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襲元代的規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積極、主動發展與藩國的邦交關系，對周邊國家采“不侵占”的態度，并在《皇明祖訓》中開列了十五個“不征之國”，試圖構建一個以中國為主導,有等級秩序的、和諧的理想世界秩序。有觀點認為，明廷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響有明近三百年。也有觀點認為，“不征”是明朝對內設定的最優外交目標，并不意味著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為后盾，力爭以不動兵戈的方式實現威服眾邦，構建以明帝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格局；而具體交往模式的選取，又與交往對象在明朝外交層級中的位置有關。
朱棣篡位后，銳意溝通域外國家。在鄭和之前，他派遣尹慶于永樂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滿剌加（當時尚未建國），又于永樂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蘇門答臘。在鄭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發動南征安南，將之納入明王朝版圖。“郡縣安南”之后，明朝從陸路近可制占城，遠可控滿剌加，為鄭和后續的下西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貢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和鞏固。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復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時江南地區已有相當規模的海船建造業，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規模龐大的官營造船業，除南京寶船廠外，在蘇州、松江、鎮江等地均設有官廠。明初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十多年，農業與人們的生活受這場政變的影響。這時，中國廣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發展得十分繁榮。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后，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國的絲織品、瓷器受到西洋諸國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而中國對不能自行生產的香料等物，也有較大的需求。
造船業的發達，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航海知識的增加（明太祖于1389年編制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為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條件。
在鄭和下西洋前，中國造船技術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約在唐代，中國人已經發明水密隔艙、車船、平衡舵、開孔舵。在船型方面，宋元時期，中國海船的船型已經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廣船最為著名，被認為中國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應用最廣、影響最大。在海船船殼結構上，中國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魚鱗式”結構（亦稱“錯裝甲法”結構），從而使船殼板聯結緊密嚴實，整體強度高，且不易漏水。船舶載重量也相當可觀，南宋時已可達萬石以上；在載客量上，大海船可載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環境上，中國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設施齊全，配備洗漱設施，設有可以攜帶家屬的幽雅客房。備有充裕的食品，甚至在船上養豬、種菜、種藥材、釀酒，以及種植盆景以供觀賞。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云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于通訊聯系。
在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關于航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于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鄭和下西洋的起因眾說紛紜，《明史·鄭和傳》同時提供了尋找建文帝和宣揚大明威德的說法，此外還有防范帖木兒帝國、獲取海外朝貢以及出于宗教目的等說法。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最后攻下國都應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宮，不知所蹤。在明代，顧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語，稱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鄭和下西洋含有尋找建文帝的用意，鄭曉、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懷疑。
此種說法受到不少批評。明人朱國禎認為，建文帝為人“仁弱”，即使未死而竄入異域，也不再對朱棣的皇位構成威脅。此外，這種說法也缺乏可靠史料作為支撐，《明史》就此還有自相矛盾之處。
如果說尋找建文帝下落的說法主要出于猜測，那么宣揚國威說則有史料根據。對于宣揚威德這一點，學界有多種解讀。其一，認為下西洋是為了“通好他國，懷柔遠人”，踐行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并認為所謂“耀兵異域”的說法應該有所修正。其二，認為這從根本上出于明成祖本人的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國自居，而令蠻夷國家畏威懷德、輸誠納貢。其三，認為下西洋并非出于“夸多斗靡”的目的，而重在宣揚德化。
