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

華夏文明指華夏族所創造的文明。

依據中國歷史大系表順序和古籍記載，華夏文明經歷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黃帝（軒轅氏）、堯、舜、禹等時代。后來的炎帝和黃帝為共主，華夏先民在黃河流域留下眾多的文化和文明遺址。

華夏文明以禮樂為制度、易經八卦、丹書朱文、上古漢語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歷史上一脈相傳。

正義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

基本簡介

諸夏”之名有西周淵源，周王室嘗自稱“夏”，“諸夏”即分享周室禮儀與榮譽之諸國。周室稱“夏”何意，學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周室之“夏”名指其自身，不含其他姓族的組合，無后世“華夏”名的含義。霸政時出現的“諸夏”，是文獻上第一次記錄華夏意義的族群觀念。此后在《左傳》的敘事里，“諸夏”“諸華”及“華夏”概念一再出現，同時出現華、夷之辨的觀念。可以確信，后世之華夏觀念，由此時開其端。華夏族群的自我認同和命名，始于春秋“諸夏”，這件事可以理解為古代中國共同體經歷漫長融合過程，至春秋時代開始自我確認。若比作生命體的發育，此前的漫長演進是孕育，“諸夏”認同則是出生，經歷春秋戰國數百年族群融合，華夏民族形成，在此基礎上產生秦漢王朝的統一國家。對于春秋戰國時代華夏形成問題，學界已發表一些研究成果。主流意見認為，血緣族群解體轉向地緣族群，是春秋以后華夏共同體形成的基本路徑。

文明思想

華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設教、禮樂教化，嚴華夷之辨，推崇仁義禮智信。易學是華夏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

“華夏”，一般作為代稱中國，依據中國歷史大系表順序和古籍記載，華夏文明經歷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黃帝（軒轅氏）、堯、舜、禹等時代。后來炎帝和黃帝為共主，相傳在大約五千年前，以河南為中心的黃河流域中下游一帶的華山與夏水之間分布著許多部落，比較重要的有后來的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等。炎、黃兩部落統一成的“華夏”，為“炎黃子孫”，即后來的漢族。

據《史記·五帝本紀》載，五帝中的首位是黃帝，后來的人稱黃帝為華夏的始祖。黃帝之后，最著名的有唐堯、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領袖，姒姓，又稱夏禹、神禹、夏后禹、大禹。夏后大禹治水有功，取代了舜的共主地位，登基為天子，夏朝成立了中國的第一個王朝。

“中華”一詞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東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天文經星·中宮》）華夏、中國、中華，如今指的是我國全境，這三個詞，不僅是地理層面的，更深一層的價值在文化沉積方面。

在周朝時，凡遵周禮、守禮義之諸侯，稱為華人、夏人，通稱為諸華、諸夏。古籍中將“華”、“夏”作為中原，“夷”與“裔”作為四方。華夏又稱中華、中夏、中土、中國。周朝時，依據《周禮》，華夏是以六輅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別是：東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顓頊。

華與夏曾相互通用，兩字同義反復，華即是夏。“中華”又稱“中夏”。如《左傳》定公十年載孔子語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這里的“華”亦即“夏”。孔子視“夏”與“華”為同義詞。華與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華夏”一詞（華與夏的合稱）最早見于《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

《左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注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

梅頤《偽孔傳》：“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此即“華夏”的本意。

可見，華夏（漢族）是以服飾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華夏二字在現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炎黃血統、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合在一起的實體。

文明起源

據現有的考古發現資料與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國大地上的文明燦若星斗。良渚古國遺失后，中原漸成史前東方文明中心。

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華夏族就開始了農耕實踐。中原地區發現了可以說是整個黃河流域迄今發現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農耕文化遺址，就是距今約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崗文化。這里出土了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表明農耕文化已經確立，并有了一定發展。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時期，出現了大型定居村落，還出現了家畜飼養業。

按照西方對文明起源的定義，中華文明發源于3000年前。而紅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們對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一個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應前推5000年，應是8000年前。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發現表明，盡管華夏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由于地理的原因處在東亞地區，是相對獨立、自己摸索向前發展的，但是在“古國時代”的晚期，華夏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和其他外來文明有了接觸。“良渚文化”實證了華夏文明五千年，良渚距今約5300~4300年，大體與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同處一個時代。

河南地處“天下之中”，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區。中華文明多元文化在經歷漫長的發展和交融后，在河洛之間凝聚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形成以王都為中心的輻射性統治格局。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發展的基礎。

華夏先民分為大大小小許多個部落，活躍于黃河中下游。其中比較著名的首領有燧人氏、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顓頊（黑帝）、黃帝、炎帝（赤帝）、帝嚳（高辛氏）、有巢氏、祝融、伯益、舜帝、堯帝。

文明特征

《唐律疏議》曰：“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國。”“習俗孝悌”是指的《孝經》。

《戰國策·卷十九·趙策二》中又云：“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即中原地方，是聰明有遠見的人居住之地，是萬物財用聚積之地，是賢圣實行教化之地，是仁義施行之地，是《詩》、《書》《禮》、《樂》運用之地，是奇異精巧技能試行之地，是遠方國家觀摩向往之地，是四方民族效法之地。

