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

文物歷史

據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陶成紀事》載：“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琺瑯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可見瓷胎洋彩在雍正時已開始燒造。從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來看，瓷胎洋彩瓷器大都制作于乾隆六年（1741年）之后，系在當時由督陶官唐英督理的景德鎮御窯廠內制作完成。這種洋彩瓷器深受乾隆帝的喜愛。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已六十六歲的唐英接到乾隆帝的旨意，負責燒制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唐英廣泛派遣得力助手去哥窯、汝窯、鈞窯、定窯、龍泉窯、湘湖窯等全國各大名窯搜羅配方或瓷片標本，或者仔細研究古代文獻的相關記述，然后反復研制、試驗，燒制成功。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文物特征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高86.4厘米，口徑27.4厘米，足徑33厘米。洗口瓶，長頸，長圓腹，圈足外撇，頸兩側各置一螭耳。器身自上而下裝飾的釉、彩達17層之多。所使用的釉上彩裝飾品種有金彩、琺瑯彩、粉彩等；釉下彩裝飾品種有青花；還有釉上彩與釉下彩相結合的斗彩。所使用的釉有仿哥釉、松石綠釉、窯變釉、粉青釉、霽藍釉、仿汝釉、仿官釉、醬釉等。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主題紋飾在瓶的腹部，為霽藍釉描金開光粉彩吉祥圖案，共12個開光，其中6幅為寫實圖畫，分別為“三陽開泰”、“吉慶有余”、“丹鳳朝陽”、“太平有象”、“仙山瓊閣”、“博古九鼎”。另6幅為錦地“卍”字、蝙蝠、如意、蟠螭、靈芝、花卉，分別寓意“萬”、“福”、“如意”、“辟邪”、“長壽”、“富貴”。瓶內及圈足內施松石綠釉，外底中心署青花篆書“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

制作技巧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運用了色地琺瑯彩、松石地粉彩、仿哥釉、金釉、青花、松石釉、窯變釉、斗彩、冬青釉暗刻、祭蘭描金、開光繪粉彩、仿官釉、綠釉、珊瑚紅釉、仿汝釉、紫金釉等十幾種施釉方法，集高低溫釉、彩于一身，其燒造工藝繁復至極。從燒造工藝上看，青花與仿官釉、仿汝釉、仿哥釉、窯變釉、粉青釉、祭藍釉等均屬于高溫釉、彩，需先高溫焙燒。而洋彩、金彩及松石綠釉等均屬于低溫釉彩，應后入低溫炭爐焙燒。這件各種釉彩大瓶集10多種高低溫釉、彩于一身，而且各種釉、彩均發色純正，如此復雜的工藝只有在全面掌握各種釉、彩化學性能的情況下才能順利完成。

文物價值

藝術價值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是古代官窯瓷器中裝飾層次最多、釉彩用料最考究、設計復雜、制作難度極高的瓷器，包括琺瑯彩、洋彩、仿宋代哥釉、松石綠釉、仿宋代鈞窯窯變釉、斗彩、粉青釉、霽藍釉、仿宋代官釉、粉彩、珊瑚紅釉、仿宋代汝釉、醬釉等燒制難度較高的釉彩，制作中不考慮批量生產，創作重心在外形上，為少數權貴服務，推崇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素有“瓷母”之美稱，集中體現了當時高超的制瓷技藝，傳世僅此一件，彌足珍貴。

社會價值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的社會意義大于審美意義。其色彩繁冗復雜、題材偏多，導致缺乏內涵，并且在藝術上缺乏較高的美學境界，沒有把藝術性和技術性相結合。但其社會意義巨大，在工藝技術綜合應用上時代特征明顯，展現了當時頂尖的制作工藝和海納百川的文化自信，提高了中國制造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中國瓷器文化和世界瓷器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文物鑒賞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的眾多裝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口部和腹部的各種色地“洋彩錦上添花”裝飾。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的六福寫實畫和六福錦地的主題反映了人們對生活的美好向往。寫實畫構圖飽滿，人物形象細致；錦地紋飾民族特色鮮明，自然主義傾向較強。其他部位的紋飾如胭脂紫地纏枝寶相花紋、乾隆風格的青花、貼塑、仿明代永宣風格的青花、金彩回紋、金彩卷草紋等，裝飾動機源于自然。其制作水平遠超前代，體現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成果和對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