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事件背景

時代背景

一戰后，日本在華擴張受到了英美列強的遏制，中國的北伐戰爭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吞并中國東北地區的步伐；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發生，日本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極端困境，并導致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決意沖破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趁英美忙于應付危機，蔣介石大規模“剿共”之際，奪取東北，以擺脫困境，并圖謀爭霸世界。

中國背景

皇姑屯事件

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曾有合作關系，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發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借機占領東北。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張學良等沖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聯名通電全國稱：“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是日起，東三省一律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為東北易幟。至此，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歷史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

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并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并不愿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中東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遼、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軍政大員齊集沈陽，參加張作霖逝世一周年紀念會，并討論中東路等有關問題。7月7日，張學良赴北平與蔣介石晤談；10日，南京政府外長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張學良貿然派軍占領“中東路”，并將蘇聯的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駐華機構同時查封，搜查蘇聯職員·，逮捕200余人，此為“中東路事件”。

7月13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并限期答復舉行和談的建議；7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復照蘇聯外交部；蘇方認為不能滿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外交關系；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蘇絕交問題發表對外宣言；7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蘇聯事發表《告全國將士》電和《告東北將士》書；7月23日，國民政府關閉駐蘇使館。

至此，中蘇邦交完全斷絕。蘇聯在中國的權益暫時委托德國代辦負責。

國共對峙

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后，國民黨雖然逐步統一于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是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后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并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

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

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調集30萬軍隊，以十倍于紅軍的兵力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決定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首先避敵鋒芒，繞到敵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敵人“圍剿”的方略，進行反“圍剿”斗爭。至8月6日國民黨軍已被紅軍拖得極為疲勞，紅軍作戰進入由被動變主動的第二階段。在紅軍的不斷打擊下，國民黨軍隊已無力再戰，蔣介石被迫于9月初下令“圍剿”軍總退卻，至此紅軍獲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國內混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

1931年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愿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1931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并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

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并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軍挑釁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并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筑壩，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余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國農民憤而填渠毀壩，日本警察以護僑為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農民數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實真相，在朝鮮各地煽動反華風潮，致使旅朝華僑死傷數百人，財產損失無數。同時日本借機增兵滿洲，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并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并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盡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這就是所謂的“魚電”。

江淮水災

1931年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漢口堤防潰堤，直接沖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和賦稅重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災民占全國四分之一人口，損失達20多億元。國民政府緊急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作為代表政府的最高賑濟機構，制定各種應急救災對策。

國民政府戰爭頻繁，再加上各項建設事業需費甚多，國庫空虛，嚴重財政赤字，但仍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于賑災，使國家赤字愈加增多。國民政府還通過賑災公債、美麥借款、加征稅收、攤派捐款和社會募捐等籌集錢款賑災，至1931年底共籌集6000余萬救災款。但湖北、安徽、江蘇仍爆發騷亂。

萬寶山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議。隨后，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

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度錯誤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蔣本人在事變當天并不知情，因此張學良對失土喪師應負一定的責任。據《顧維鈞回憶錄》425（也有438頁）頁記載：“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提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自發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戰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后，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或宣布“獨立”，或繼續執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大部分地區。雖有一部分東北軍加入了風起云涌的抗日義勇軍，但東北寒冷的氣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運動很難取得明顯效果。

日本方面

控制東北線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一段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后，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并由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日本國內情況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而1921年華盛頓會議后，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軍費由七億三千萬日元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大規模裁軍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以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石原莞爾為首的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戰爭，借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并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方案，并由田中義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給天皇，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內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

事件經過

日軍挑釁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臺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臺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沈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并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尸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襲擊日守各隊，此事件由稱“九·一八事變”。由于當時中國東北地區稱為滿洲，因此日本方面將這次事變稱為“滿洲事變”。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爆炸后，駐扎中方北大營和沈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

東北淪陷

1931年9月18日事變發生當夜，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中將參謀長榮臻根據張學良之命，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再度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于庫房”。由于執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8000名守軍被只有300左右的日軍擊潰。

日軍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后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

1931年9月21日，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1931年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931年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占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931年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1931年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撤離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后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于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采取自衛行動”，此后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盡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后，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越來越強硬。

黑省淪陷后，南京政府覺察日軍將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的提議。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說：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即要求三國保證中立區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態，張學良急不可待地直接與北平日本公使館參事就此事進行具體交涉。但這種交涉不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對，而且也無法從日本方面獲得妥協的條件，日方堅持東北軍必須全數撤出錦州。

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群起反對，國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同時還表示：日軍如進攻錦州，中方將實行自衛。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也已就此作出決議，強調“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

可對于是否抵抗問題，南京政府與張學良之間明顯發生分歧。張明顯地傾向于和平方法解決，鐘情于“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指中立案）亦頗贊成”，并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秘密安排從錦州一線自動撤軍。此舉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嚴重不安。顧維鈞于1931年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后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御。”蔣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但張學良12月21日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范，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張學良又致電國民政府，稱“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屆時日本“以海軍威脅我后方，并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非但錦州不可守，連華北地盤亦不保。因此張學良不顧勸告，一意孤行將軍隊從錦州撤退。

戰火蔓延

而與此同時，1931年12月15日，關東軍已經開始進攻錦州。12月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張不遵令；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后，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令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已經無濟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領錦州。而此時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早已奉張學良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在張學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

1932年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軍，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撤往賓縣。1932年2月5日日軍占領哈爾濱。

戰爭結果

由于張學良一再堅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占領，日本對東北三省的大規模侵略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在全國許多城市和村鎮興起。

社會影響

揭開二戰序幕

九一八事變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國家在世界上點燃的第一把侵略戰火，它的爆發標志著亞洲戰爭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同時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世界格局。

社會性質轉變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后，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華北地區擴展，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中華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覺醒和團結。

民族團結抗日

九一八事變及時向全國人民敲起警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來越成為華夏兒女的共識。在民族危機感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民族責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諸實踐；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積極發表政見和主張，呼吁全國人民“徹底明了國難的真相！”“人人應視為與己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斗”，廣大民眾和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九一八事變后，隨著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民族團結也日益增強，兩黨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強，有力的促進了兩黨的再次合作，從東北地區到西北地區，最后發展到全中國，終于開創了團結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新局面，實現了民族大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