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爾喀之役

戰爭背景

十八世紀前期的尼泊爾分為數十個互不統屬的部族。居住在加德滿都谷地的陽布（今加德滿都）、廓庫穆（巴德崗）、葉楞（帕坦）三部落于雍正年間入貢中國，清人依藏語讀音稱之為巴勒布。十八世紀后期，居于巴勒布西北的廓爾喀部族興起。廓爾喀人在沙阿王朝的普利特維·納拉揚·沙阿（清朝譯作“博納喇赤”）統治時期，趁巴勒布內亂，“漸次將巴勒布三部落侵奪，周圍二十余處部落，全行占據”。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廓爾喀遷都至原屬巴勒布的陽布，形成了統一的尼泊爾王國（又稱廓爾喀王國）。

尼泊爾境內多高山，地狹人稠，“國內之民難于自給，亦必別覓出口”，迫切需要向周邊擴張領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幼的喇納巴都爾（拉納·巴哈杜爾·沙阿）繼承王位后，其叔巴都爾薩野（Bahadur Shah）攝政，將擴張矛頭指向北方的西藏。

廓爾喀與后藏交界，貿易關系密切。乾隆帝五十三年（1788年），藏廓發生貿易糾紛，適逢六世班禪之弟沙瑪爾巴正與其兄仲巴呼圖克圖發生內爭，沙瑪爾巴請求廓爾喀兵相助。于是，廓爾喀兵以“西藏運往之食鹽摻土”等為借口，乘機進攻西藏。

戰爭起因

沙瑪爾巴出走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北京圓寂。班禪之兄仲巴呼圖克圖護送班禪靈柩返回日喀則札什倫布寺，得到乾隆皇帝賞賜及王公貴族供奉的大量金銀寶物，“無慮數十萬金”，“珍寶不可勝計”。仲巴呼圖克圖有一同母異父之弟，為白教沙瑪爾巴活佛，與信奉黃教的仲巴呼圖克圖不睦。仲巴呼圖克圖將乾隆皇帝賞賜之財物“悉踞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無所與”。沙瑪爾巴垂涎其財物不得，遂生怨忿，乃以朝拜佛塔為名出走至尼泊爾。廓爾喀王族尊崇紅教，素與沙瑪爾巴通好。沙瑪爾巴極言札什倫布寺所得財物之豐厚，又將藏兵虛實相告，唆使廓爾喀入藏劫掠。

銀錢與土地之爭

清代西藏所用之銀錢，原為藏人將白銀交予巴勒布人，委托其鑄成巴勒布銀幣（藏語稱之為“章噶”），再運回藏內使用。巴勒布人往往從中摻雜銅、鉛，再運回西藏換取純銀，以謀厚利。廓爾喀兼并巴勒布各部之后，鑄造新錢，其成色較巴勒布錢為高，故要求西藏將廓爾喀新錢1圓折巴勒布舊錢兩圓使用。西藏噶廈認為折價不公，未予應允。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廓爾喀致書噶廈，聲稱：“西藏境內所用的錢兩，都是我們巴勒布镕鑄的。此后都使用新鑄錢文，舊錢不可再使用。而且西藏與巴勒布接壤地區的聶拉木、濟嚨兩個地區，原本就是我們巴勒布的地方，仍然應該歸還我們。如果你們還覺得應該理論，可以派遣官員前來。”

噶廈回復廓爾喀稱：新鑄之錢數量甚少，不足以流通，仍將新舊銀錢混用；聶拉木、濟嚨兩處都系西藏地方，雙方并無疑議；現在天氣炎熱，待立冬時再派人前往與之理論。但噶廈未向駐藏大臣稟告此事。廓爾喀又指責西藏對巴勒布貨物“任意加收稅項”，并向販往巴勒布的食鹽中摻土，決意入侵藏地。

