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學案》

基本介紹

《明儒學案》是黃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書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

《明儒學案》共六十二卷。明黃宗羲（1609-1695）撰。明代學術思想史專著。黃氏著此書之前。明代理學家周汝登曾著《圣學宗傳》，明清之際理學家孫奇逢曾著《理學宗傳》，對明代諸儒學說加以總結。黃氏認為周書主張禪學，孫書雜收，不得要領，聞見不廣，論述不當，因此廣采明代諸儒文集、語錄，根據各家宗旨，分宗立派，于康熙十五年（1676）著成此書。

全書首冠《師說》一卷，列方孝孺等二十五人。次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學案，以特起者、后之學者、不太著名者總列為《諸儒學案》，最后為《附案》。計《崇仁學案》四卷，列吳與弼等十人。《白沙學案》二卷，列陳獻章等十二人。《河東學案》二卷，列薛□等十五人。《三原學案》一卷，列王恕等六人。《姚江學案》一卷，列王守仁等三人。《浙中王門學案》五卷，列徐愛等十八人，又附記一人。《江右王門學案》九卷，列鄒守益等二十七人，又附記六人。《南中王門學案》三卷，列黃省曾等十人。《楚中王門學案》一卷，列蔣信等二人。《北方王門學案》一卷，列穆孔暉等七人。《粵閩王門學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學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學案》五卷，列王艮等十八人，又附記三人。《甘泉學案》六卷，列湛若水等十一人。《諸儒學案》十五卷，列方孝孺等四十二人。《東林學案》四卷，列顧憲成等十七人。其中吳桂森有目無傳，實十六人。《蕺山學案》一卷，列劉宗周一人。以上各學案，《諸儒學案》共六十二卷、列二百零一人，又附記十人。《附案》列應典等五人。合《師說》、各學案（包括附記）、《諸儒學案》、《附案》共列二百四十一人。每學案都冠以敘論，簡介該學案概況，次分列該學案學者，介紹其生平、主要學術觀點，并加以評說。最后節錄各學者的重要著作或語錄。

書中所列，大體初期以崇仁（吳與弼）、河東（薛瑄）、白沙（陳獻章）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為主；末期以東林（顧憲成等）、蕺山（劉宗周）為主。黃宗羲出自姚江學派，所以總觀此書大致以王守仁為中心，除專列《姚江學案》外，還列《浙中王門學案》、《江右王門學案》、《南中王門學案》、《楚中王門學案》、《北方王門學案》、《粵閩王門學案》，以及屬于王學而略有變化的《止修學案》、《泰州學案》等，居學案總數一半以上。謂“有明學術，自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返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

《四庫全書總目》謂黃氏“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于薛之徒陽為推重而陰至微調，于王之徒外示排擊而中存調護”，反映了黃宗羲尊王抑薛的學術傾向。書中未為李贄立案，對顏鈞、何心隱只在《泰州學案》敘論中提到，也不免偏見。此書為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學術史專著，開后世“學案”體之先聲。取材豐富，編纂有法，分類有序，證論切要，對后世學術思想影響深遠。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謂“清代學術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自有學術史，自此始也”。

此書初由萬貞一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只刻三分之一。雍正十三年（1735）鄭性續刻萬氏未刻者，至乾隆四年（1739）刻完，世稱二老閣刻本。又有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故城賈潤、賈樸刻本，即紫筠齋本。此本改動次序，以《祟仁學案》首列“康齋”（吳與弼）改為首列“敬齋”（胡居仁），將《王門學案》改為《相傳學案》。后會稽莫氏用紫箔齋抄本、校以萬刻本訂正紫箔齋本次序，校正錯誤，于道光元年（1821）刻成。1936年《四部備要》本即據此本影印。光緒三十一年（1905）杭州群學社石印《黃黎洲遺書》本，只收入二老閣本《師說》、《敘傳》、《敘論》，共八卷，其它不錄。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沈芝盈點校本，以光緒八年馮全垓重印二老閣本為底本，校以紫筠齋本及《四部備要》本，據紫筠齋本及莫晉刻本增補部分內容。《河東學案》增人楊應詔敘傳、《姚江學案》增人許半生、王司輿敘傳、《浙中王門學案》增人胡瀚敘傳、《南中王門學案》增人薛甲敘傳、《甘泉學案》增人王道敘傳。

