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4日),盛宣懷出生于清末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龍溪(今常州市鐘樓區五星鄉盛家灣村)。
清咸豐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軍將至常州,盛宣懷隨父母逃往江陰長涇鎮,再逃至鹽城。時盛康任湖北糧道,派人接到湖北。
清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懷與董氏結婚。盛康任湖北鹽法道,四川與淮北互爭引地,長期相持不下,盛宣懷建議川、淮并行,難題得以解決。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學。當時先后擔任湖北巡撫的胡林翼、嚴樹森都是經世派著名人物,軍務、吏治嚴明整飭,冠行于各行省,盛宣懷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清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懷與二弟一起回武進縣應童子試,雙雙入泮,補縣學生。
清同治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懷鄉試落第。盛康家居守制,一意為惇宗睦族之事,設義莊,增祭田,建義學,修宗譜,盛宣懷也都參與規劃。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鴻章幕,協助李鴻章辦洋務。受到李的賞識,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級。
1875年李又委盛辦理湖北煤鐵礦務,從此盛又開始辦理礦業。
清光緒二年(1876年),盛宣懷在湖北廣濟盤塘設立"開采湖北煤鐵總局",雇英國礦師郭師敦查勘湖北煤鐵礦藏。
清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郭師敦等勘得大冶鐵礦。十一月盛宣懷赴黃石港會同大冶知縣林佐等對鐵山土地產權,進行詳勘。又自民間購得部分鐵山土地產權,準備在黃石港東吳王廟旁(今沈家營)設煉鐵廠,后因經費難籌,李鴻章未批準。
清光緒五年(1879年),署天津河間兵備道。
清光緒十年(1884年),赴粵辦理沙面事件,署天津海關道。
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辦。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道臺兼東海關監督。
1886年5月20日,李鴻章麾下的洋務干將盛宣懷(前排左)等九人
1886年5月20日,李鴻章麾下的洋務干將盛宣懷(前排左)等九人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在煙臺獨資經營客貨海運,航運范圍不僅擴大到山東整個沿海,而且還開辟了煙臺至旅順的航線。
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8月),張之洞決定將原準備在廣東興建的煉鐵廠遷至湖北。適逢盛宣懷以事謁張,言及煉鋼之事,張提到尚無鐵礦,盛當即表示愿將原在大冶購得之鐵山礦交給張開辦。年底,盛又和張面談開辦鐵礦事宜,并提出四條有益建議,為張出謀劃策。張之洞遂興建漢陽鋼鐵廠,開辦大冶鐵礦。大冶鐵礦于是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用機器開采的大型礦山。
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春),在煙臺設立膠東第一廣仁堂慈善機構。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直隸津海關道兼直隸津海關監督。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奏設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于天津。馬關條約簽訂后盛宣懷一再請求自己的免職,一再不準。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并被授予“專折奏事特權”,接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奏設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于上海。授太常寺少卿銜。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5月27日),他還在上海外灘開辦了中國通商銀行,先后與比利時、英國、美國簽訂鐵路借款合同草約。12月,被補授大理寺少卿銜。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1月),因保護東南地方有功,被賞加太子少保銜。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設了中國紅十字會。同年他將他手下的鐵路大權讓給唐紹儀,這是以唐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權力巨大的交通系的開始。7月,奉諭:著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盛宣懷奉召進京,次年任命為郵傳部右侍郎。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因漢陽鐵廠受制于日本,仍不能獲利,需擴大生產規模。盛宣懷遂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并,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完全商辦公司,被薦舉為公司總經理。在冶、萍兩礦設總辦,與漢陽鐵廠鼎峙而三,廣招商股,以解決擴大生產的資金。