尼泊爾方面的文獻記載，則與中國略有不同。尼泊爾方面聲稱，廓爾喀同西藏發生銀錢糾紛之后，攝政王巴哈都爾·沙阿（巴都爾薩野）希望同西藏地方簽訂新的貿易條約，但遭到粗魯拒絕，并警告廓爾喀不要動用武力。廓爾喀第二次派往拉薩的使團又遭到扣留，因此使得巴哈都爾·沙阿非常憤怒，決定入侵西藏。

戰爭經過

首次開戰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素爾巴爾達布率廓爾喀兵3000人，先后占領西藏南部邊境之聶拉木、濟嚨宗（今西藏吉隆東南）、宗喀宗（今吉隆）等地，圍攻協噶爾宗（今西藏定日）。

七月，清軍反擊。命駐藏大臣雅滿泰率駐藏綠營兵及駐達木厄魯特蒙古兵，前往札什倫布（今西藏日喀則）慰問班禪，并與班禪之兄仲巴呼圖克圖部署沿邊防御；命駐藏大臣慶麟主持前藏地區之防御；命四川總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抽調滿、漢、藏兵4000余人，由成德統領，馳赴后藏，命尚在熱河之成都將軍鄂輝速返成都，至西藏統兵。為保證作戰軍隊糧草，暫撥達賴、班禪庫存，并于藏內買糧。乾隆帝并遣御前侍衛巴忠為欽差大臣，赴藏主持用兵。時西藏駐有清軍500人，藏兵1600人，臺站兵1300人。慶麟在接到朝廷諭旨之前，便調藏內500人綠營兵及察木多、達木等兵700人，分路堵御廓爾喀侵略軍。四川總督李世杰亦于成都抽調滿兵500名，綠營兵1300人，屯練降“番”兵1200人，俱交提督成德、總兵穆克登阿率領，經由打箭爐（今四川康定）、巴塘、里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馳赴后藏。但是，當清軍日夜兼程，奔赴藏廓邊境之時，達賴喇嘛、仲巴呼圖克圖和噶布倫班第達、慶麟、雅滿泰等，已私下同廓爾喀議和，后得到巴忠、鄂輝、成德等贊同。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初，藏廓簽定協議，由西藏噶布倫每年向廓爾喀交納元寶300錠，作為聶拉木、濟嚨宗、宗喀宗三地的贖金，廓爾喀退兵。此事，巴忠、雅滿泰等隱瞞不上報。三月，鄂輝等率清軍“收復”失地。因廓爾喀兵先已陸續撤回，故未遇任何抵抗。六月，清廷調整西藏之防務，加強札什倫布等地防兵，于宗喀宗、聶拉木、濟嚨宗等要地修砌卡碉。并調整與廓爾喀貿易之政策。清軍此次出兵雖未交戰，已耗費軍餉百余萬兩白銀。巴忠以有功之臣離藏回京。

短暫和平

廓爾喀退兵后，清廷不得不撤換一批擅權、失職的西藏官員。駐藏辦事大臣舒濂包庇聚斂舞弊的達賴喇嘛之兄羅布藏多吉、同母弟羅布藏根敦扎克巴，與幫辦大臣普福互相參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月，成都將軍鄂輝奉旨入藏查辦。五月，乾隆皇帝將舒濂革職，以普福為辦事大臣，雅滿泰為幫辦大臣。七月，又將普福革職，降為三等侍衛，命保泰入藏接替駐藏辦事大臣普福之職。八月，命舒濂解送達賴喇嘛之兄弟來京。同時，令西藏的攝政活佛濟嚨呼圖克圖來京，遣噶勒丹錫哷圖呼圖克圖阿旺楚爾提木入藏主政。雅滿泰、保泰分別與當年十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抵達拉薩上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廓爾喀遣大頭目一人、小頭目兩人來到拉薩，依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約定，索要贖地銀兩。新上任主政的噶勒丹錫哷圖呼圖克圖拒絕給付。達賴喇嘛還派喇嘛敦珠布朋楚克、博爾東到邊境上放言，廓爾喀既已成為大清屬國，則不應照前約索要贖地銀兩。廓使又請朝廷賞給廓爾喀王拉納·巴哈都爾·沙阿俸祿及土地，也被駐藏大臣普福回絕。廓使一事無成，只得返回。

