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發組織的組織機構包括:大會、工業發展理事會、方案預算委員會和秘書處。工發大會是該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每兩年舉行一屆全會,由全體成員國參加,負責討論方針政策并作出決策;工業發展理事會是常設決策機構,由53個成員國組成,每年召開兩次常會,負責審議行政、業務、人事和財政預算等重大問題并提交大會通過;方案預算委員會是理事會的附屬機構,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協助理事會編制和審查工作方案、預算和其他財務事項。秘書處的主要職能和任務是處理該組織的日常事務。秘書處由總干事和三名執行干事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組成。
工發組織在總部和其他駐地辦事處任用工作人員600余名。工發組織有170個成員國,在35個國家設有區域或國別代表處,并正在推行權力下放改革,通過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合作使該組織覆蓋80余個國家。此外,該組織還在9個國家設有投資促進處,形成一個獨特的全球投資和技術促進網絡。現任總干事李勇(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于2013年6月24日在工發組織第41屆理事會被選為新任總干事,任期四年。
格爾德·穆勒
當地時間2021年11月30日,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部長格爾德·穆勒就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發組織)新一任總干事。
冷戰期間,西方工業國家從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出發,希望爭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因而不得不支持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工業進步為宗旨的工發組織。這期間聯合國通過工發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技術援助額迅速增加,到1990年,這一數字達到1.6億美元,比七十年代初增長了12倍。然而,隨著九十年代初冷戰的結束,東西方對峙的局面不復存在,西方工業國家對工發組織的活動逐漸失去了興趣,加上工發組織本身也存在著不少缺陷和問題,如業務與其它聯合國機構重疊,效率不高等,所以不斷遭到西方國家的批評和指責。盡管工發組織從1993年起在聯合國系統率先進行了大規模改革,以解決上述問題,但仍未能改變西方國家對它的根本態度。1993年,加拿大宣布退出工發組織,美國也于1995年底正式退出。由于美國的會費占該組織的四分之一,它的退出使工發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出現了嚴重危機。因此,部分西方國家主張將工發組織取消或與別的組織合并,但遭到以七十七國集團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堅決反對。雙方就工發組織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多次艱苦的磋商,終于保住了工發組織作為獨立的專門機構的地位。工發組織也在調整工作重點和減少活動范圍的基礎上,將原來的六個司減為三個司,其兩年期預算也被削減了20%,工作領域集中在促進投資和貿易增長、技術轉讓、清潔和可持續工業發展等領域,并將重點放在最不發達國家。經過近幾年的不斷改革,工發組織財政、機構相對穩定。
在投資與技術促進領域,經過33年的發展,工發組織已經成為全球多邊投資與技術及項目融資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所制定的《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手冊》、《項目評估指南》、《BOT指南》等規范,是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政府和國際企業界、金融界進行投融資活動的評估準則和依據。工發組織開發和使用的項目可行性分析與報告第三代專家系統模型更是為國際投融資界作為規范化項目分析與評估的權威軟件系統。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已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多邊投資與技術促進系統并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投資與技術促進系統網絡和數據庫,能夠迅速鑒別,及時準確傳遞國際投資和技術市場信息。
工發組織的經費預算分為經常預算、業務預算和自愿捐款三個部分。經常預算來自成員國的會費。2006-2007兩年期的經常預算總額約為1.4億歐元。這一預算大部分用于工發組織的職員工資和行政開支,只有6%用于技術合作活動;業務預算來自項目管理費的收入,2006-2007兩年期的業務預算約為2,100萬歐元;自愿捐款包括成員國和國際機構的捐款,2004年達6,280萬美元。
與我國關系
1972年12月,我國首次派觀察員出席工發組織第一屆常務委員會。自1973年正式參加工發組織以來,我國一直是工發理事會成員。自參加工發組織后,我逐漸同該組織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我國一向按時繳納會費,同時每年對該組織工業發展基金(IDF)提供一定數額的外匯和人民幣自愿捐款,用于促進我國工業技術進步的各項活動,以及我國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技術交流活動。迄今為止,中國向工發組織認捐的工發基金(包括可兌換和不可兌換兩類捐款)累計達1000萬美元。我每年向工發組織認捐60萬美元的工業發展基金(可兌換部分)和80萬人民幣(不可兌換部分)。2007年我向工發組織繳納會費為223萬歐元,占2.987%,位居第七位。該組織歷任總干事均應邀訪問過我國,有的曾多次訪華,并受到我國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我在工發組織派有四名工作人員,最高職位是梁丹(女),任投資司司長,D1級。