清宣統元年(1909年),盛宣懷鑒于“商業振興,必借航業,航業發達,端賴人才”,在南洋公學增設航政科,辦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獨立成為吳淞商船學院,是為今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清宣統三年(1911年),袁世凱被免職后,盛宣懷受到重用,升任郵傳部大臣,他建議將各省自己建立的鐵路、郵政轉為中央領導。這個措施遭到了許多地方的反對,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發生了保路運動。盛宣懷命令各地加以鎮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后,盛宣懷請袁世凱出山,同時他遭到了各方的譴責,許多人責怪他的收路政策導致了動亂,盛宣懷被革職移居大連,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戶。
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初,盛宣懷在日本看到民國政府需款作軍費,便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辦法取得日本借款,與民國政府搭上關系,想以此來挽救自己的不利處境。于是與日本壟斷財力秘密策劃,民國政府分別在神戶和南京同三井和正金財團簽訂兩個性質相同的漢冶萍中日"合辦"草約。2月12日,盛宣懷從日本正金銀行提取300萬日元借款,把這筆錢的一部分轉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轉給南京政府約250萬日元。消息傳出,舉國嘩然。盛宣懷在人民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同意廢約,并辭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職務。
1912年11月30日,中華民國建立后,盛宣懷受孫中山邀從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繼續主持輪船招商局和漢冶萍公司。
中華民國二年(1913年5月),盛宣懷又出任漢冶萍公司董事長,重新掌握漢冶萍公司大權,根據宣統元年第一屆公司股東大會的決議,著手興建大冶鐵廠,擴大公司生產規模。為解決基建資金,于同年12月2日,與日本制鐵所、橫濱正金銀行簽訂5個合同。以漢冶萍公司全部財產作抵押,借款1500萬日元,其中900萬日元用于興建大冶鐵廠,600萬日元償還日本舊債,訂明用頭等礦產1500萬噸,生鐵800萬噸供給日本,作為償還之用,40年為期。并聘請日本人擔任最高工程顧問和最高會計顧問。這些合同使日本制鐵所將漢冶萍公司的經營管理權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漢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沒落。
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他遺囑將其家產的一半,捐贈為慈善基金。莊夫人為他辦了極其盛大的葬禮,轟動上海,耗資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吳江路)一直排到外灘,為此租界當局進行了交通管制。
發展航運
1872年,盛宣懷建議李鴻章用建造商船來提供建造兵艦的費用,被李采納,李委任盛辦理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深遠的公司之一),這是盛辦理輪船航運的開始。同年擬定中國第一個集商資商辦的《輪船招商章程》。
1873年,輪船招商局正式營業,盛宣懷擔任會辦,從此他開始正式成為清末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情系電報
1879年,盛宣懷建議李建立電報事業,李采納之,又命盛督辦。1880年,創建中國第一個電報局——天津電報局。1881年,盛宣懷被任命為津滬電報陸線的總辦,從此進入電訊業。1882年,為了阻止外國人在中國沿海建立電報網,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廣東、寧波、福州、廈門等地的電報線。1883年,盛宣懷督理天津海關,他挪用海關錢糧來資濟電報事業,混淆各個部門的經費,因此受到處分,但因多方說情未被降職。
督辦紡織
1892年起,盛宣懷又開始在上海督辦紡織業。1894年,開辦華盛紡織總廠;又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名義,控制大純、裕春、裕晉諸多紗廠。
投資煤礦
1898年,盛宣懷開辦萍鄉煤礦,1902年創辦中國勘礦總公司,1908年將它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合并成立中國第一家鋼鐵煤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
因漢陽鐵廠生產不景氣,虧損嚴重,張之洞奏派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包括大冶鐵礦、江夏馬鞍山煤礦)。盛接辦漢陽鐵廠后,招募商股,將帥官辦企業改為"官督商辦",并改漢陽鐵廠為總廠,委輪船招商局會辦鄭觀應為總辦,將大冶鐵礦隸屬總廠,接著便著手改造、擴充漢陽鐵廠。針對漢陽鐵廠缺乏燃料、產品質量低劣等問題,首先派委員帶同外國礦師沿長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鉆試,尋覓佳煤,結果覓得萍鄉煤礦。遂向德國禮和洋行借德銀400萬馬克作為資本,開辦萍鄉煤礦,解決燃料問題。隨即奏派郎中李維格出國考察鋼鐵,求取煉鋼新法,以提高產品質量。李在考察歐美鋼鐵工業的同時,找到漢廠產品質量低劣的原因。盛于是購置新機爐,全面改造鐵廠。經過改造、擴充的漢陽鐵廠,成為東亞"第一雄廠"。但盛在改造、擴充漢陽鐵廠時,為解決資金問題,在日本制鐵所的誘惑下,以大冶鐵礦得道灣礦山及礦局的全部財產作抵押,向日本興業銀行借款300多萬日元,使大冶鐵礦主權喪失。