達賴喇嘛則派堪布托格穆特、商卓特巴吉彌敦第、仔琫第卜巴赴廓爾喀商談，打算付給廓爾喀150個元寶，同時將原訂合約撤回，永絕瓜葛。廓方以托格穆特地位不高，指名要求達賴喇嘛叔父阿古拉與噶倫丹津班珠爾來邊境商談。此時阿古拉已去世，不久，派去商談的堪布托格穆特也在廓爾喀病逝。

西藏地方的一系列舉措，令廓爾喀攝政王巴哈都爾·沙阿非常憤怒。巴哈都爾·沙阿感到進退兩難：若發動戰爭，則必然要投入大量經費、部隊和武器，因為清廷方面顯然已經對廓爾喀有所戒備；若放棄戰爭，則之前盟約的被撕毀令他非常不甘。最終他聲稱要懲治西藏地方的背盟，仍然決定：再次入侵西藏。

廓軍再侵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噶勒丹錫哷圖呼圖克圖圓寂，八世達賴喇嘛再度執政。五月，達賴喇嘛令噶倫丹津班珠爾赴邊界，與廓爾喀密談撤約事宜。五月十一日，丹津班珠爾、扎什端珠布、札薩克喇嘛格桑定結自拉薩啟程前往聶拉木，向駐藏大臣稟稱檢閱軍隊、修葺廟宇，實則繼續與廓方商談贖銀撤約之事。噶倫丹津班珠爾等認為，此前帶去的元寶只及半數，難以撤回合同，于是又攜150個元寶前往。一路上，扎什倫布寺、薩迦寺喇嘛及駐守聶拉木之戴琫江結也加入談判使團。

六月上旬，噶倫丹津班珠爾抵達聶拉木之沖堆（今聶拉木鎮充堆），札薩克喇嘛格桑定結與扎、薩二寺喇嘛則受沙瑪爾巴活佛之邀來到扎木（今聶拉木縣樟木鎮）。六月二十二日（西歷7月22日），噶倫丹津班珠爾、扎什端珠布、戴琫江結在沖堆，遭到廓爾喀兵突襲，被俘后押往廓爾喀都城陽布。格桑定結、扎、薩二寺喇嘛、聶拉木教習軍官王剛、馮大成等人也同時被拘押。七月，廓爾喀軍隊再次侵入聶拉木和濟嚨。廓軍兵分兩路，一路由達莫達爾·潘德（《清史稿》稱之為“噶箕·旦姆達爾·邦里”）率領，自濟嚨進攻宗喀；一路由阿比曼·辛格率領，從聶拉木進攻定日（在今定日縣西）；另有一路繞過定日，經薩迦直趨日喀則。

八月三日，廓軍攻占定日、濟嚨。八月十六日，廓軍攻陷薩迦。同日，保泰送年僅10歲的七世班禪額爾德尼前往拉薩，命仲巴呼圖克圖留守札什倫布寺。札什倫布寺濟仲喇嘛羅布藏丹巴與群僧占卜，得到“不可與賊作戰”的神示。仲巴呼圖克圖遂遣人赴廓營求和。然而，該使者半路逃走，于是寺內外喇嘛三千余人紛紛潰散。仲巴呼圖克圖也攜金銀及班禪所余貴重物件，裝為233捆，先行逃出。二十一日，廓軍隊長（Captain，清人譯作“噶布黨”）瑪木薩野攻入札什倫布寺，寺內僅余9人。瑪木薩野即入住班禪額爾德尼禪房內，大小頭目分據各處，將金銀佛像、供器、貯藏及靈塔鑲嵌之珍珠珊瑚寶石等物盡行掠去。冊封六世班禪的金冊也被盜走。

