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

基本介紹

《永樂大典》是明永樂年間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縉、姚廣孝等主持編纂的一部集中國古代典籍于大成的類書。初名《文獻大成》，后明成祖親自撰寫序言并賜名《永樂大典》。全書22,877卷（目錄60卷，共計22937卷），11095冊，約3.7億字，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決心修一部巨著彰顯國威，造福萬代。宗旨是“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最初令解縉主持編纂（規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獻大成》，但朱棣親閱后甚為不滿，欽點姚廣孝擔任監修，同時編纂隊伍擴大到了2196人（累計達3000多人），于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朱棣親自作序并賜名《永樂大典》。全書于永樂六年（1408年）才抄寫完畢。

《永樂大典》正本尚未確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卻慘遭浩劫，大多毀于火災和戰亂，也有相當一部分被后人以修書之名竊走，現今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

《永樂大典》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術，占卜，釋藏道經，戲劇，工藝，農藝涵蓋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知識財富。《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百科全書”條目中稱中國明代類書《永樂大典》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

其他信息

歷史沿革

永樂修訂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類書，商議“編輯經史百家之言為《類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為整理知識，令解縉等人修書。編撰宗旨：“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過程召集147人，首次成書于永樂二年（1404年），初名《文獻大成》；明成祖過目后認為“所纂尚多未備”，不甚滿意。

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再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解縉、禮部尚書鄭賜監修以及劉季篪等人重修，動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編寫。組織設監修、總裁、副總裁、都總裁等職，負責各方面工作。蔣用文、趙同友各為正副總裁，陳濟為都總裁，參用南京文淵閣的全部藏書，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進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滿意，親自為序，并命名為《永樂大典》，清抄至永樂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書。據《進永樂大典表》稱，全書繕寫成22,877卷，目錄60卷，成書11,095冊。《永樂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繕書人進行描欄、清抄、繪圖和圈點工作，由于人員數量過多，已經無法統計了。

《永樂大典》在永樂年間纂修完成后，只抄錄了一部，叫做“永樂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損，又重錄了一部，稱為“嘉靖副本”。因為兩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宮中，沒有刊印，流傳稀少，在朝代更迭、內憂外患中被偷盜、搶掠、焚燒，“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冊。《永樂大典》從編纂到毀滅的600年間，留下了許多傳奇故事和千古之謎。《永樂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淵閣的東閣。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選了一部分藏書帶到新都，《永樂大典》在正統年間正式被放置在文樓中。永樂和萬歷刊刻，都因“工費浩繁”未能實現。

正統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淵閣大火，《永樂大典》所據原稿付之一炬。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宮中失火，奉天門及三大殿均被焚毀，收藏在南京文淵閣的《永樂大典》正本差點毀于大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張居正等人負責重錄《永樂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禮部主持了“糊名考試”，選撥出109位善書人。內府調撥了畫匠、砑光匠、紙匠等。惜薪司、光祿寺和翰林院也分別負責木炭、酒飯和“月米”的供應。重錄工作正式開始了。隆慶初年告成，原本歸還南京。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這套書到乾隆年間存有8,000冊，因此有人懷疑當時并未抄完。對于原書的去向一直是一個不解之謎，歷史學界有多種猜測。顧炎武《日知錄》斷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個猜測是，原書已給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駕崩后沒有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當時抄本正在進行中，有人認為是在等抄寫工作結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冊，讓人懷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沒有抄完。

清代輯佚

《永樂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全祖望和李紱都是清代的大學者。雍正年間開三禮館，全、李二人供職翰林院，得以接觸《永樂大典》。他們在《永樂大典》中看到許多世上未見之書，驚呼為“宇宙之鴻寶”。兩人一商量，覺得應該先把想見而不可得的書籍輯錄出來。全祖望寫了《抄永樂大典記》，認為最需要輯錄的有五類書，就是經、史、志乘、氏族、藝文。從此，兩人每天看20卷，把想輯錄的書名簽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寫。就這樣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義》、高氏《春秋義宗》等十多種書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樂大典》兩個人怎么能看過一遍呢？長期的輯佚工作讓兩人感到身心疲憊。第二年全祖望罷官回鄉，輯佚工作只好作罷。但全、李二人的輯佚成果卻引起了學者們的普遍關注，為以后《四庫全書》館臣系統輯佚《永樂大典》奠定了基礎。

