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藝術家

基本介紹

《饑餓藝術家》（Ein Hungerkünstler），是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創作的短篇小說。該作品于1922年10月發表于《新觀察》。

《饑餓藝術家》描述了一個“癡迷”饑餓藝術的表演者從其風靡全城的榮光到被人厭棄的落漠，始終不被真正理解而孤寂痛苦直至無聲死去的過程。小說著力刻劃了饑餓藝術家對自己的事業——饑餓藝術的執著追求、至死不渝的堅定信念及渴望被真正理解的強烈愿望，此外還突出敘寫了不解真意的觀眾對這種藝術的麻木和詆毀。透過文本的審美意象可發掘出：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具有高潔情操的藝術殉道者形象。饑餓藝術家從命運的頂峰而跌落到命運的低谷，直到最后以死來表示抗議，強大的社會力量扭曲了藝術家的命運，但沒有扭曲藝術家理想人格的追求，相反使他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信念變得更執著、更虔誠、更堅定。這個具有高潔情操的苦戀藝術的殉道者形象是一個復雜的性格系統，且具有多層次性。

內容介紹

短篇小說《饑餓藝術家》描述了經理把絕食表演者關在鐵籠內進行表演，時間長達四十天。表演結束時，絕食者已經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來他被一個馬戲團聘去，把關他的籠子放在離獸場很近的道口，為的是游客去看野獸時能順便看到他。可是人們忘了更換記日牌，絕食者無限期地絕食下去，終于餓死。這里的饑餓藝術家實際上已經異化為動物了。

背景介紹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動蕩不安、物質主義盛行的年代。

卡夫卡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捷克共和國的首都布拉格，而當時的布拉格正處在激烈的民族沖突與動蕩中，“社會主義、猶太主義、德國民族主義、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義、以及一切虛假的世界主義等各種信念都相互沖突”。

卡夫卡羸弱多病的身體使其從小就產生了自卑感，他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下。卡夫卡的精神世界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特別是父親暴虐、專橫，使得卡夫卡逐漸喪失了自信、抹殺了個性。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他在那個時候，遇事無人商量。同饑餓藝術家一樣，他在周圍的生活環境中也“找不到適合自己口胃的食物” 。

但是，他并沒有被徹底擊敗，因為其內心有一種“不可摧毀的東西”。他作出了一個激進的決定：同外界斷絕一切來往。逐漸確立了離群索居、與世隔絕的生活方式，想以此來同學校、同家庭抗衡。他在日記中寫到：“我要不顧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我要不顧一切地同所有的事情，同所有的人斷絕關系，我要同所有的人結仇，我要不同任何人說話”。然而，他的孤獨如同饑餓藝術家挨餓一樣，都是迫不得已的。

卡夫卡則向往集體生活，希望結識朋友。早在1903年，他在給別人的一封信中寫道：“人與人是用繩索互相聯結在一起的，如果一個人身上的繩索松開了，那么，他就會沉下去，沉到比誰都深的地方去，那就糟糕透了；如果某一個人身上的繩索扯斷了，這個人就會一頭載下去，那太可怕了。因此，每個人都得緊緊抓住其他人。”

對卡夫卡來說，孤獨是重要的。同時，孤獨又是他痛苦的根源，他無法與別人一起生活，但他又渴望同別人一起生活：這個矛盾不是人們從外面強加給他的，而是盤踞在他的靈魂之中的。如果這種孤獨發展下去，最終會把他從這個世界上抹掉。

在卡夫卡的內心世界里有一種“不可摧毀的東西”支撐著他去創作、去抗爭。他最大限度地約束外出旅游和社交活動；他渴望愛情和婚姻，但為了防止陷入小家庭的“有限世界”妨礙他的寫作，最后不得不把結婚的念頭徹底放棄；他原來有個健康的身體，但由于身體透支過度而造成了長期失眠。《饑餓藝術家》是卡夫卡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時光寫成的。