九月初，廓軍進攻日喀則宗城，都司徐南鵬率80人堅守，擊斃廓軍10余人、頭目1人。圍攻八晝夜后，廓軍仍不能破城，遂攜所掠財寶退往邊境。

福康安入藏

乾隆皇帝判定廓爾喀此次犯邊，志在劫掠后藏財物；此時冬雪迫近，廓軍必不能進兵前藏。一俟朝廷調集大軍進討，廓軍便可從容遁去。因此，乾隆皇帝決定大舉出兵，待來年春雪消融后攻入廓爾喀腹地，令其徹底臣服，不敢復萌故志。因成都將軍鄂輝等人資望尚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召平定臺灣林爽文叛亂的兩廣總督福康安來京。十月，福康安抵京，授將軍銜，督辦西藏軍事。以平臺之役中福康安的副手海蘭察、臺斐英阿等為參贊大臣，率黑龍江索倫、達呼爾兵丁千名，由青海入藏，征討廓爾喀。十二月，四川提督成德在聶拉木拍甲嶺一役戰勝廓軍。

從西北前后入藏的官兵有（1）福康安及其隨員，（2）海蘭察及100名侍衛，（3）烏什哈達、岱森保及所率1500名索倫達斡爾兵。陜甘總督勒保、青海辦事大臣奎舒奉旨預為籌辦乘騎、運畜、糧秣、柴薪、臺站、向導等事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二月十五日，福康安抵達青海西寧，一切都已準備就緒，大致是，陜甘總督勒保從屬下甘肅綠營調出了1500匹馬供官員使用，青海辦事大臣奎舒通過青海蒙古王公從各旗采購了3000多匹馬，供索倫達斡爾兵騎用；遙接西藏沿途設立了傳遞文書信息的臺站，派綠營兵和當地蒙古兵共同駐守，后因另有川藏驛路可用，這一線臺站在全軍分批經過完畢即卷撤。福康安于十二月二十日離開西寧，嚴冬中走上寒冷荒涼崎嶇的青藏高原，并站兼行，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1792年2月12日）到拉薩，全程將及5000華里，包括耽擱日數在內，用了50天。他詢問藏人，皆云對比喇嘛等行走需一百二三十日，可謂快速。

福康安進入藏境后，接見達賴喇嘛遣來迎接的高級官員，即逐一詢問廓爾喀兩次滋事的緣由，并札詢鄂輝、成德，令將先后情節據實答復。

備戰日喀則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三日，福康安于布達拉宮會見達賴喇嘛、班禪等，以面奉諭旨再次傳達嘉獎達賴喇嘛深明大義，不聽保泰內遷妄請，并正式提出，將來事定，辦理善后時，必須另立《章程》，逐條辦事，務使邊圉永寧。對于達賴喇嘛、班禪的回答相當滿意。及至談論公事訖，福康安斟酌上諭及實情，擬遵佛法，向達賴喇嘛、班禪施禮，為喇嘛婉拒，但后來私下仍向達賴行了叩首禮。

福康安在拉薩停留了近二十七天后，去后藏。在這期間，憑借他的地位威望，及大軍將到的聲勢，向西藏上層宣諭援藏用兵的意義。二月間，福康安檄令布魯克巴（不丹）、哲孟雄（錫金）及界外的作木朗、披楞（指英國東印度公司）等。發兵合攻廓爾喀，但被乾隆皇帝批評為時過早，不夠策略。上述各部接到福康安檄令后，反應消極。達賴喇嘛也于二月九日（1792年3月1日）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首腦，促請勿聽信廓爾喀求援的讕言。