康熙、雍正朝曾纂修過一部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皇帝對這種類書的體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類書雖然能夠兼收并錄，極方策大觀，但“因類取裁”的方法使得人們無法看到書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來處。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叢書——《四庫全書》，以補類書的缺失。還把藏《四庫全書》的閣名用淵、源、津、溯來命名，凸顯他的這部書才真正能夠“溯其源流”。這時，安徽學政朱筠和四庫總裁于敏中都建議乾隆皇帝輯佚《永樂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視。在開四庫全書館之初，他連頒兩道圣旨，下令輯佚、匯訂《永樂大典》中的古書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清政府修《四庫全書》﹐發現《永樂大典》已遺失缺失2,422卷，約千余冊。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佚書，其中有385種收入《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參加輯佚的有當時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詩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晉涵輯《舊五代史》、《九國志》，戴震輯《算經》，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輯出經、史、子、集四部書共385種、4946卷。著名的有后來被列入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記載南宋初年史實的重要著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錄學名著《直齋書錄解題》和西晉杜預的《春秋釋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詩文集更達到了175種，許多失傳的重要典籍都通過這次輯佚恢復了原貌。

乾隆皇帝所以在輯佚中堅持儒家正統觀念，認為“菁華已盡，糟粕可棄”，凡佛道、戲曲、小說等概不輯錄，對于牽涉違礙的言辭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刪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鄧御夫的《農歷》200卷詳細程度超過《齊民要術》，還有些軍事方面的發明為怕洋人學去，也都丟掉，不加采錄。甚至已經輯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晉史揮塵》等，或簽出的典籍《元一統志》等重要的方志類書籍，都棄置不顧。

四庫館對《永樂大典》進行系統輯佚后，嘉慶間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統志》時都曾用過《大典》中的史料。不過貢獻最大的是徐松的輯佚工作，他輯佚的《宋會要》500卷、《宋中興禮書》、《續中興禮書》、《元河南志》等都是超過100卷的大書。以后文廷式輯錄過《元代記事》、《宋狀元及第圖》等，繆荃孫輯錄過《明瀘州志》、《明永樂順天府志》，董康輯錄過《憲臺通記》。

近代外流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丟失大量《大典》。光緒元年（1875年）修繕翰林院建筑時，清查《大典》不足5,000冊，《永樂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職員監守自盜，據說文廷式一人即曾盜走百余冊《永樂大典》。

光緒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時僅剩800冊，現今尚存約400冊，810卷，不到原書的4%。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義和團的拳民焚毀，《永樂大典》損壞三百余冊。

光緒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館交回《大典》330冊。不久又遭到監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師圖書館時，僅剩64冊。

民國收集

近現代因為《永樂大典》的散失，能夠利用的只有區區400冊，但仍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中國國家圖書館誕生之初就擔負起國家圖書館職責，保存并收集《永樂大典》等珍貴文獻。京師圖書館籌建之初，經學部提議將翰林院殘存的《永樂大典》移交京師圖書館庋藏。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周樹人建議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請國務院，將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殘本64冊送歸教育部，其中60冊交由京師圖書館儲藏，這是國家圖書館入藏的第一批《永樂大典》。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后，對《永樂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遺余力。副館長袁同禮和考訂組組長趙萬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館藏《大典》已達93冊。

特別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趙萬里在1928年到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后，就開始了對《永樂大典》的輯錄工作，輯錄了《陳了翁年譜》，還以多年功力，從各種載籍中搜求逸佚，編纂成《校輯宋金元人詞》73卷，其中采用《永樂大典》佚文頗多。趙萬里和陳恩惠等人，在日據時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輯錄工作，他們發現《四庫全書》中的若干種《永樂大典》輯本與現存《永樂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根據當時陳恩惠建議，把《永樂大典》輯佚工作列入工作計劃中。