《明儒學案》的編寫不僅流派分明，而且能抓住各人的主要思想，每派立一學案，先以小序為概括的說明，其下分列各學者，依次敘述傳略，摘錄其重要著作或語錄等，以具體的材料表明各學者的思想見解，間有作者自己的意見。特別是每個人的小傳，雖然長短不一，卻都能表達出人物的個性、特長以及一生的功過。他在凡例中說：“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學不甚著名，統列諸儒之案。”又說：“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這是提出了分立學案的明確原則，又指出所摘錄者都是取自原書，未有轉錄于他書者，是為本書的一個特點。凡例還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這段話是撰者判斷各人思想的標準。他認為隨聲附和、人云亦云者，無足輕重。每個人的思想都應有其獨到的地方。只有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事物，才能有更全面更正確的認識。

作者介紹

（明）黃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學家。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南雷，浙江余姚人。遍學天文、地志、歷算、音律，九流百家。著《明文海》四八二卷、《明文授讀》六二卷、《明儒學案》與晚年所輯《宋元學案》合志七○○年儒苑門戶。《明夷待訪錄》集中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所作散文有《南雷文案》一○卷，《南雷文定》前集一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四集四卷、五集三卷，又約之為《南雷文約》四卷。所作《感舊》、《山居雜詠》、《八哀詩》等均可作史詩讀。是清代浙東學派的創始人，對清代史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鑒賞評價

首列《師說》一篇，作為全書總綱；以下略按時代先后和學術流別列出17個學案，總敘明代學者210多人，每個學案前面為案序，略述該學派師承淵源、主要代表人物、學術宗旨等內容；其次是學者小傳，首列學派創始人作為案主，然后按照師承或地域臚列本派學者個案；小傳之后摘錄傳主的主要學術著作或言論之精華，編成《語錄》，間或撰有案語加以評論，力求全面客觀地反映出每個學案的學術風貌。

《明儒學案》以王守仁心學發展演變為主線，全面系統地反映出明代學術發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學。但是，隨著明代中期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維護傳統倫理綱常的理學思想已經不能適應社會需要，逐漸趨于保守和沉寂。與此同時，一些有識之士不滿于思想界的僵局，開始脫離正宗理學的束縛，醞釀著新的學術思想。到明代中葉，王守仁建立起心學理論體系，取代程朱理學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后來心學體系逐漸分化，產生了不同的流派。黃宗羲著《明儒學案》，準確地把握了明代心學醞釀、形成、繁榮和分化的軌跡，揭示出明代學術發展的主線。他說：“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矣。”（《姚江學案序》）

《明儒學案》注重闡明各派學術思想的宗旨，把握諸家學術的精髓。黃宗羲鑒于宋元學者《語錄》薈撮簡編、去取失當，使讀者難窺前人學術精神的弊病，特別強調準確把握各派學術宗旨。他指出：“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茍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發凡》）學者講學貴在闡明宗旨，而評價前人學術尤其需要把握其人宗旨，否則就會像漢代張騫初次赴西域聯絡大月氏那樣無功而返。正因為他有這樣明確的認識，才能于各家學術中纂要鉤玄，準確揭明其學術宗旨。

黃宗羲的編纂思想是闡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學，把握學術思想的真諦。他說：“學問之道，以個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發凡》）因此，黃宗羲對于每一個學派和每一個學者的學術思想，都盡量揭明其治學宗旨，讓世人明了他們的學術精髓。《明儒學案》中這樣的事例隨處可見，例如把陳獻章的治學宗旨概括為“主靜”、“自得”，把王守仁的治學宗旨概括為“慎獨”等等。注重各家各派學術宗旨避免了面目雷同的空論，使《明儒學案》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史著述的杰作。

《明儒學案》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學術史著作，開創了史學上的學案體史書體裁。中國古代史學中比較著名的史書體裁是《春秋》《左傳》開創的編年體裁、《史記》《漢書》開創的紀傳體裁、《通典》開創的典制體裁和《通鑒紀事本末》開創的紀事本末體裁。《明儒學案》是繼上述幾種史書體裁之后又一種重要的史書體裁，適應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學術思想繁榮的需要。

學案體裁中的“學”指學術、學派，而“案”則謂考察、按據，是敘述學派源流及其學說內容、考按學術事件而加以論斷的專門史學著述形式。在黃宗羲之前，宋代朱熹作《伊洛淵源錄》，明代劉元卿作《諸儒學案》、馮從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圣學宗傳》，明末清初孫奇逢作《理學宗傳》，雖有學術史的萌芽，但只反映學派源流，撰寫學者人物傳記，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學術宗旨，仍然屬于紀傳體史書的范疇。《明儒學案》把明代各派的學術淵源、學者傳記和學術宗旨有機結合起來，構成一部系統完整的學術思想史巨著。繼此之后，清前期黃百家、全祖望撰《宋元學案》，清后期唐鑒撰《國朝學案小識》，民國徐世昌撰《清儒學案》，一脈相承，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