福康安奉詔檢讀后，認為廓爾喀當滋擾之后，尚逞此詭譎之辭，實堪痛恨。二月十日，海蘭察也到了，福康安得到了兩名軍事助手。三月十五日，乾隆皇帝特授福康安為“大將軍”，俾其等列威嚴在一般外省駐防將軍之上。旨意傳至西藏，當在四月。三月內，福康安檄諭廓爾喀王子，希望能夠和平罷兵，但如果廓爾喀執意開戰，清廷也時刻準備著。清廷檄諭口氣很強硬。

收復擦木濟嚨

稍前，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成德收復聶拉木東官寨，陣斬廓軍將領呢瑪叭噶嘶、踏巴。二月，川軍攻克聶拉木的廓軍西北碉寨，俘獲瑪木薩野之侄咱瑪達阿爾曾薩野，聶拉木全境收復。閏四月十八日，福康安、海蘭察、惠齡由日喀則馳往江孜，督運軍糧。二十七日，抵達定日之第哩朗古，與成德會合。福康安、海蘭察等分頭察看聶拉木、絨轄等地后，率主力前往宗喀，決定由濟嚨向南，攻入廓爾喀。

五月六日，福康安、海蘭察領兵行至宗喀以南的轄布基，進攻擦木山隘（在今吉隆縣宗喀鎮南）。是日夜，清軍乘雨分兵五路，海蘭察居中，哲森保等由東西兩山夾擊廓軍營寨，莫爾根保繞到營后偷襲。

初七日黎明之時，清兵攻克擦木山梁上的兩座廓軍石碉樓，斬殺二百余人。初八日，清軍進至瑪噶爾轄爾甲，擊潰由濟嚨前來迎戰的廓軍。初十日，清兵攻克濟嚨，斬殺640余人，俘虜200余人。至此，西藏全境收復。

進兵廓爾喀

熱索橋之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十三日（西歷1792年7月1日），福康安、海蘭察率軍由濟嚨啟程，沿吉隆河東岸南下。十四日，清軍過藏廓邊界之擺嗎奈撒，進入廓爾喀境內之熱索瓦（尼泊爾語Rasuwa），與廓軍隔熱索河對峙。熱索河為吉隆河支流，其上有木板浮橋，即熱索橋。廓兵在熱索河北岸索喇拉山上筑碉樓一座，南岸臨河有碉樓兩座，并將熱索橋木板撤去，憑河據守。十五日，清兵佯攻河北岸的廓軍碉樓；另遣金川藏兵翻越兩座高山，繞道至熱索河上游六七里處，伐木做筏，渡河后沿南岸疾行，突襲臨河碉房。南岸廓兵出卡抵御之際，北岸的清兵主力搭橋渡河，一舉奪取三座石碉，是為熱索橋之戰。

協布嚕、東覺山之戰

得知清軍將至首都的時候，廓爾喀王拉納·巴哈都爾·沙阿逃往臨近英屬印度的邊境。留守陽布的王叔巴哈都爾·沙阿召見被扣押的噶倫丹津班珠爾，請求其轉告福康安，廓爾喀侵犯藏境，全因沙瑪爾巴活佛唆使，并保證歸還扎什倫布寺財物，賠償在沖都被襲的官兵命價。此外，巴哈都爾·沙阿向英屬印度殖民政府求助，希望得到武器彈藥的支持。

印度總督康沃利斯侯爵考慮到若公開支持廓爾喀，勢必會使英國人在廣州的貿易受到影響，因此拒絕了這個要求。但后來，康沃利斯又發現，這是控制廓爾喀地區商業貿易的絕佳時機，便派海德拉巴邦的執政者詹姆斯·阿基琉斯·克爾帕特里克率英國使團前往廓爾喀。

