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

背景

三冗危機

北宋立國后，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便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并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宋初，為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但設官分職尚有定數。自宋真宗時起，朝廷關于官員致仕的詔令日見增多，至宋仁宗時，更是三令五申。同時，由于大興科舉、采用恩蔭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于不利地位（“冗兵”）。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據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三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內憂外患

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農民由于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

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后，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黨項族連年發生戰爭，但由于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

慶歷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歷新政”，歷經一年即告失敗，結果并未改變這一嚴峻形勢。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一派繁榮，其實內部已經蘊涵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

由于土地兼并現象嚴重，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兼之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出現了立國以來少有的財政赤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過程

慶歷新政失敗后，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朝廷內外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漲起來。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進京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請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沒被仁宗采納。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

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治危機，遂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國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現有法度”，并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

王安石認為：

北宋國家貧苦的癥結，不在于開支過多，而在于生產過少；農民之所以貧苦和不能從事生產，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農民身上。

因此，最好的理財富國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開發自然資源，是積極開源，而不是消極節流。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神宗采納王安石的相關主張，并要求其盡心輔佐。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便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

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熙寧三年（1070年），頒布募役法、保甲法。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方田均稅法，并改革科舉制度。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

結果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

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

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史稱“新舊黨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

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

隨后，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借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免役錢激起群情洶洶、民心不穩，神宗憂形于色，寢食不安。

安上門監鄭俠繪東北《流民圖》以告急文件特進。神宗反復觀圖，竟夕不眠，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

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隨著改革深入，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發生動搖。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產生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使變法遭受重挫。

熙寧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經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宋神宗的動搖，變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辭去宰相，從此隱居江寧，法令亦陸續被廢止。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

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鐘山。

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于恢復祖宗舊制，前后歷時九年，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

宋哲宗親政后，重新起用變法派，但統治集團內部的斗爭更加激烈，新法已成為各派系傾軋的工具。

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影響

成效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御，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

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后，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積貧局面的改變

變法使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并勢力，如：

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占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

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積弱局面的改善

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

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

如：

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并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斗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余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弊端

變法過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從而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

在變法的指導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謀求開辟財源，獲取盡可能多的國家財政稅收，如均輸法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強制進行收購、運銷，以此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富，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變法導致國富民貧，而這于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是大相徑庭的，而且新法實行也過于急進。

變法在當時，也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后果。

史稱，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發、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疫錢都不許經營，稅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稅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

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不止三、兩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