據統計,正在執行中的工發組織與我國合作項目總金額約5,000萬美元,其執行額占該組織全球執行額的1/5左右,占亞太地區執行額的一半以上。項目內容涉及環境保護、工業管理、投資與技術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供應鏈管理及綜合方案等領域。同時,工發組織還將在我國建立南南工業合作中心,促進我與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通過這些項目,工發組織不但為我國引進了先進的技術、經驗和部分設備,而且還邀請了大量的國際專家為我服務,同時對我國大批技術人員在境內外進行各種形式的培訓,對我國工業發展和進步起了有效的促進作用。工發組織作為開發計劃署、蒙特利爾議定書、全球環境基金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項目的執行機構,在執行我國受援項目,促進我國環保事業發展方面作出了較大貢獻。近年來,在中國政府和工發組織的共同努力下,雙方近年來又開拓了信托基金(TRUST FUND)項目,主要涉及可持續能源、投資促進、供應鏈管理及幫助中小企業提高競爭能力等領域。
根據工發組織提供的數據,自1979年以來,工發組織在中國共開展了435個項目,項目總額約為2.64億美元。
工發組織中國代表處設立于1979年,并于2006年提升為區域代表處,管轄范圍包括中國、蒙古、朝鮮和韓國四個國家,同時也負責保持與駐中國、日本和韓國的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投資與技術促進辦公室的聯絡。該代表處為外交機構。
與技術促進處關系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與技術促進處是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華享有外交地位的駐地業務機構。它為多邊投資、貿易和技術促進提供全面的專業化服務。它不僅致力于國家、產業及企業國際化整體解決方案的研究、顧問與實施支持,同時還承擔著政府政策與決策的顧問者、國際項目協調組織者、國際資源整合提供者、項目或任務實施的支持者、廣泛并具有前瞻性話題的國際論壇及合作平臺的組織者等多種角色。
結合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立性、多邊性、廣泛性和專業性的特點,利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全球投資與技術促進網絡,為政府、企業及非政府機構提供課題經費、專家團隊、解決方案及國際平臺等方面的援助與支持。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與技術促進辦事處作為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華享有外交地位的駐地業務機構,根據聯合國工發組織的宗旨,作為促進雙向或多邊投資、國際貿易、先進技術轉讓等方面的技術支持者,專業知識、管理技能、人力資源和融資渠道等方面的提供者,將致力于推進中國與其它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成員國在上述領域取得優質、高效及富有建設性成果為自己的使命。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于2011年發起并主辦全球CEO發展大會,2012年,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駐亞太地區首席大標柯文斯、聯想控股公司董事長柳傳志出任聯合主席。2014年,在工信部及上海市政府支持下,“全球CEO發展大會“確立了與”全球城市信息化論壇“及”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三會合一,聯合舉行開幕式的長效機制。2015年,第5屆全球CEO發展大會將于11月3日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2019年11月3日,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發組織)第十八屆大會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都阿布扎比開幕。本屆大會主題為“工業2030——創新、聯通、重塑未來”。本屆大會由聯合國工發組織和阿聯酋政府共同主辦,將聚焦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包容及可持續工業發展在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據阿聯酋通訊社報道,來自工發組織170個成員國的800多名官員或代表參加會議。
工發組織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財務困難。由于資金短缺,嚴重制約了其在促進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方面發揮作用。一些成員國長期拖欠會費,使該組織現金流量嚴重不足,不得不一再修改其活動方案。截止2000年3月,在168個成員國中,因拖欠會費而喪失表決權的國家達67個,拖欠的會費共計1.41億美元(包括美國拖欠的6,180萬美元)。
工發組織用于技術合作的資金數額微不足道,只占其經常預算的6%左右,2000-2001兩年期的預算為1.329億美元,用于技術合作的資金只有7.974百萬美元。技術合作的資金來源主要靠自愿捐款,但是,由于西方國家對工發組織的態度冷漠,除少數幾個國家外,其他捐助國所提供的自愿捐款數額呈逐年下降趨勢,有的國家如德國已于兩年前停止了自愿捐款。這一狀況嚴重制約了工發組織的發展。
工發組織自籌資金的能力有限,來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的綜合方案共需資金2.24億美元,只籌集到4,200萬美元,所提供的援助遠遠不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