陳恩惠具體負責核對《四庫全書》。由趙萬里將佚文確定后，雇請兩位抄寫人員進行抄寫，輯佚工作進行了6年，輯出史部、子部、集部，特別是方志、文集等總數達213種。其中的《元一統志》、《析津志輯校》、《薛仁貴征遼事略》等后來都經過再輯得以出版。這時期的輯佚還有郭沫若的《大德南海志》、錢南揚的《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欒貴明的《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等。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華北局勢動蕩不安。為防不測，國民政府下令古物南遷。1933年5月，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等古籍南遷，以防不虞。接電后，北平圖書館即將《永樂大典》等善本典籍運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倉庫。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上海淪陷，局勢進一步惡化，存放上海圖籍的安全遭到威脅。代理館長袁同禮和上海辦事處錢存訓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系，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后運往美國寄存。選取的3，000種書中有60冊《永樂大典》。于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善本轉運臺灣，暫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冊《永樂大典》后來運回了北平（今北京）。

建國之后

影印出版

《永樂大典》殘本約400冊散落在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單位。從二十世紀初，就不斷被藏書家所摹寫、復制。像傅增湘、嘉業堂這些收藏過《永樂大典》的藏書家和藏書樓都曾經仿真復制過《永樂大典》。也有的圖書館將復制的《永樂大典》用來交換中國保存的《永樂大典》膠卷，可以說是費盡了心機。

1959年，北京圖書館將歷年收集到的《永樂大典》原本和膠卷提供予中華書局，與中華書局自己收集到的《永樂大典》復制品一起進行影印出版。經過多次補充出版，正式出版的《永樂大典》已達797卷，占現存總數的99%。臺灣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樂大典》。2002年，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永樂大典》600年國際研討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樂大典》，并計劃在幾年內將世界現存的《永樂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重聚經歷

名家贈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1年，當時與中國友好的蘇聯把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收藏的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并和北圖聯合舉辦了一次展覽，宣傳《大典》的價值及其慘遭劫掠的遭遇。展覽極大地激發了各界群眾的愛國熱情。一些愛國人士和藏書單位紛紛向國家捐獻了自己收藏的《永樂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書家周叔弢率先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給國家并致信北圖：“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隨后趙元方也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捐贈出來。更令人感動的是在張元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通過將商務印書館所屬東方圖書館所藏21冊《永樂大典》贈送北圖。此后，北京大學、廣東文管會，以及張季薌、金梁、徐伯郊、陳李藹如等紛紛捐獻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冊《永樂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對文物收藏極為關注，特批專款從香港藏書家陳清華手中購回一批珍貴古籍，其中就有4冊《永樂大典》。

外國歸還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之初就和當時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交涉歸還《永樂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蘇聯政府的支援。1951年，蘇聯把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收藏的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因為這些《永樂大典》過去是被當作戰利品從大連的滿鐵圖書館運到蘇聯去的。如今蘇聯政府無償歸還這些珍貴文物，對百年來飽受外國侵略和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來說是一件非常振奮的事，也為國家間的平等交往樹立了典范。中國和蘇聯的各大報紙對此事進行了大量報道。

繼這次贈還《永樂大典》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藏書機構也紛紛贈還藏書；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還3冊，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贈還52冊，蘇聯科學院也通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移贈1冊。這樣67冊遠離故國的《永樂大典》終于回到了祖國懷抱。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德國士兵曾從北京翰林院搶走3冊《永樂大典》，后收藏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1955年12月11日，前民主德國總理格羅提渥向中國返還了這3冊《永樂大典》。

魯民捐贈

《永樂大典》在收集過程中還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掛歷上印的珍貴古籍圖片時，發現過去自己家中有一冊與《永樂大典》很相似的書，因為不知道是書名，家中就用它來夾鞋樣和剪紙，而且剪掉了書中天頭地腳沒有字的部分。由于有從祖上因襲的敬惜字紙的傳統，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來了。孫洪林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掖縣文化館，并要求北京圖書館派人來鑒定。經過專家鑒定，這冊書無疑就是《永樂大典》的“門”字韻。孫家將這部幸運的《永樂大典》捐贈給國家。北圖在收到此書后即由專業修復人員做了復原。這冊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終于與其他《大典》聚合了。