六月二十五日，廓爾喀頭人噶布黨普都爾幫里、噶箕朗穆幾爾幫里、達薩爾（Taksari，官職名，掌管鑄錢）乃爾興、小頭目巴拉巴都爾哈瓦斯4人及隨從20余人，來到雍鴉大營，將去年在沖堆被擄走的丹津班珠爾、扎什端珠布、藏軍營官聶堆、盧獻麟、馮大成等人送還。福康安面諭廓爾喀頭人，令其遵辦五條事宜，方準其投降：“廓兵須退出噶勒拉、堆補木、甲爾古拉、集木集等處山梁；廓爾喀王喇納巴都爾、王叔巴都爾薩野親自前來；將沙瑪爾巴活佛尸骨及其徒弟交出；所掠之扎什倫布寺財寶全行歸還；交出乾隆五十四年與丹津班珠爾私訂之合同，不得再提西藏交付贖銀之事。”清兵將廓使送還7天后，并無回音。廓軍仍占據諸處山梁。

帕朗古之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二日，清軍進攻噶勒拉、堆補木。在進攻甲爾古拉山時，廓爾喀軍隊誘清軍進入叢林，隨后三面放火燒林。清軍失利，臺斐英阿、阿滿泰、莫爾根保、英貴、張占魁等人戰死，是為帕朗古之戰。

廓爾喀請降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八日（西歷1792年9月23日），廓爾喀管事頭人噶箕第烏達特塔巴來到清軍大營，請求歸誠，并代廓王、王叔進京朝覲。十九日，福康安準其歸降。二十一日，清軍開始從帕朗古撤回。九月四日，清兵全部撤回濟嚨。

清兵撤退的同時，福康安派穆克登阿勘察西藏、廓爾喀邊界。十月十五日，福康安來到拉薩，達賴喇嘛率僧俗官員出迎。福康安在拉薩停留了四個多月，與惠齡、孫士毅、和琳擬定了《藏內善后章程》。十二月二十三日，廓爾喀貢使抵達京師，并謁見和珅。次日，貢使覲見乾隆皇帝。二十七日，皇帝準許恢復喇納巴都爾的王爵、巴都爾薩野的公爵名號。白教活佛夏瑪巴欽定不準轉世，弟子一律改宗黃教。

戰爭結果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八日（1792年9月23日），廓爾喀在清軍的凌厲攻勢下請求投降，八月十九日，清軍準降。清兵撤退的同時還勘察西藏、廓爾喀的邊界。福康安等人擬定了《藏內善后章程》。雙方經過會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項條款。次年正月，經清政府修訂為二十九條，即《欽定藏內善后章程》，改革并充實了多項方針，加強了駐藏大臣的職權和地位。

經過了這場戰爭，廓爾喀的勢力受到削弱。之前被其所滅的錫金也得以復國，不過其原有領土仍有一部分被廓爾喀占據。在廓爾喀與清朝議和之后，由克爾帕特里克率領的英國使團才到達廓爾喀，希望同廓爾喀就武器之事進行會談。巴哈都爾·沙阿拒絕了英國人的建議，將這個使團禮送出境。雖然和約已經達成，但西藏地方對廓爾喀依然非常戒備。八世達賴希望聯合廓爾喀的鄰國來與之對抗，曾派遣一個代表團去英屬印度當時的首都的加爾各答，希望與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合作，來牽制廓爾喀。

戰爭影響

政治

清朝用兵西藏，進一步提高了清朝中央的威望，促進了西藏地方對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作用。清朝用兵西藏又推進了民族關系和民族融合的發展。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清軍迅速收復失地。清軍旋即而歸，廓爾喀派人至北京認罪。清朝兩次派軍入藏，驅逐廓爾喀的入侵，保衛了西藏，鞏固了邊防，增強了漢藏等各族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此外，清政府又對藏事作了重大整頓。乾隆帝批準了由福康安、和琳、惠琳等奉旨酌籌的《藏內善后章程》，即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頒發的著名的《新訂章程二十九條》，又稱為《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章程對西藏地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制和外事等方面均作了明確規定。