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針對帖木兒帝國而采取的行動，具體又包括聯絡印度抗擊帖木兒等說法。但鄭和下西洋開始時，帖木兒本人已經去世，其繼承者則同明朝關系友好，加之該國已經開始分裂，帖木兒帝國不再對中國西陲形成威脅。
此外，朱國禎認為鄭和下西洋有避免張士誠舊部通倭的用意。鄭一鈞進一步指出，明初對南糧北運采取海運方式，永樂年間則先后改為海陸兼運和單行漕運，讓不再負責運糧的海員參加鄭和船隊，可以解決他們的出路問題，并避免他們鋌而走險、勾結倭寇等等；但他同時認為，這些只是鄭和下西洋的積極效果，而非其動因。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三寶太監鄭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途經麻喏八歇國時，該國東西二王交戰，西王誤殺鄭和船隊登岸人員。事件發生后，西王派使者謝罪。鄭和鑒于西王請罪受罰，對該事件予以克制。
在三佛齊舊港，鄭和招諭當地海盜陳祖義，陳祖義詐降，圖謀襲擊鄭和船隊。鄭和擊敗了他，殺敵五千余人，燒毀敵船十艘，俘獲敵船七艘，生擒陳祖義等三人。其后，鄭和任命廣東華僑施進卿為舊港之主。
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鄭和船隊攜諸國使者、押陳祖義等俘虜還朝。明成祖下令斬殺了陳祖義等三人，又寬恕了謝罪的西王，并對鄭和此行感到滿意。賞賜了舊港之戰的有功將士；又因鄭和稱航海期間天妃多有感應，遣朱焯加以祭告。
鄭和回國后，立即進行第二次遠航準備，這次遠航的主要是送外國使節回國，規模較小。鄭和船隊在永樂五年（1407年）奉命出發，訪問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羅（今泰國）、爪哇和蘇門答剌北部，然后再一次駛往印度洋，以柯枝和古里為目的地。明朝使節們正式冊封古里王，并在古里刻石立碑以紀念這一盛事。這次的回國途中有一部分船隊訪問了暹羅和爪哇。到錫蘭時，鄭和船隊向有關佛寺布施了金、銀、絲絹、香油等。永樂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鄭和、王景弘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現存科倫坡博物館。 永樂七年（1409年）夏，鄭和船隊還朝。
這次下西洋，《明實錄》及《明史》均未記載，上述永樂五年至七年的出訪時間系據《天妃之神靈應記》，學界就此仍存有爭議。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候顯率領官兵二萬七千余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從太倉劉家港啟航，敕使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里馬丁，交闌山，爪哇，重迦羅，吉里悶地，古里，滿剌加，彭亨，東西竺，龍牙迦邈，淡洋，蘇門答剌，花面，龍涎嶼，翠蘭嶼，阿魯，錫蘭，小葛蘭，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蘇祿等國。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
滿剌加當時是暹羅屬地，正使鄭和奉成祖命招敕，賜給當地酋長雙臺銀印，冠帶袍服，樹碑并建立滿剌加國，暹羅自此不敢侵擾滿剌加。滿剌加國王感念明朝的幫助，后曾于永樂十三年（1415年）親赴明帝國朝覲。滿剌加九洲山盛產沉香，黃熟香；鄭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徑八九尺，長八九丈的標本6株。
鄭和訪問錫蘭山國時，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離開錫蘭山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誘騙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敵軍傾巢而出，國中空虛，帶領隨從二千官兵，趁夜突襲亞烈苦奈兒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亞烈苦奈兒并家屬。
永樂九年（1411年）六月，鄭和船隊還朝。成祖赦免了亞烈苦奈兒，下詔另擇賢君，進一步提高了明帝國在東南亞的威信。對于下西洋將士，成祖下令在太倉宴請犒勞。
此次航行，《明史》及《明實錄》均作永樂六年（1408年）九月成祖派遣鄭和等出發，且《明史》將此作為鄭和第二次下西洋。一說，《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是在這次航行中樹立的。
永樂十年（1412年）十一月，成祖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統軍二萬七千余人，駕海舶四十，出使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蘭丹，加異勒，勿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等國。船隊于永樂十一年（1413年）出發，使團中包括官員868人，兵26800人，指揮93人，都指揮2人，書手140人，百戶430人，戶部郎中1人，陰陽官1人，教諭1人，舍人2人，醫官醫士180人，正使太監7人，監丞5人，少監10人，內官內使53人其中包括翻譯官馬歡，陜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揮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
鄭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賜占城王冠帶。到蘇門答剌時，蘇干剌剛剛弒君篡位，明朝方面認為他是“偽王”，他則惱怒明廷不賞賜自己，遂率大軍截殺鄭和船隊。鄭和率明軍以及當地部隊奮戰并獲勝，追擊到喃渤利國，生擒了蘇干剌。此后，船隊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尼亞）。
