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

歷史原因

新思想與社團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后大量傳入中國并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高等教育發展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于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國恥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于1914年11月7日占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并發揮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即加入了協約國。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并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于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于青島。

關于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洋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后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六三運動

“五四運動”前后，北洋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后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斗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游行，并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借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斗爭之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權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洋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激起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是我國民主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事件起因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

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消息傳到中國后，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理行徑，并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于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不合法條約。但結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居然準備在《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上簽字。最終，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1919年6月28日還是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下，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主要經過

北京學生運動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北京師范大學）、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后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這四條辦法是：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合約上簽字；

（三）通電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游行示威運動；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3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下午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沖破軍警阻撓，云集天安門，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最早到達天安門。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并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游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前身）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沖進曹宅，并帶頭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后，軍警出面控制事態，并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天安門前金水橋南邊高懸的一副對聯引人注目：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

燒掉趙家樓的學生游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洋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

1919年5月7日，長沙各學校學生舉行“五七”國恥紀念游行，游行隊伍被張敬堯派軍警強行解散。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到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北京學生運動情況，并商討恢復和改組湖南學生聯合會問題。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并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后，先后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斗爭。

“五四”發生以后，作為點燃五四之火的大總統徐世昌也與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在總統府密議，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采取懷柔、軟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

1919年6月，由于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

1919年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涌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扎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湖南長沙的第一師范、湘雅醫學校、商業專門學校等二十個學校學生舉行總罷課。

1919年6月4日，逮捕學生800余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上海工人罷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

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后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并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

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文界響應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編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創刊，發行所設在門簾橋省教育分會事務所內。張聞天，沈澤民（茅盾之弟）為編輯科科員，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該刊及時報道南京、江蘇及全國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情況；圍繞如何“改良社會”這一中心問題，抨擊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批判舊制度、舊道德、舊思想、舊習慣，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并介紹各種新思潮(該刊連續出版了70號，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該刊最后一期的《編輯科經過報告》中這樣寫道：“……真（阮真）于發表來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會及改良教育為救國初步之方針，此本刊之微意也。”

中國收回主權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倡議的華盛頓會議召開。

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

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

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

青島海關歸還中國；

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

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抵制日貨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運動委員會”，痛陳國力衰微，經濟絕交乃是阻止日軍侵略的惟一方法，號召對日進行經濟戰。一場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當時執政黨的大力推動下，激蕩全國。違反抵制日貨者，甚至被剝奪一定的公民權。這種經濟上的堅壁清野，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悲壯抗戰。

評價

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注意這里的“封建”一詞是泛化的封建觀），并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是一次自覺發動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準備。中國大陸一直存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尤其在黨活動中被視為重要紀念，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學校、機關都對其形式非常重視，每年都有大型的紀念活動。

但是近些年來社會上也對于五四運動進行了種種反思。例如南懷瑾先生就批評五四運動“造成了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學者唐小兵曾撰文《曹汝霖的“五四”記憶（外一篇）》，認為曹汝霖對五四運動中學生暴力行為的描述表示“這還算是一種比較價值中立的敘述”。他認為后來歷史教科書里對“五四”的宏大敘述逐漸地建構了一個關于“五四”愛國運動的完整譜系，而在“五四”運動中發生的具體細節，尤其是當事人中間被暴力一方的記憶，似乎隱沒不彰。

綜上所述，五四運動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群眾愛國運動。它的斗爭對象直指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表現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發動了群眾，工、商、學聯合起來，農民也有部分參加了，實際上揭開了全民族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序幕。

第二，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同時進一步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促進了全國人民對改造中國的問題的反思和探索，也促進了新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第三，五四運動既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又開創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此，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民眾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發動等，這些不僅使五四運動本身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涵，還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階級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