現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珍藏161冊，另外美國國會圖書館還藏有40冊，英國各地包括英國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校、英國劍橋大學等存有51冊，德國漢堡大學圖書館、德國科隆大學圖書館、德國柏林人種博物館等存有5冊，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日本三理圖書館、日本靜培堂文庫、日本斯道文訓、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日本武田長兵衛、日本石黑傳六、日本小川廣己和韓國舊京李王職文庫亦有搜集，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則存有62冊。

大典形制

包裝

完整的《永樂大典》單冊，高50.3厘米，寬30厘米，用明代營造尺來量，高一尺五寸六分，寬九寸三分。開本宏大，具有皇家的威儀和氣魄。

每冊《大典》約有50葉（頁）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冊，一卷一冊或三卷一冊。書葉采用雪白、厚實的樹皮紙，翻開書發出淡淡書香，十分講究和美觀。

古籍的書衣就是現代書籍的封面，因為像人穿的衣服一樣包裹在書的外面，就有了“書衣”這個形象的稱呼。《永樂大典》的書衣用多層宣紙硬裱，最外面有一層黃絹連腦包過，格外莊重。這種很像現代書籍的裝幀形式叫做“包背裝”，是元朝和明朝前期書籍裝幀普遍采用的方式。包背裝書籍應該是立著插在書架上，不像后來的線裝書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萬多冊開本宏闊的《永樂大典》擺在架上，如同一個小型圖書館，可謂煌煌巨制。

書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個長方形的書簽，框內題“永樂大典”四字，字下方還有雙行小字，說明這冊書的卷數。書衣正面的右上方還黏有一個框，里面用墨筆題寫這一冊所屬的韻目，又低一字注明這一冊是該韻目的第幾冊。如果手里有一部當時通用的《洪武正韻》的話，按圖索驥，就能十分方便地從一萬多冊《大典》中檢索到自己需要的內容。

行格

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筆寫成的。朱筆主要用來繪制邊欄界行，書寫引用書籍的著者和書名；墨筆用來書寫題名、卷數、韻目、書籍正文并繪制圖畫；圈點則是用內空外圓的蘆、竹、骨或玉制筆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體看起來端莊美觀，朱墨燦然。

《永樂大典》每一葉朱色的邊欄界行都是用手繪制、而不是印刷出來的。大典的邊欄四周都繪成雙邊，“朱絲欄”把每半葉隔成八行，版心間上、下各有一條粗粗的“象鼻”，中間還有一個“魚尾”，“魚尾”上方記載書名和卷數，下方記載葉數。

《永樂大典》的3億7千萬字，都是書手們用明代官用的楷書：館閣體一筆一畫抄寫出來的。大典中所繪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這3億多字在編纂時應該至少抄過一遍，兩千多人連編帶抄用了5年時間；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萬字之多。清抄的書手中有許多是各地有名的書法家。由于現存的《永樂大典》是嘉靖年間重錄的，永樂年間原本的書法不得而知。嘉靖年間負責重錄工作的徐階見到永樂本后，曾經贊嘆說，舊本繕寫得太好了，很難再找到這樣的書手了。從嘉靖重錄本看，《大典》的書法較為瘦長，類似歐書，看起來流暢挺撥，相比較，清代的館閣體則顯得更圓潤一些。當然，《大典》的書法也有匠氣較濃的，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過于挑剔。

從《永樂大典》的殘本上，還可以看到其中的插圖，這些圖畫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繪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態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書籍插圖中的精品。

《永樂大典》完整的時候，插圖的式樣和種類一定非常多，如果單獨編一本《永樂大典》插圖集的話，那簡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清代大學者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曾經說到他編纂《四庫全書》時，有一次翻到《永樂大典》上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圖畫，很是驚訝。按照《永樂大典》上的記載，“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動扳機，箭飛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鐵甲，宋朝的軍隊用“神臂弓”來對付金兵很有效果。宋軍對這一利器的使用有嚴格的軍法要求，絕對不能遺失或被金兵得去。“神臂弓”在元世祖的時候失傳了。結果“神臂弓”最終隨著《永樂大典》而消亡了。