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鄭和船隊回國。九月，鄭和等人獻俘于北京，明廷誅殺蘇干剌，賞賜立功將士。同年十一月，麻林國等國使者向明廷進獻“麒麟”等獸。（此前，榜葛剌特使也于永樂十二年（1414年）進獻“麒麟”。）此“麒麟”被認為可能是長頸鹿，顯示出鄭和使團首次對東非沿岸國家所進行的訪問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次年，成祖御制碑文，樹立“天妃宮碑”以示對天妃庇佑下西洋船隊的感謝。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明成祖命鄭和等人護送古里、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據“鄭和行香碑”，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1日），鄭和在泉州行香。同年秋后，鄭和率船隊出發，隨行有僧人慧信，將領朱真、唐敬等。鄭和奉命在柯枝詔賜國王印誥，封國中大山為鎮國山，并立碑銘文。忽魯謨斯進貢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木骨都束進貢花福鹿、獅子；卜剌哇進貢千里駱駝、鴕雞；爪哇、古里進貢麾里羔獸。鄭和船隊約在永樂十七年（1419年）七月回國，當年七月十七日（1419年8月8日），朱棣下詔，按等級對下西洋將士進行賞賜。
一說，宋末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之侄蒲日和，也與太監鄭和，奉敕往西洋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鄭和送十六國使臣回國。為趕東北季風，鄭和率船隊很快出發，到達國家及地區有占城、暹羅、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刺撒、卜剌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異勒、錫蘭山、溜山、南巫里、蘇門答剌、阿魯、滿刺加、甘巴里、幔八薩（今肯尼亞的蒙巴薩）。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鄭和船隊回國，隨船來訪的有暹羅、蘇門答剌和阿丹等國使節。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明成祖命鄭和前往舊港賜施進卿之子施濟孫官印和官服，令他接替已故父親的位置。同年七月，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聞訊后即位，隨即調整了其父的擴張政策，對內采取措施減輕民困，對外進行戰略收縮。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的即位詔書中，明仁宗宣布停止下西洋。《明史》稱，鄭和是在返航后方才得知成祖去世，本次出航也是《明史》記載的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另說鄭和未及成行，成祖即已去世，鄭和的使命被改交他人。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鄭和被任命為南京守備，率下西洋的明軍鎮守南京。
宣德五年六月九日（1430年6月29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鄭和出使西洋忽魯磨斯、錫蘭山、古里、滿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蘇門答剌、剌撒、溜山、阿魯、甘巴里、阿丹、佐法兒、竹步、加異勒等二十國及舊港宣慰司，（據《天方至圣實錄》等書，七月二十七日（8月15日），宣宗還曾就制造舟船等事下詔。）隨行有太監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根據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記載，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弄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宣德六年二月七日（1431年3月20日），明宣宗因獲悉滿剌加國王欲親自前來朝貢、但被暹羅阻礙，故令鄭和向暹羅國王傳達敕諭，要求暹羅與鄰為善。二月二十六日（4月8日），鄭和船隊抵達福建長樂港，在長樂停留約半年，在此期間，鄭和曾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和州府官員，到福建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又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長樂天妃宮（十一月建成），樹立《天妃靈應之記》碑，并鑄造銅鐘一口，銘文：“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監鄭和，王景弘同官軍人等，發心鑄造銅鐘一口。”
這次航行，鄭和船隊從竹步西行，最遠到達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峽。一說鄭和在這次航行的過程中去世。
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率船隊出使蘇門答臘等南洋國家，船隊約在年末回國。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明英宗繼位。同年，隨王景弘船隊入貢的蘇門答臘國王之弟哈尼者罕奏國王老耄，明廷嘉許老王，令老王之子嗣位。
正統元年（1436年），明廷遣古里、蘇門答臘等十一國使臣隨同爪哇使臣出航，并請爪哇國王分送其他國家的使者回國。一說，輔政大臣還曾于該年以明英宗的名義命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停罷采買營造，并由此終止下西洋貿易；這與《明實錄》原文有出入，或為誤讀。但無論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
天順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監福安幾次向明英宗派陳奏自下西洋停罷后珍珠、黃金等奢侈品不足，并曾請求派官員下西洋采購黃金，為明英宗所拒。
顧起元：按此一役，視漢之張騫、常惠等鑿空西域，尤為險遠。后此員外陳誠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駕博望，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滄溟數萬里，而遍歷二十余國者也······惜哉！其以取寶為名，而不審于《周官·王會》之義哉！
何喬遠：葢太監鄭和與王景弘、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贐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闕庭，嘆未嘗有，譯鞮之館，充牣旁皇，奕然壯觀矣。然而往來使送接伴賞賚，費亦不貲。