《饑餓藝術家》作品于1922年3月至6月間創作。

作者介紹

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奧地利小說家、幻想小說的創造者、最有影響的現代德語散文大師。卡夫卡生于捷克（當時屬奧匈帝國）首府布拉格一個猶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長子，有三個妹妹（另有兩個早夭的弟弟）。自幼愛好文學、戲劇，18歲進入布拉格大學，初習化學、文學，后習法律，獲博士學位。畢業后，在保險公司任職。多次與人訂婚，卻終生未娶，41歲時死于肺癆。

作品有： 《判決》（Das Urteil）、《火夫》（或譯《司爐》）（Der Heizer） 、《變形記》（Die Verwandlung）、《在流刑地》（In der Strafkolonie）、 《觀察》（Betrachtung）、《鄉村醫生》（Ein Landarzt）、《饑餓藝術家》（Ein Hungerkünstler）、《美國》（Amerika）、《審判》（或譯《訴訟》）、《城堡》等。

鑒賞評價

一、人物對立凸顯藝術家的悲劇性

站在饑餓藝術家對立面上的是觀看他表演的群眾，其中演出經理、屠夫、孩子，都很具典型性。從他們身上不僅表現出異化世界的種種荒誕和冷酷，還表現出作家對這個異化世界的同情。

在演出經理眼中，饑餓藝術家是一件“草堆上的作品”“一件極易損壞的物品”。實際上，他更愿意把饑餓藝術家看作一個物體、一個工具，他在向人們兜售饑餓藝術家忍受饑餓的痛苦。因此在饑餓表演完成時，他抱住饑餓藝術家“很可能暗中將他微微一撼，以致饑餓藝術家的雙腿和上身不由自主地擺蕩起來”，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強化饑餓藝術家的痛苦來取悅觀眾，使觀眾從中獲得心理上的極大滿足并達到亢奮的狀態。演出經理不僅出賣饑餓藝術家的生理痛苦，還出賣他的精神痛苦。當然他也贊揚饑餓藝術家。當饑餓藝術家因為觀眾不理解他的表演藝術而暴怒時，他會“夸獎他的勃勃雄心、善良愿望與偉大的自我克制精神”，但話鋒又馬上一轉，用供出售的照片“輕而易舉地把藝術家的那種說法駁得體無完膚”。

然而更加可悲的是，盡管演出經理比任何人（甚至是那些看守）和饑餓藝術家都要親近，但是他也并沒有真正理解饑餓表演本身的內在價值。他情愿摧毀饑餓藝術家視之為理想的東西來確保外部的成功（有觀眾捧場）。

孩子在小說中是一個象征。孩子們天真、善良、純潔，美好的心靈還沒有受到外來社會和環境的污染，純真的本性還沒有被外界所破壞。孩子是作為和成年人對立的形象出現的。當成年人抱著“取個樂，趕個時髦”的心態來看饑餓藝術家時，孩子面對這個臉色異常蒼白、全身瘦骨嶙峋的饑餓藝術家時“驚訝得目瞪口呆”，并且“為了安全起見，他們相互手牽著手”。當成人們對饑餓表演不再感興趣時，卻在孩子們“炯炯發光的探尋著的雙眸里，流露出那屬于未來的、更為仁慈的新時代的東西。”

卡夫卡對異化社會的人際關系和人性淪喪的現實是無奈，他把人性重新建構的希望寄托在還沒有受到世俗侵蝕的孩子身上。

看守饑餓藝術家的人是屠夫。屠夫給人的普遍印象是冷酷殘忍，沒有同情心，視生命為草芥，并帶有一種市儈式的狡黠。卡夫卡用屠夫作為饑餓藝術家的看守絕不是偶然的。他們象征著異化社會中最沒有人性和本真人性被異化得最嚴重的人。他們不但日夜監視饑餓藝術家，而且還想方設法誘惑、試探和捉弄他。他們故意遠遠地躲起來打牌，看他會不會偷偷進食。當饑餓藝術家強打精神用唱歌來表明說自己在吃東西是多么冤枉時，他們又戲謔他“技術高超，竟能一邊唱歌，一邊吃東西”。他們不僅僅從饑餓藝術家瘦骨嶙峋、面色蒼白中得到樂趣，而且從精神上給饑餓藝術家制造痛苦，來滿足自己卑劣的快感。

