳、奸商錢虜、洋奴買辦、江湖術士、洋場才子、娼妓孌童、流氓騙子等,狼奔豕突,顯示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國封建社會肌體的潰爛不堪。
小說富有特色的部分是對封建家庭的罪惡與道德淪喪的暴露。在拜金主義狂潮的沖擊下,舊式家庭中骨肉乖違,人倫慘變,作者以犀利的筆鋒直抉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丑惡靈魂。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就是一個典型的涼薄無行的偽君子。他堂而皇之地干沒亡弟萬金遺產,奪孤侄寡娣的養命錢,幾令九死一生流落街頭。其人不茍言笑,動輒嚴斥子侄,而所做曖昧情事,令人齒冷。宦家子弟黎景翼為奪家產,逼死胞弟,又將弟媳賣入娼門。吏部主事符彌軒,高談性理之學,卻百般虐待將他自襁褓撫養成人的祖父。書中落墨甚多的茍才,也是被他的親子龍光勾結江湖草醫害死。舊家庭中的深重罪孽,令人毛骨悚然。作家抉發官場黑幕,亦頗重從道德批判切入,直斥“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茍賤”(第五十回)。貫穿全書的反面人物茍才,便是這種“行止齷齪,無恥之尤”的典型。他夤緣茍且,幾度宦海沉浮,為求官星照命,竟將如花似玉的寡媳獻與制臺大人。此外,書中對于清末官吏的庸懦畏葸、恐外媚外,也有相當生動的刻畫,體現了作家的愛國義憤。小說還萬花筒似地展示了光怪陸離的社會齷齪諸相,其中作家揣摩最為熟透的則是“洋場才子”。這些浮薄子弟,徙倚華洋二界,徜徉花國酒鄉,胸無點墨,大言炎炎,笑柄層出,斯文掃地,充分顯示了畸型社會中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空虛和墮落。
此書也反映了作家追求與幻滅的心史歷程。書中著意推出一些正面人物如吳繼之、九死一生、文述農、蔡侶笙等,寄托著作家的理想和追求。吳繼之由地主、官僚轉化為富商,是我國小說中最早出現的新興資產階級形象。他與九死一生所經營的大宗出口貿易,曾經興旺一時,差可自豪,足以睥睨官場群丑,體現了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然而作家筆下商場人物的心理構型仍然是舊的,作家著力刻畫的是他們的義骨俠腸,彼此間肝膽相照的深情厚誼,都還缺少商業資本弄潮兒的氣質,他們最后的破產則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中新興資產階級的命定歸宿。蔡侶笙,則純然“清官”模式。書中正面人物無例外地被人欲橫流的塵囂濁浪所吞沒,“實業救國”、“道德救國”,—一破產,體現了作家“救世之情竭,而后厭世之念生”(李葭榮《我佛山人傳》)的心靈搏斗歷程。
小說突出地體現了作家的藝術風格:筆鋒凌厲,莊諧雜陳,辛辣而有興味。如茍才初次亮相,他那如瓶瀉水般的談吐,旁若無人的意態,寥寥數筆,躍然紙上。小說采用第一人稱限制敘事,在小說史上別開生面,以九死一生20年間的悲歡離合、所見所聞貫穿始終,結構上成一摶結之局。不足之處是材料不免龐雜,有些形同話柄的聯綴。
在結構上,人們較多地注意到作為小說故事線索與敘事視角“我”的存在,卻忽略了“我”本身也是小說中的人物。“我”的榮辱興衰與小說內在結構之間的關系。小說“以省疾遭喪起,以得電奔喪止”,始從家鄉來,終又回家鄉去,”且開卷時幾個重要人物,于篇終時皆一一回顧到”,可謂“首尾聯絡,妙轉如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了說明該小說結構的完整性,可以“我”與吳繼之為例加以說明。
“我”在南京無依無靠時遇到繼之,繼之收留了“我”。“我”也因此成了他的幕賓,繼之人生的興衰與“我”自然是休戚相關了。繼之是進士出身,又由于有藩臺這樣的世交關系,他的仕途起初還算順利。到44回他終于署理了江都縣這樣的美差,仕途至此達到頂峰。但藩臺也因署理安徽巡撫而調離本省,可見作者在寫繼之升官的同時,也為他丟官埋下了伏筆。無獨有偶,第59回繼之因拒絕制軍下人的敲詐而被罷官。由于繼之早已涉足商業,他此時的商業也開始興盛,因此丟官并未對他產生直接的重大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丟官與其商業的最終失敗有著內在的聯系。繼之的生意在此后的日子里開始逐漸達到鼎盛,而作者卻在80回以極淡的閑筆也提到了蕪湖生意被人倒賬的事,雖然這次事件“我”輕易地將其解決了,但它也說明生意最終的失敗并不是憑空而生。最后由于“我”去接叔父的孤兒,繼之回鄉丁憂,由于本家吳作猷第一個倒賬,整個生意被牽動,遂全部倒閉。繼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安排在59回,正好在過半以后。