督辦鐵路
1886年,盛宣懷創辦中國第一個山東內河小火輪公司;19世紀90年代后期建成中國第一條鐵路干線盧漢鐵路。
興辦銀行
1897年5月27日,盛宣懷還在上海外灘開辦了中國通商銀行,這是中國的第一家銀行。此后,與比利時、英國、美國簽訂鐵路借款合同草約。
甲午戰爭后,盛宣懷認為國家欲圖自強,籌設學堂、培育人才是關鍵。他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說:“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西國人材之盛皆出于學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王文韶,稟奏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光緒帝御筆欽準,成立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后更名為北洋大學,此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辦大學,也是天津大學的前身。這一天也成為中國第一所大學建校紀念日。
北洋大學堂創建后,盛宣懷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形成了“西學體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專家辦學模式,奏明皇帝“須遴選深通西學體用之員總理”,聘請美國教育家丁家立具體掌管設在天津的大學堂,并聘請了一批外籍教員。
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是為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臺灣交通大學的前身。
1897年在南洋公學首開師范班,是為中國第一所正規高等師范學堂。
1909年在南洋公學首開航政科,后發展為獨立的吳淞商船學院,是為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盛宣懷還創設了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電報學堂等。為適應清政府經濟特科的選拔,他精心開辦了“特班”,專門培養政府官吏,如為發展鐵路事業,開辦了“鐵路班”。
盛宣懷與大學教育的淵源并不只體現在他親自創辦的這些學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萬卷的藏書被民國政府一分為三,分別給了圣約翰大學、交大和山西銘賢學校。解放后,這些藏書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調整,安徽大學、華東師大、山西農大成為新的受益者。甚至連盛宣懷與朋友來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學所收藏。
盛宣懷終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檔留存,各種文稿、信札、賬冊甚至宴客菜單,吉光片羽,無不悉心收藏。盛宣懷在世共26106天,現僅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盛檔”就有一億余字,178633件,籠統一算,每天保存6.8件檔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檔”,數字就更為驚人了。
盛宣懷有《愚齋存稿》及《盛宣懷未刊信稿》《常州先哲遺書》《經世文續集》《林胡曾三公奏議》存世。
從政之余,搜集圖書文物,藏書極富。大多數是購自江標“靈鶼閣”、巴陵方功惠“碧琳瑯館”等家舊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又在日本購醫書、經濟等類圖書千余種,萬余卷。先后藏書10余萬卷,有歷代狀元手跡,凡200余家。宣統二年(1910)建“愚齋圖書館”于上海住所內,聘請名家如繆荃孫、羅榘臣為他編輯《愚齋圖書館藏書目錄》,著錄藏書6666種,169900余卷;善本300余種,7300余卷。
另有《盛氏圖書館善本書目》4卷,藏書于1933年被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掠,全部藏書先后撥給三所學校。1949年后,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的盛氏藏書調至安徽大學圖書館;在圣約翰大學的部分,調至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其中有600余種方志,有7種為國內孤本,明代刊本600余種,300余種醫書,日本刊本500余種,其300余種醫書在1958年調撥給上海中醫學院;在山西太谷縣銘賢學校的藏書歸于今山西農業大學。解放初,從盛氏祠堂中發現有舊藏書8100余冊,其中善本45種和刊刻的圖書18種2700余冊,另有文件、信函、檔案等,現均藏于上海圖書館。刊刻圖書有《常州先哲遺書》、《衛生叢書》等,由繆荃孫等主持刊校,版本精雅。
盛宣懷作為慈善家,他在天津創立廣仁堂,在上海開創萬國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賑濟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輔大水,盛宣懷的父親盛康捐助衣物糧食,由盛宣懷購買并運到天津散發,這是盛宣懷第一次從事福利事業。河北水災時,盛宣懷與父親盛康一起參與賑災工作,曾到江蘇、上海一帶募捐錢物,收效頗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鴻章要求增加一萬兩賑款,“回南勸捐,如數歸繳”。