編排

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它的辭條是用英文26個字母的順序來編排的，那么在中國古代，如何把規模宏大的《永樂大典》組織成一個整體，讓人很快能檢索到要找的內容呢？《永樂大典》的編纂者們采用了“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在這幅《永樂大典》圖版中，卷端第一行下方“四霽”就是韻目的順序和名稱，第二行的“寄”字就是屬于霽韻的一個韻字。別看只有三個字，作用可是很大的呢！

當代專家學者要編纂一部百科全書，往往要先確定條目，再根據大量的資料逐條撰寫。像《大英百科全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都是這樣。《永樂大典》的編纂者們也要根據文獻中的語詞來確定條目，不過他們并不撰寫什么文字，而是把各種典籍中凡出現過這個條目的一段記載，甚至整部書籍全都抄錄下來，還要點明采自什么文章、書籍，是何人撰寫的，讓人明晰出處，可以查考。這種做法，有點類似孔子所說的“述而不作”。

《永樂大典》記載內容通行的規則是用一行的大字墨書辭目，用雙行小字朱筆記載作者和書名，墨筆記載書中的篇名和內容，就像這幅圖版看到的樣子。

韻字下面也有文章：《永樂大典》裁選的典籍或文章一般都列在辭目下面。但根據具體情況，有些也列在標目字的下面。比如圖版中的標目字“昭”的下面，就把《左傳》中關于魯昭公一節的記載全部列在下面，而且一列就是好幾卷。

古音古字匯于書中：《永樂大典》在檢索字的下面首先要注明該字在《洪武正韻》中的音韻和最早的出處、訓釋，還要標明篆、隸、行、草、楷等各種書體和異體字，內容十分豐富。你看這個標目字“冀”字下面就列舉了“冀”各式各樣的寫法，真像書法字典一樣。

《永樂大典》前后編纂過兩次，第一次編纂開始于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由解縉、胡廣、胡儼、楊士奇等人負責，召集了147人，于次年完成了編纂工作。名《文獻大成》，當時的明成祖朱棣閱讀后非常不滿，命令重新編纂。

流傳情況

正本命運

明朝嘉靖年間重錄《永樂大典》后，有關大典的記載就很少見了，特別是永樂正本的下落更是撲朔迷離。有人認為大典正本毀于戰亂或火災，早已蕩然無存。怎有人卻認定大典應該是被殉葬了，還有重現于世的希望，要不然怎么會突然間杳無音訊的呢？以歷史記載詳實而著稱的中國？實在匪夷所思！正本究竟遭受了何等命運？如何亡佚的？當代還是歷史上的一大懸案。

毀于明末說

根據史書記載，永樂年間曾經考慮過將新編就的《永樂大典》付梓，但因工費浩繁而罷。嘉靖副本重錄30年后，又有南京國子祭酒陸可教曾上書建議刊刻大典，因為同樣的原因未被采納。更有太史令李維楨批評《大典》“冗濫可厭，殊不足觀”，說明在明朝萬歷年間，《永樂大典》仍然存世。可到了明末，學者談遷和顧炎武卻認為大典在萬歷末年間就毀于大火了。熟悉明末宮闈舊事的宦官劉若愚寫的《酌中志》也說：“舊《永樂大典》二部，今又見貯于何處也？”真是一點線索也沒有。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就下了個結論，說“明祚既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并毀”，還說嘉靖錄副時，實際上是抄了正、副二本，錄副后，永樂原本歸還南京去了，一并毀于明末戰亂。這些說法看來并沒有明確的歷史依據。

毀于嘉慶乾清宮大火說

清朝康熙年間，學者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中發現了《永樂大典》副本，已有殘缺。雍正間，這部副本被運到翰林院保存了起來。學者全祖望猜測永樂正本應該還在乾清宮中，希望能用正本來配補遺失的副本。清末的繆荃孫也執相同看法，并且明確說，正本是在嘉慶年間乾清宮大火中被焚毀了。可是乾隆間編纂《天祿琳瑯書目》時并沒有記載正本的存在。而且乾隆皇帝在編纂《四庫全書》時，還尋找過丟失的副本，負責輯佚《永樂大典》的館臣們也沒有見過正本。所以正本毀于乾清宮大火的說法應該是靠不住的。

