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安德烈》是當代作家龍應臺和其子安德烈用三年時間互通書信的結集,在信中龍應臺和兒子交流內容很廣泛,有音樂、電影、民主、權利、德國教育制度、東西方文化碰撞等,安德烈“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認真”;龍應臺則“有八分認真,二分知性懷疑”。安德烈對龍應臺“嘲笑有加”;龍應臺對安德烈“認真研究”。
1999年,安德烈14歲的時候,龍應臺離開歐洲,返回中國臺灣就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和安德烈的聯系就是每天打電話,電話打久了就變得無話可談。
2003年,龍應臺卸任公務員職務回到兒子身邊,安德烈已是一個十八歲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邊,有一點“冷”地看著媽媽。
所以龍應臺就想到底怎么樣可以重新認識這個人,當時她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就是,就這么下去,兩個人最后漸行漸遠;第二個選擇就是,做些事情來認識一個18歲的人。如果是前一個選擇的話,龍應臺挺不甘心。所以才會去找安德烈——心里不抱任何的希望,沒有任何的期待,甚至等著被安德烈拒絕——她還是找了安德烈,問他愿不愿意跟通過寫信的方式,來重新認識彼此。
于是,母子倆用了三年時間互相通信,就這樣,他們以書信的形式進入了對方的生活、時間和心靈。龍應臺“認識了人生里第一個十八歲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后來成了《親愛的安德烈》這本書。
龍應臺,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中國臺灣高雄,1974年畢業于成功大學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讀英美文學,1982年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后,曾任教于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外文系、并任臺灣“中央”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臺北市文化局長等。1984年出版《龍應臺評小說》。1985年以來,她在臺灣“中國時報”等報刊發表大量雜文、小說評論,以專欄文章結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銷售20萬冊。1986年至1988年龍應臺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專心育兒。1988年遷居德國,開始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開臺灣文學課程,并每年導演學生戲劇。1988年底,作為第一個中國臺灣女記者,應蘇聯政府邀請,赴莫斯科訪問了十天。1996年以后龍應臺不斷在歐洲報刊上發表作品,對歐洲讀者呈現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解。自1995年起,龍應臺在上海《文匯報》“筆會”副刊寫“龍應臺專欄”。
安德烈(Andreas Walther),1985年12月生于中國臺灣,八個月大移居瑞士及德國。2006年進入香港大學經濟系,認為經濟學很“好玩”。
思想主題
《親愛的安德烈》包含著多重“復調”。作為觀念沖撞的展示,它的第一重是母親龍應臺和兒子安德烈的對話——細讀開去可感受到,這有往有來大致對稱的文本,既展示了對話的可能,又證實了對話的虛妄,也就是對話之間的各自孤立——在母親尋求溝通的努力之下,更加彰顯出思想統一的不可能。第二重,是讀者來信與母子倆通信之間的“復調”。正是從讀者來信中,可以讀到一種觀念的交鋒,既是對龍應臺單一話語立場的一種挑戰、對于大男孩安德烈有待完成的思想觀念的一種修正,也是對書中人物置身的這個斑斕而多義的當代文化語境,做了一個粗略而鮮明的寫真。
比如,安德烈來到香港求學,就這個城市的觀感,和龍應臺、弟弟菲力普、還有一般的讀者,有幾個回合的書信辯論。
龍應臺寫了一篇文辭并茂的文章《文化,因為逗留》來回復兒子:香港這個忙碌的城市沒有諸如咖啡館之類供人流連消磨的公共空間,所以,自然不能產生優雅的文化。這觀點本來也不錯,但是,僅僅就缺乏悠閑而便利的公共空間來展開批判,似乎失于簡單。作為文化批評者,將中西文化做出對比,這是龍應臺一貫的方式,但是這種二元對立模式,在21世紀的視野里,顯然缺少足夠的穿透力。
藝術特色
在這本書信集中,兒子是初生牛犢,勇于表達自己的觀點,文筆尖銳,時而正經,時而戲謔,甚至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坦率的話語著實把嚴肅、認真的母親嚇了一大跳。面對青春叛逆的兒子,龍應臺首先接納了他的認識,然后才結合自己的人生閱歷和他進行具體話語的探討。話語中蘊涵著慧智、平等、尊重的思想和人文關懷。
從語用角度進行探討可以發現,《親愛的安德烈》中龍應臺的話語符合會話的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特別是合作原則的運用,使龍應臺的話語處處顯示出平等、理性、慧智的母性光芒。從合作原則所蘊含的關聯準則、信息適量準則、信息真實準則、信息明白準則來解讀她的話語,可以加深對其創作理念、創作風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