另外,小說中貫穿始終的人物“我”的伯父及茍才也都有了結局,重要人物蔡侶笙也陷入了絕境。“我”因避禍不得不潛歸家鄉,小說也就這樣自然地收尾了。由此可見,小說雖然是以“我”為線索串起眾多的短篇故事,但卻暗里將其巧妙地與小說的結構與情節發展聯系在一起,使《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成為有別于那些可以無限寫下去的現形記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比《官場現形記》的描寫的人物范圍更要廣闊一些,這里面的人物涉及到官場、商場、洋場。其涉及人物也相當廣泛,惡棍、騙子、狂徒、巡捕、強盜、訟師、煙鬼、官場人物、洋場才子、醫卜星相、小報文氓、江湖劣醫、人口販子、洋行買辦等都在書中有所描寫。作者用辛辣的筆觸,大膽地刻畫出當時社會的眾生相:有作賊的知縣、盜銀的臬臺,有為升官而命妻子為制臺“按摩”的候補道、逼使寡媳去做制臺姨太太的觀察,有在洋人面前奴顏婢膝卻欺凌同族的民族敗類……如書中的茍才是個典型人物,完全是一個十足的衣冠禽獸,他擺闊、鉆營、貪財、好色、缺德、亂倫,諸如以上種種丑態無不展示了他污穢不堪的精神世界,從而也說明了封建統治階級倫理道德的腐朽敗壞。
作者除了描寫這些小人物之外,還描寫了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生活現狀。九死一生”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小說所寫“怪狀”一百九十八件,都是通過“九死一生”的耳聞目睹用日記的方式記錄下來的。“九死一生”姓甚名誰,無從考稽。他說自己在世上二十年中,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一是蛇蟲鼠蟻;二是豺狼虎豹;三是魑魅魍魎。居然都避了過去,所以當得“九死一生”。他在南京走投無路之時,遇到當年的同學摯友吳繼之,此后便成為吳的幕友。他是在吳繼之的教育和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是吳繼之忠實的追隨者。吳做官時,他是吳的私人秘書;吳經商,他做吳的經理;吳去做考官,他充作家人,代吳閱卷。他才思敏捷,聰明過人。但他只看到社會的陰暗角落,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自以為看破紅塵,從而變得詭譎狡獪,玩世不恭。他憎惡社會邪惡,維護封建制度,同時又輕視功名,無意仕途。伯父多次勸誡他用功八股,以求功名,均被拒絕。他對官場有透辟的見解,如他曾對母親說:“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茍賤,才可以求得著差使。又要把良心擱過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才弄得著錢。”他見多識廣,處世圓滑。喜歡嘲諷笑罵別人,自己卻又尖酸刻薄。他初次到妓女林慧卿家,便同林油腔滑調地開玩笑,一副十足的流氓相;家族修廟,族長想訛詐他,他又使小錢,又玩詭計,終于沒拿出多少錢;他想賣掉田產房屋,怕本家干預,便謊稱伯父捐官用錢,既恫嚇,又利誘,終使事情順利辦成;他到宜昌奔喪,伯母一般人懷疑他來拿遺產,他橫眉豎眼,冷言惡語,一副十足的“才子加流氓”像。但崇拜賢良,主持正義,抑惡揚善,樂于助人的確又是他性格的另一方面。當王瑞甫告訴他黎景翼逼死胞弟,又賣弟媳秋菊到妓院后,他想方設法,四處奔走,終于找回秋菊。他結識蔡侶笙后,因敬慕蔡的過人才華,剛直性格,便通過吳繼之薦蔡到藩署任職,和蔡成為莫逆之交。“九死一生”終于沒有做官,他和吳繼之含辛茹苦經營的商業倒閉之后,便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交給了文述農。在這個人物形象中,看得出作者的影子,作者與“九死一生”一樣,在九死一生的磨難之后,看到的善與惡以及寫成的文字則更近于真實。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其藝術價值影響主要是:小說采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故事,結構全篇,使讀者感到親切可信,在中國小說史上開了先河。同時結構上它又運用了倒敘、插敘等方法,為中國小說的創造提供了楷模。
光緒二十九年(1903)八月《新小說》(月刊)第八號至第二年第廿四號連載,共刊出四十五回。標“會小說”。無插圖,回上有批語,回后均有評語,故一般均認為是作者自加。
上海廣智書局排印本。八冊,其中,第一至五冊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第六冊宣統元年(1909)刊,第七至八冊宣統二年(1910)刊。
1933年上海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