殉葬說

20世紀60年代，位于北京十三陵的明神宗（萬歷皇帝）的陵墓定陵的大門被緩緩打開。定陵的挖掘是當時考古界和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報刊一時紛紛報道。但定陵的挖掘還有著一層不為人所知的背景，就是以郭沫若為首的一些史學家論證《永樂大典》的正本被殉葬在定陵中，結果當然讓人大失所望。

可是《永樂大典》殉葬說卻被很多學者所采納，他們從最喜愛《永樂大典》的明世宗的下葬時間和《永樂大典》錄副的進度來比較，以及從《永樂大典》正本突然失蹤的情況來判斷，猜測《永樂大典》的正本極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去了。殉葬說并不意味著我們尚可以找到完整無損的《永樂大典》正本，可是這部資料價值極高而又歷經磨難的類書的命運又一次牽動了人們的神經，而被廣泛地關注和報道。《永樂大典》的命運已經成為人們心中永遠解不開的結，讓每個中華兒女都為之繃緊了神經，這種心情就像一位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孩童一樣，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邊。

副本命運

副本流傳至清代，并沒有受到重視。到雍正年間，《大典》才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學士和編修官才得有借閱機會。乾隆初年清代學者全祖望考中進士后，被分到庶常館學習，曾有機會見到這部書，大加稱贊，并抄出《宋元圖經》等海內孤本若干種，并且寫了一篇《抄永樂大典記》，詳記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庫全書》，此時《大典》已缺佚兩千余卷，但仍從其中輯出佚書五百余種，其保存文獻資料的巨大價值，可見一斑。

道光以后，清室日趨衰敗，官吏乘機盜竊，《大典》逐漸流失損壞。但《永樂大典》最大的厄運，還在此后。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和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兩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燒劫掠，許多寶貴的文物喪失殆盡，《永樂大典》也同樣遭到浩劫，部分被燒毀，部分被搶走，所余寥寥無幾，言之令人痛心。剩下的約400冊零本被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機構收藏。即使是這樣，《永樂大典》這部奇書在當代仍然以其巨大的資料和文物價值而受到學者們的青眼。

尋找失去的大典

“大典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堅。兼及釋道欠精覆，久閱滄桑惜弗全。”這首七言絕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詩中贊賞永樂皇帝編纂《永樂大典》的良苦用心，對《永樂大典》收集佛、道典籍進行了批評，感嘆歷盡滄桑的大典流傳下來已經不完整了。短短四句話，昭示了乾隆皇帝對《永樂大典》的認識。乾隆朝對《永樂大典》的挖掘和利用也都由這四句話看出端倪。

經過明代的戰亂，《永樂大典》副本已經有所散失了。在皇史宬發現大典的徐干學說過，大典“鼎革時亦有佚失”。可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四庫全書館時，《永樂大典》的缺失還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視。當時因要從大典中輯佚失傳的典籍，進行了一次清查，發現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為嘆息，下令在全國尋找丟失的《大典》，特別要在書賈坊林間“留心體訪”。有人猜測，最早發現大典的徐干學、高士奇、王鴻緒等人經常利用此書，可能把一部分帶回浙江老家去了。乾隆皇帝就給兩江總督高晉、浙江巡撫三寶下了密令，要他們去徐、高等人家中宣示，大典是官物，即使當年拿回家，也是無意收藏，只要交出，概不追究。可是徐、高后人堅持說沒有見過大典，最后只得無功而返。這時卻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個四庫全書館的纂修官黃壽齡私自把六冊大典帶回家中閱讀，被人盜去。事發之后，乾隆皇帝聞訊十分惱火，嚴令緝捕、找回大典。最后盜人喪膽，趁夜悄悄將大典放到御河橋邊，終被追回。而黃壽齡也被處罰俸3年。