清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陜西、河南、河北一帶遭受極其嚴重的旱災,史載餓殍達一千萬人以上,被稱為“丁丑奇荒”。李鴻章時為直隸總督,正處重災之區,賑災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設立了直隸籌賑局處理賑務,盛宣懷以候補道的身份參加該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獻縣主持賑災。
光緒五年,為了解決河北特大旱災后遺留下來的為數眾多的孤兒寡婦的撫養問題,盛宣懷秉承李鴻章的旨意,在天津設立一座名為“廣仁堂”的慈善機構,其創辦者和董事多為“南省助賑紳士”,如王承基、吳大澄、經元善、鄭觀應、李金鏞等。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為了救助陷于戰區的民眾,上海的一些慈善事業活動家仿效西方紅十字會的章程和辦法,聯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國在滬的外交人士、企業家,在上海創設了一個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
1910年2月27日,呂海寰、盛宣懷、吳重熹向朝廷上奏《酌擬中國紅十字會試辦章程請旨立案折》,朝廷于1910年2月27日下諭:“呂海寰等奏酌擬中國紅十字會試辦章程請立案一折,著派盛宣懷擔任紅十字會會長,余依議。”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一份確認清政府下諭指派盛宣懷擔任紅十字會會長的原始文獻。同一天,盛宣懷將這一上諭通知萬國紅十字會的董事之一任錫汾,要他告沈敦和、施則敬等人。1910年6月,中國紅十字會以盛宣懷的名義給各國駐華使、領館發照會,通告盛宣懷被任命為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啟用“大清帝國紅十字會關防”。照會署名“欽命紅十字會會長、太子少保尚書銜、正任郵傳部右堂盛”,第一次在官方文件署名中出現了紅十字會會長的銜名。照會發出后收到了各國領事的復函,表明盛宣懷是清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一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并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承認。
1906年春、夏,安徽、江蘇發生特大水災,受災人口達730萬人。由于地方官吏對賑災救濟工作的漠視和拖延,造成大批災民流離失所,清江、沭陽一帶災民每天餓死者數百人,情況非常緊急。鑒于盛宣懷在歷年賑災活動中的影響和號召力,災區紳民紛紛寫信給盛宣懷,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見盛宣懷,呼吁他出面主持賑濟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撥給的政府賑災款只有十萬兩銀子,遠遠不夠使用,新任兩江總督端方也竭力邀請呂海寰、盛宣懷主持義賑募捐工作。盛宣懷當時在上海和呂海寰一起與德國、意大利等國進行商約談判,雖然公務繁忙,還是難以袖手,便承擔起義賑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廣仁堂這樣一個民間慈善機構,盛宣懷運作起來頗為順手。上海廣仁堂成為徐、淮、海水災的義賑主持機構,刊印災啟、登發廣告、寄發募冊、派員巡視調查、收取捐銀、填開收照、編制賬冊、散放賑款賑衣、編印征信錄,一概義賑事務,全由廣仁堂經手辦理,起到了組織機構和指揮中心的作用。
盛宣懷晚年談及廣仁堂時曾說:“上海廣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設,平常辦理各種善舉,遇有災荒,同人提倡義賑,歷有年所。堂內捐置房地、礦業股份,以為恒產,如能經理得宜,未始不可達救人目的。”這里特意提出“上海廣仁堂”,似有與1879年最初在天津創辦的廣仁堂作一區別的意思。天津廣仁堂初辦時帶有官方色彩,經費有一部分來自官方,在上海設立的廣仁堂則沒有了官方經費的來源,主要由盛宣懷主持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漢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業贊助,已演變成完全民間性質的慈善組織。
晚年時,盛宣懷對江南地區的紳商長期以來樂于參與災賑活動屢有褒言:“江南義賑,聞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災,一經官紳布告,靡不竭力集資,四出拯濟。”這是基于他數十年來主持義賑活動事實的基本結論。中國近代歷年的賑濟救災活動中,上海地區的民間募捐活動確實是舉足輕重的。
盛宣懷為不可少之人。(慈禧太后評價)
志在匡時,堅韌任事,才識敏瞻,堪資大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李鴻章評價)
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張之洞評價)
熱心公益,而經濟界又極有信用。(孫中山評價)
賣國賊、官僚資本家、土豪劣紳。(魯迅評價——出自其《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盛宣懷傳》的作者夏東元對盛評價)
當世論公(盛宣懷)政績者,曰輪船、鐵路、郵電,而公實以學校作根砥。(著名教育家、工學先驅、國學大師唐文治曾給盛宣懷這樣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