軍事

清政府為了加強西藏地方管理、鞏固勝利、穩定政局，參照慣例，決定在前后藏邊防要隘、交通樞紐、重要城鎮，以及川邊至拉薩的臺站，均派兵駐防，總計兵力1300余名。

章程規定整編藏軍，設藏兵3000名，駐扎前藏1000名、后藏1000名、定日500名、江孜500名。《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對藏軍的各級軍官（代本、如本、甲本等）、藏軍薪俸、餉銀、操防、軍器、馬匹等，以及清朝派駐前后藏及各地的官兵額數、駐防等方面章程也作了具體的規定。整編后的藏軍作為清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支地方軍隊，在以后維護地方安定和抗擊外敵侵略的斗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章程規定駐藏大臣每年五、六月輪流一人，到后藏巡邊，“操閱番兵”；檢查和維護邊界；在重要的邊防要隘設立定額駐軍，分防巡守。隨著乾隆年間在西藏重新布署駐防清軍、頒布和執行章程以及藏軍的整編，清朝用兵西藏的能量達到極至，駐兵西藏形成制度化和法律化。上述舉措，作為歷史定制，直至清末。它對于鞏固和加強清朝統一、維護對西藏的主權、鞏固國防、促進西藏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濟

清軍平定廓爾喀，進藏駐藏對西藏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清朝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用兵西藏后，即打通了川藏、滇藏和青藏三條進藏主干驛路，沿途添設軍站，設置糧臺，派兵守護，保障了進藏交通的通暢。這有利于西藏與內地之間的貿易往來，當時留駐中甸、打箭爐、巴塘、理塘、察木多、拉薩等地的漢人和商貿小販日益增多。清朝每次用兵西藏，均動員了川、滇、青等藏區的僧俗民眾、土司和部落頭人，征調大量的人力、畜力和物力擔當后勤供應，保障軍需物資運藏。清朝官府對所征烏拉都付給腳價，對西藏地方政府的供應采取購買方式付給銀兩。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就西藏籌辦軍用糧餉事，對于駐藏官兵的口糧供應，形式多樣。如雍正帝曾下旨將駐藏官兵的口糧，由官府發給銀兩，到藏之日，由士兵自行買備。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后又實行提前采買貯存，以免出現供糧危機。清軍出錢在藏區購買數量龐大的軍糧物資，多少帶有商品買賣的性質，在某種意義上有利于刺激西藏農牧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的興起。

推行軍屯是清代就近解決戍邊部隊糧餉問題的又一辦法。清自康熙年間用兵西藏后，逐漸在鄰近的川（如大小金川）、滇（如中甸和維西）、青（如西寧至格爾木）等省藏區推行軍屯。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即派兵在青海柴達木盆地的額色爾津地方筑城建廒，進行屯田。官府還將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陜西五省軍流罪人犯發配到青海大通布隆吉爾等處，令他們一同開墾那里的土地。屯田地區除接受犯人之外，還吸引不少漢人向藏區遷移，官府給予屯田眷屬的待遇。對投誠的藏民，官府也安插與漢人一體屯墾。屯田帶有軍民混合、漢藏結合的特點。這些屯田，支持了西藏，解決了駐藏清軍的一部分養贍問題，減少了內地供糧的壓力。屯田不僅是對藏區農牧業生產有示范效應，而且也有利于促進藏區的開發。

文化

平定廓爾喀后，清軍進藏和駐藏極大地推動了西藏與內地、藏族與漢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清軍把軍用物資、生活用品以及內地先進的農耕、畜牧、建筑、藝術等方面的技術帶進西藏，又把西藏的文化及地方特產、各種藝術品等帶回內地，形成廣泛的交流。清軍進藏后主動學習藏族文化，清統治者鼓勵清軍要“熟悉夷情”，士兵主動適應高原生活，甚至與藏族通婚。藏族也向清軍學習先進的內地文化和生產技術。清軍作為一個文化的載體，在與藏族的接觸中，留下了許多反映藏漢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遺跡。由清軍建造的分布于拉薩等西藏各地的關帝廟就是其中的重要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