二、藝術家社會地位下降凸顯世界的悲劇性

藝術家的饑餓表演遭到了突如其來的“劇變”，使得他不得不受聘于一個馬戲團，成為龐大馬戲團中的一個小角色，成為馬戲團若干景觀中毫不起眼的一處。饑餓藝術家已經完全被這群“愛趕熱鬧的人拋棄了”，他們喜歡上了象征著肉體享樂的小豹。自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宗教也遭到了和饑餓藝術家相同的宿命。如果人們的心中沒有了信仰，各種道德觀念將會以極快的速度分崩離析。

這里，唯一的道德準則就是“叢林法則”，人變成了小豹，他們不需要自由、不需要超脫于塵世之上的理想，而只要齒間有能被撕咬的食物。饑餓藝術家——或者說他所代表的那種高貴的理想被無情地摧毀了，并且在這個世界上再無其他東西能取代他的地位。

饑餓藝術家孑然一身，他生存和活動的全部空間就是表演的鐵籠子。在小說結尾處描寫的小豹：“它那高貴的身軀，應有盡有，不僅具備著利爪，好像連自由也隨身帶著。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齒中某個地方。”觀眾擠在籠子周圍不愿意離去，羨慕著小豹的自由和歡樂。可見，牢籠也只是一個相對的空間，沒有自由感的人們住在比饑餓藝術家更大的牢籠中。相比之下，饑餓藝術家卻擁有更多，他至少有作為一個獨立個體與世界對抗的自由。不過具體來說，饑餓藝術家和觀眾們的自由又不是一個概念。饑餓藝術家不追求活動的自由，也不是肉欲的、物質主義的享樂自由。他的自由在他對時間的征服上。在這個鐵籠子里，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鐘表，指針的走動比任何別的東西都更有意義。不僅因為鐘表將宣告他“堅持”的結果，還因為它將督促他“堅持”到規定的40天，甚至遠遠超出這40天。在小說中，卡夫卡讓他的饑餓藝術家不斷地重復“堅持”這個詞，或者說把“堅持”作為饑餓藝術家的主要品格。文中多次出現“堅持得更長久”“無限長久地堅持”或者“他要繼續餓下去”。

顯然，卡夫卡用“食物”和“堅持”分別象征著物質主義和苦行僧般的理想主義。可以說，兩者是理解這篇小說不可或缺的兩個維度。作者通過饑餓藝術家告訴讀者：即便像饑餓藝術家那樣通過饑餓表演找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和理想的人，也要忍受世俗的平庸生活，也要忍受生活給予的不幸。當然，忍受和自我克制并不是饑餓藝術家所在乎的東西，他在乎的是他視為一生事業的饑餓，在乎的是創造藝術。而他的悲劇也正在于此，他為之獻身的藝術表演以其荒誕的形式展開并宣告失敗。

饑餓藝術家并不把表演當作一種職業，而把它看作是一種使命，是對藝術無止境地追求。卡夫卡認為，人的存在和生命的意義并不在于維持肉體的生存，而是在精神上尋找自己的家園和歸宿。如果達不到精神上的自由，則不如讓一切都化為虛無和永恒。

對于饑餓藝術家來說，現實世界和他的精神世界是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的，兩者截然對立，而他精神的死亡就是這種對立最終完成的標志。饑餓藝術家不可能放棄象征自己理想追求的饑餓表演，融入人群中去，他只能在饑餓中尋找真實的自我存在。饑餓藝術家作為一個有獨立自我意識的個體，作為一個在精神探索道路上禹禹前行的獨行者，所經受的孤獨和精神上的折磨是難以想象的，他的抗爭也必將是悲劇性的。

在《饑餓藝術家》中這種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對立是絕對的。一方面，生活在異化了的物質世界中的人們更愿意享受形而下的物質利益，他們追求的是與饑餓藝術家截然相反的感觀刺激和膚淺娛樂。因此他們不但不可能理解饑餓藝術家表演的真正精神內涵，更不可能把他當作追求精神自由的主體來看。他們更傾向于把饑餓藝術家物化，將其視為消遣玩樂的對象或賺錢的工具。

饑餓藝術家以饑餓為武器。有價值的不在于結局而在于反抗行為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