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伐三苗

簡介

在堯、舜、禹統治時代，華夏部落聯盟與苗蠻部落聯盟發生的戰爭。戰爭持續數十年，與戰爭相伴的是文化的碰撞。戰爭最終以華夏部族的勝利而告終。

戰爭背景

堯、舜、禹時代主要有對三苗的戰爭，這是一場兩大河流域不同部族集團間的戰爭。早在距今6000年前后，三苗迅速發展，打開了北上中原的道路。而在中原地區，涿鹿之戰后華夏集團戰勝東夷，獲得更為強大的生命活力，開始沿苗蠻集團北上的道路南漸。河南南陽地區是這一交通線的重要樞紐，也是華夏與苗蠻集團爭奪之地，伐三苗的戰爭正是圍繞著對這一地區的爭奪而展開的。

苗蠻集團也是一個興旺發達的部族共同體，包括很多氏族部落進入英雄時代以后，也建立了一批部落聯盟和若干范圍更大的聯合體，其中最著名的是與中原部族集團進行了多次戰爭的三苗，因此在載籍中，“三苗”這一用語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內涵，一是泛指苗蠻集團，一是指其中曾與堯舜禹作戰的一支。《戰國策》記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這是指整個苗蠻集團的活動地域，彭蠡、洞庭就是后世的鄱陽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經注·汝水》中提及的在雉縣（今河南南召縣南）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詳，但可知堯舜禹伐三苗以前，苗蠻集團的居地范鑿在洞庭、鄱陽湖之間，北界在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個南陽盆地。

苗蠻集團的強大和參與中原逐鹿的勢頭無疑使黃河流域部落共同體的首領們感到了威脅，所以開始連續發動了對三苗的戰爭，以解除威脅、進而奪取有利于南下發展的交通要沖，這是堯舜禹伐三苗的根本原因。

堯舜禹伐三苗戰爭的起因主要見于《尚書·呂刑》的記載，其中提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文中列舉“三苗之君”的罪狀是不敬神靈而作五刑殘害百姓，道德淪喪，背信棄義，反復詛盟。無辜受戮的百姓求告上帝，上帝因聞不到祭祀的馨香，只有濫用刑罰的一片血腥而震怒，所以堯哀憐人民的苦難，用武力遏絕“三苗之君”的暴虐，并使他永無后嗣。這雖然標榜伐三苗是替天行罰，卻曲折地反映了苗蠻集團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如社會分化的抽劇，社會矛盾前尖銳化，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習慣法已被拋棄，原始宗教也發生了變化。這些記載和考古發現所揭示的三苗社會文明因素的成長已走到黃河流域前頭的現象可相印證。同時也透露出在南北部族集團的交往中，三苗屢屢破壞和解盟約，在交戰中，北方屢屢處于被動，早已感到了三苗的威脅。所以三苗社會矛盾尖銳化，成為堯舜禹伐三苗一舉將其削弱的契機。

三苗的領袖人物參與過中原權力之爭。如說“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還傳說“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丹朱”，都反映了在堯的聯合體議事會中或他的近親氏族中，曾有權力之爭的失敗者，遠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土著的領袖人物。但在這種情況下，“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顯然進一步構成威脅，這應是堯舜禹伐三苗的直接誘因。

戰爭地點

關于伐三苗戰爭的戰場，歷來存有疑義。傳統看法認為三苗之居既然在洞庭、鄱陽兩湖之間，戰場必在長江兩岸。然而一般認為古有夏墟之稱的晉西南是與堯關系密切的一個政治中心，今已在襄汾陶寺發掘了大型中心遺址。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時代，從黃河之濱出發，越過長江征伐三苗是不可能的。據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利用地上、地下史料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可知堯舜禹伐三苗的戰場就在南陽地區，因而也是南北兩大部族集團爭奪之地。征伐對象則是苗蠻集團的一支，居于南陽盆地的一個部落聯合體“三苗國”。

戰爭過程

戰爭于堯時拉開了序幕，文獻記載“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可知堯所征伐的“南蠻”就是“有苗' 亦即“三苗”。丹水即今丹江，源于陜西嘗商縣冢嶺山，東南流，經商南縣名丹江。據記載，流經河南南陽淅川縣、內鄉縣附近，“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還有丹崖山，崖高三十丈，赤壁如霞，若紅云秀天，這應是丹水得名的由來，所謂“三苗國，在赤水東” 的赤水即丹水。

堯伐三畝的戰場當在丹江沿岸，進軍路線還有可能選擇水路，因為南洛河中下游是華夏集團活動的一個腹心地區，而南洛河上游與丹江的上游僅有一山之隔，堯率其部族順丹江而下，發起進攻，三苗則利用有利地形據守，決戰于今丹江水庫一帶。此戰雙方互有得失，似堯并未取得實質性勝利。