清朝官員的盜竊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館設立了“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書處”，輯校《永樂大典》中的古書，共得經、史、子、集四部書385種，4，946卷。取得的成績固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古籍未能輯出。事后，館臣們認為“菁華已盡，糟粕可捐”，草草收場。道光后，《永樂大典》被棄置在翰林院，無人過問。一些官員趁機大行偷盜之事。根據清末繆荃孫的記載，當時翰林院的官員早晨進翰林院辦公時隨身攜帶一件棉袍，打成包袱的樣子背在肩上；下午離開翰林院時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冊《永樂大典》出來，看守人員毫無覺察。像文廷式這樣的學者也通過這樣的手法偷盜《永樂大典》，數量達到100多冊。《永樂大典》流出宮后，有的被洋人高價收購，更加劇了它的流散。光緒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門時，清點《永樂大典》，只剩5，000多冊。20年后再清點，竟然只存800冊。一部大書，幾乎被偷光了。

外國侵略者的毀壞

1900年6月，《永樂大典》副本最后的劫難到了──當時八國聯軍進攻北京，與圍攻英國使館的義和團發生沖突。英國使館毗鄰翰林院，在沖突中成為戰場。據《庚子使館被圍記》記載，沖突中有人將火把拋進翰林院中，翰林院頓時著起大火，排積成行、一望無盡的藏書遭受空前浩劫。貯存《永樂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燒毀。“龍式池及井中，均書函狼籍，為人所拋棄。有綢面華麗之書，皆手訂者；又有善書人所書之字，皆被人隨意搬移。”《永樂大典》的大部分在這次浩劫中被焚，剩下的有的被修了工事，有的被墊了馬槽。譯學館的劉可毅一人就在洋人的馬槽下揀到數十冊《永樂大典》。《永樂大典》副本被毀殆盡。

抄本拍賣

2020年7月7日，澎湃新聞獲悉，明代珍貴古籍《永樂大典》其中的兩冊一共四卷嘉靖年間的手抄本在法國巴黎拍賣，以640萬歐元的價格落槌，加上傭金，以812萬多歐元成交，買家是一名華人女性。據拍賣公司介紹，這兩冊拍品來源于法國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員曾于十九世紀后半葉被派往中國，任至上校軍銜，19世紀70年代在中國與一些官員相交頗深，獲贈了很多東西，其中便包括這兩冊《永樂大典》。新發現的這兩冊《永樂大典》分別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二千二百六十九（2268，2269）“模”字韻“湖”字冊；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七千三百九十二（7391，7392）“陽”字韻“喪”字冊。據拍賣公司介紹，這兩冊拍品來源于法國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員曾于十九世紀后半葉被派往中國，任至上校軍銜，19世紀70年代在中國與一些官員相交頗深，獲贈了很多東西，其中便包括這兩冊《永樂大典》。新發現的這兩冊《永樂大典》分別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二千二百六十九（2268，2269）“模”字韻“湖”字冊；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七千三百九十二（7391，7392）“陽”字韻“喪”字冊。據拍賣公司介紹，這兩冊拍品來源于法國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員曾于十九世紀后半葉被派往中國，任至上校軍銜，19世紀70年代在中國與一些官員相交頗深，獲贈了很多東西，其中便包括這兩冊《永樂大典》。新發現的這兩冊《永樂大典》分別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二千二百六十九（2268，2269）“模”字韻“湖”字冊；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七千三百九十二（7391，7392）“陽”字韻“喪”字冊。

據拍賣公司介紹，這兩冊拍品來源于法國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員曾于十九世紀后半葉被派往中國，任至上校軍銜，19世紀70年代在中國與一些官員相交頗深，獲贈了很多東西，其中便包括這兩冊《永樂大典》。新發現的這兩冊《永樂大典》分別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二千二百六十九（2268，2269）“模”字韻“湖”字冊；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七千三百九十二（7391，7392）“陽”字韻“喪”字冊。

新發現的兩冊《永樂大典》在法國落槌的消息傳來，引起國內古籍界的多方關注，其珍稀程度也可見一斑。“滿屏遙盼。終于花落有主，可喜可賀”。一位多年從事古籍拍賣領域的業內人士說。

據最新統計，海內外已知存世的《永樂大典》總計418冊、800余卷及部分零頁，分散于世界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多個公私藏家手中。中國國家圖書館先后入藏《永樂大典》224冊。目前歐洲共收藏59冊《永樂大典》，其中英國51冊，德國5冊，愛爾蘭3冊。上一次發現《永樂大典》是在6年前的2014年8月，在洛杉磯漢庭頓圖書館新發現的1冊《永樂大典》，卷次為10270和10271。