茅元儀·：夫勞近以務遠，君子不取也。不窮兵，不疲民，而禮樂文明赫昭異域，使光天之下，無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于西，故玉關之外將萬里；明起于東，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幾十萬里。天實啟之，不可強也。
萬斯同等《明史稿》：①諸邦憚其兵威，且貪中國財物，莫不稽顙稱臣，厚禮使者。是蠻邦絕域、前代所不賓者，亦皆奉表獻琛，接踵中國；或躬率妻孥，梯航數萬里，面謁闕庭。殊方珍異之寶，麒麟、獅、犀、天馬、神鹿、白象、火雞諸奇畜，咸充廷實，天子顧而樂之，益泛海通使不絕，中國物力亦頗為之耗焉。②和將命絕域，三擒賊魁，威震海外，自是諸番益欽其威信，凡所號令，罔敢不服從，而番人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③所至頒中華正朔，宣揚文教，俾天子聲靈，旁連于無外。自古奉使絕徼，擒王摧敵，數建奇勛，未有若和之盛者也。自宣德以還，中華聲教，漸不及遠，殊方雖以時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年老且死，不復能奉使矣。自和后，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示外蕃，故俗傳三寶太監下西洋，為明世盛事云。（諸版本文字有差異，此據南京圖書館藏清佚名《明史稿?鄭和傳》）
張廷玉等《明史》：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
梁啟超：①鄭和之后，再無鄭和。②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③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伯希和：十五世紀初中國人的偉大海上旅行。
孫中山：乃鄭和竟能于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為中國超前軼后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
蔡東藩：雖宣威異域，普及南洋，為中國歷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屬諸閹人，褻瀆國體，毋亦太甚。且廣赍金帛，作為招徠之具，以視西洋各國之殖民政策，何其大相徑庭耶？人稱鄭和為有功，吾獨未信。
呂思勉：自鄭和下西洋之后，中國對于南方的航行，更為熟悉，華人移殖海外的漸多，近代的南洋，華人成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發端實在此時。然此亦是社會自然的發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國與南洋各地的聯系，很多國家都在和他的接觸之后派使者來中國貿易。鄭和下西洋也開拓了中國人的視野，在他的影響下，中國人到南洋去的也日益增多。鄭和的歷史功績是不能磨滅的。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鄭和的出使遠航，在古代中國對外關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見的壯舉，它增強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
柏楊：他們（鄭和與張騫）對國家的貢獻和東西方文化交流，有偉大的功績。不過，張騫處在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而鄭和卻處在一個暮氣日增的時代，所以結局完全不同。
斯塔夫里阿諾斯：①這七次遠洋航行規模盛大，功績卓著，是史無前例的。②15世紀早期明朝航海業的異乎尋常的歷史，提供了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報消極態度的最富戲劇性的實例。這些航海范圍驚人，顯示了確實證明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居領先地位的技術優勢。隨之而來的是，皇帝下達的禁止進一步海外探險的命令和官方對這一命令的立即執行。③正是體制結構和向外拓展的動力方面的方面的根本差別，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由此，不可避免的結局是偉大的“天朝”在數世紀內黯然失色，而西方蠻族此時卻嶄露頭角。
《劍橋中國明代史》：鄭和的這些遠航背后的目的實現到什么程度？如果它們是要尋訪建文帝，那么，它們獵取的是一個虛幻的目標，并且失敗了。如果這些壯舉是意在揚永樂帝的聲威于殊方異域，在于顯示中國的兵力，在于增長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在于保護華人的利益，或者在于再找些新的民族參加朝貢系統，那么，它們的目的當然都已實現，盡管明朝政府此后沒有繼續實現這些目的而充分加以利用。
鄧小平：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
黃菊：鄭和下西洋傳播了中華文明，促進了經濟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擴大了中外友好關系，為世界航海事業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既是中國人民的光榮，也是全人類的自豪。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600年前，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船隊“七下西洋”，遠涉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帶去的是茶葉、瓷器、絲綢、工藝，沒有侵占別國一寸土地，帶給世界的是和平與文明，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國與有關國家和人民加強交流的誠意。
胡錦濤：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主張強不凌弱、富不侮貧，主張協和萬邦。早在600年前，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率領龐大船隊4次到達非洲東海岸。他們給非洲人民帶來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誠的友誼，而不是刀劍槍炮和掠奪奴役。
十大經典名人探險故事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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