堯以后，舜繼續與三苗作斗爭。鑒于三苗的強大，舜采取了大修武事、文教的兩手策略，一方面是用戰爭的手段，如文獻所載“舜伐三苗”、“殺三苗于三危” ，另一方面是積蕃力量，推動中原文化的南漸，加強對三苗文化的影響滲透。即所 謂“舜卻苗民，更易其俗”，“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兩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文獻記載“三苗髢 首”、“中國冠笄” ，表明三苗與中原先民服飾不同，一大區別是唯有中原用簪笄。《淮南子》等古籍記載：“舜勤于民事而野死”、“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表明軍事征伐并不順利，舜本人甚至死于征途。“蒼梧”之地后世多認為 在湖南的九嶷山，但《山海經》載蒼梧之野在赤水之東，它不僅是舜的葬地，還是流亡于丹水的丹朱葬地，所以此“蒼梧”原也應在豫西南，以后才隨先民的遷徙和衡山等山名、水名一起到了湖南。

舜修武事文教為伐三苗奠定了基礎，待到其后繼者禹時，隨著華夏集團力量的進一步強大，兩集團間終于發生一場大戰，這就是《墨子·非攻下》所載的，“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乎（于）市，夏冰（水〕、地坼及泉，五谷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雷）電誘（諄）祗（振〉，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大抵反映禹時三苗遭到自然災害地震、水災、氣象異常，造成人心惶惶。禹乘機出兵，標榜受命于天，出師前在大巫高陽氏留下的神宮中，由其繼任者主持隆重的受命儀式，當時雷電大作，就像有了天帝的認可，南正重的繼任者、代表東方之神勾芒的巫長執圭參加了典禮。因此禹師士氣大振，在戰場上射殺三苗首領，苗師大敗潰退，從此衰微下去了。利用敵人的困難，抓住戰機，是禹贏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同時利用宗教的力量，標榜受命于天；舉行誓師動員，“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標榜出征是“除天下之害”，這些對鼓舞士氣，一舉擊敗三苗也起了很大作用。

影響和意義

堯舜禹伐三苗的戰爭最終以黃河流域部族集團的勝利而告終。

隨著伐三苗的勝利，河南龍山文化進入南陽地區，不僅解除了南方的威脅，還打開了中原文化南下發展的通途，對于后來中原王朝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伐三苗的戰爭進一步體現了原始戰爭性質的轉變，不再具有血親復仇的動機，而是為了奪取適宜生存和發展的戰賂要地而進行的征服戰爭，戰敗者宗廟被夷為平地，祭器被焚毀，戰俘及其子孫世代淪為奴隸，即所謂“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于民” 。這導致了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最終破壞舊的氏族制度，推動了夏王朝的誕生。

考古佐證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長沙國南部古地圖是以南為上，與今左右方位相反。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郅縣（今天水地區〕古地圖則以北為上，與今左右方位同，可見不能據“左孟門、右漳釜”否定彭蠡、洞庭的實際方位。不僅如此，考古學證明，正是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這一廣大地區，新石器時代是自成系統的，曾存在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期。河文化等三種有承繼關系的古文化。存在于公元前4300至前3200 年的大溪文化，其北界已越過漢水，文化影響到達河南南陽地區。此后的屈家嶺文化更有一個大擴展，進入了南陽地區，取代了那里的仰韶文化。開始于公元前2600年的石家河文化，前期分布地域略同，后期西北邊界向后退縮，南陽地區成為河南龍山文化先民的居地。這不僅正與文獻記載相印證，分屬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文化在南陽地區的進退，還證明了伐三苗的戰爭確曾發生過。

在河南南陽盆地曾是仰韶文化先民世代的居地，后來，黃河流域系統的古文化卻突然在這里中斷了。鄧州八里崗遺址仰韶文化晚期規劃整齊的排房多是遭火焚而毀棄的，室內有未及攜走的石斧、石鑿和骨錐，更有大量陶器被倒塌的墻體砸碎飛 散，很像是毀于戰火。此后，屈家嶺文化的先民在廢墟上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一直延續到石家河文化時代。丹江邊上的淅川下王崗也有類似的現象，包括20個單元房的仰韶文化曲尺形長屋僅留 下殘垣斷壁，堆積著大量毀棄的建筑物殘塊，居住面上遺留著用陶器的殘片和生產工具，同期遺存中僅石斧就發現近百件。聚 落顯然毀于突發事件，而不是正常遷徙，此后屈家嶺文化先民來 到附近定居，在仰韶文化聚落的廢址上留下他們的窖穴和墓葬。可見苗蠻集團的先民是用武力來拓展居地的，通過戰爭手段，迫使仰韶文化先民退出南陽地區。

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先民占據這一地區以后，將自己文化的影響四向傳播，向北則達黃河岸邊。如今在河南鄲城、禹縣、鄭州、偃師、澠池、陜縣以至黃河以北的山西垣曲古遺址中都發現了屈家嶺文化因素，稍晚的石家河文化某些富有特色的因素在項城、淮陽、禹縣、鄭州、洛陽、伊川也出現了。這些地點大都在潁河、汝河、伊洛河、黃河岸邊及其附近，從淮水通過古潁水、汝水可直達伊洛平原以至黃河之濱；從南陽盆地出南襄隘道，再沿汝水上溯，是又一條重要通道。傳說“三苗之君”曾參與黃河流域部族的權力之爭，并非毫無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