歷史影響

《永樂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參加纂修人員眾多，因此前后體例不一，前后錯互舛誤之處，亦在所難免，但這并不影響它的巨大價值。《永樂大典》是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它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編纂的所有類書，有萬書之書之稱，為后世留下許多豐富的故事和難解之謎。編纂于明朝永樂年間，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共22877卷，分裝成11095冊，全書約3億7千萬字。

它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獻，與法國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和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珍品。據粗略統計，《永樂大典》采擇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種之多，數量是前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的五、六倍。

《永樂大典》的最大貢獻在于保存了我國明初以前各種學科的大量文獻資料。在這方面，清代一些學者對《永樂大典》所作輯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績的。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時，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永樂大典》，擇其中人不常見之書輯之”，得到清高宗的批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設立了《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事處”，先后參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輯出書籍：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總計三百八十五種，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獻如西晉杜預的《春秋釋例》、唐林寶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代醫學名著《蘇沈良方》、《博濟方》、《傷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賴《永樂大典》才得保存下來。

《永樂大典》所載之書以宋元時期的著作為多，到明代編輯《文淵閣書目》時，這些著述已經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還在流傳。加上《永樂大典》收錄的典籍除比較正規的儒家典籍、史傳百家、歷代文集等，還收錄了大量的方輿志乘、小說戲曲、醫學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歷代學者都把《永樂大典》看作輯佚之淵藪，他們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匯總起來，使許多佚書得以重現人世。

道教在元朝經歷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元朝的統治者幾乎燒毀了所有關于道教的書。到了明代，流傳于世的道家經典不足宋元時候的三分之一。而《永樂大典》則最大限度的記載了明朝以前所有的道家經典。清代學者輯錄宋、元文人的詩歌文集和宋、元兩朝的史料最為豐富。近現代以來，戲曲、地方志、科技書籍和醫學著作開始被人們重視和輯錄。大典中的佛教、道教資料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

大典年表

雍正年間：副本收藏在翰林院。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庫全書》，發現《永樂大典》缺失2422卷，有千余冊不知所終。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庫全書纂修官黃壽齡私自將《永樂大典》六冊，帶回家中，途中失竊。乾隆帝指責說：“《永樂大典》，為世間未有之書！本不應該聽纂修等攜帶外出！”下令嚴查，全城戒嚴。不久六冊書在御河橋邊被發現，失而復得。

嘉慶十三年（1808年）纂修《全唐文》，大臣奉旨入閣參考《永樂大典》。

道光年間纂修《大清一統志》，多參考《永樂大典》。

光緒元年（1875年）：不足五千冊。

光緒二十年（1894年）：翁同和入翰林院查點，僅存八百余冊。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外國使館，6月23日，位于英國使館北鄰的翰林院遭縱火，《永樂大典》幾乎全部遭到焚毀，所余無幾。翰林院內僅存六十四冊被陸潤庠運回府中。（有說永樂大典為八國聯軍燒毀，但此時八國聯軍剛剛登陸大沽，尚未進入北京）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一日英使館交回三百三十冊大典。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國務院批準將翰林院所存《大典》殘本送歸教育部，60冊置于京師圖書館，4冊置于教育部圖書室展覽。

1920年，葉恭綽赴歐洲考察實業，在倫敦一間小古董鋪里意外發現并購回《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殘本。

1934年，館藏《永樂大典》達93冊。

1951年：蘇聯列寧格勒大學將11冊《永樂大典》歸還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將原藏商務印書館所屬東方圖書館的二十一冊捐獻出來。顧子剛捐贈三冊，系北洋軍閥徐世昌所有，周叔弢、趙元方、張季薌、鄭廣權、王富晉、陳李藹如、趙玉林等先后各捐一冊。

1954年：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贈還原藏日本滿鐵圖書館的《永樂大典》52冊。

1955年：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贈還中國3冊。蘇聯科學院通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移贈1冊。

1959年：收集《永樂大典》原本兩百一十五冊，加上副本、微縮膠片等，共七百三十卷，約占全書總卷數的3%。

1965年，趙萬里捐出所藏2冊《永樂大典》。

1983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從山東入藏1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