《史記·秦本紀》里面，秦穆公親口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晉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禮樂刑政之綱，華夏文明之教，將復見于今日矣。”

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云：“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于夷，圣經明義，千載或湮焉。”因此，六經、六藝、五常以及其主張的詩書禮樂之道是華夏文明的本質。

諸子百家

諸子百家都繼承了詩書禮樂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禮和夫婦長幼之別，也都信奉圣王政治。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學者們便周游列國，為諸侯出謀劃策，到戰國時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傳統上關于百家的劃分，最早源于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將百家首次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來，劉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馬談劃分的基礎上，增“縱橫、雜、農、小說”等為十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襲劉歆，并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后來，人們去“小說家”，將剩下的九家稱為“九流”。

五常

詩、書、禮、樂、易，合稱五經，五經對應五常。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曰：“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

《揚子法言》解釋道：“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

《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六經

所謂“六經”，指的是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孔子本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的原則，只是對這六部古書作了整理的工作。

《國語·楚語上》記載包含了這六部古書。“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里提到了九種古籍：《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

申叔時是楚莊王時的人，楚莊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個世紀。孔子整理的六經早在楚莊王時就已經有了，而且這些書名已屢見于先秦其他文獻。

《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經體系是華夏文明繼承和發展的源頭。“《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詩》《書》具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

經學塑造了華夏政制的價值理想，正如民國學者李澄源在《經學通論》中所說的那樣：“吾國既有經學以后，經學遂為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圣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為模范，私人生活，以經學為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為權衡。

政治制度

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皆須于經學上有其根據。”在華夏文明中，五經是諸子的思想源頭，也是諸史的評判標準，同時還是文藝創作的指導原則。從歷史的角度看，經學規定了華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歷年層面塑造了華夏族群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塑造了我們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

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華夏歷史雖然歷經王朝更迭，而政治制度的建構，社會改革的推動，始終有一個根本的價值標準，不管政制如何變化，都不離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社會生活中的冠、婚、喪、祭各種禮儀，不論如何損益，總能維系社會生活的理想價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襲損益，但不變的是對有禮義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說，要真正深入華夏的歷史，必須深入歷史的深層內核，而歷史的內核便在經學之中。

十三經 注疏 緯書 體系繼承 五常

周易 周易正義 易緯 仁

尚書 尚書正義 書緯 《漢書》、《晉書》、《宋書》智

詩經 毛詩正義 詩緯 漢賦、唐詩、宋詞 義

周禮 周禮注疏 禮緯

儀禮 儀禮注疏 禮緯《開元禮》、《唐六典》禮

禮記 禮記注疏（禮記正義）禮緯

春秋 春秋左傳注疏（春秋正義）春秋緯《史記》、《皇極經世》信

春秋公羊傳注疏 春秋緯

春秋榖梁傳注疏 春秋緯

論語 論語注疏 論語讖

孟子 孟子注疏

孝經 孝經注疏

爾雅 爾雅注疏

《漢書》云：“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圣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疏而不戚。”

主要特點

華夏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華夏文明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點。

華夏文明是一脈相承、連續發展的，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某一階段的能量耗盡了就會起變化，變化了血脈就暢通，再接著生長、發展，如此螺旋式上升，使華夏文明生命力不絕、延續至今，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華夏文明的發展雖有階段性，但沒有間斷和轉移。我們今天還能讀懂數千年前的文獻資料，古代經書上的格言警句還活躍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中。在歷史演化中，華夏文明的中心有過多次遷移，但整個歷史都上演在歐亞大陸東部這塊廣袤的大地上。史學領域，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用西方整理古代資料的方法，重新梳理了中國史書。“他們認為，歷史不斷有各個朝代的學者在不自覺與自覺之間添加了自己的想象和解釋，但后來者會誤以為這是真正的歷史。上古的記錄本身就是很模糊，但后來者不斷追加，造成了今天所見的歷史。

華夏文明不曾間斷，主要靠文明不斷累積。這種累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文字記載而形成的大量書面文獻資料；二是眾多的實物，包括器物、遺跡、遺址等。前者如歷史文獻，數千年文明連續不斷地記錄在史籍中，僅正史就有25部之多，還有《通典》、《文獻通考》、《通志》等大量的“政書”以及野史、筆記等。華夏文明就在這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保存著，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發達的文明現象。后者如考古資料，20世紀以來的大量考古發現，使華夏文明尤其是華夏文明的源頭有了越來越清晰和確切的實物證明，這是十分了不起的。除此之外，還有口口相傳的文化傳統、各地多姿多彩的民俗風情等等。

交替演進

從有夏到后來的華夏，有一個擴大的過程。最初有夏表示的是西土之人。這是以地域為指向的，而不享有共同血緣。西周建立以后，“有夏”這個詞幾乎沒有再出現，因為此時西土之人已經是天下的主人，叫做周人，“有夏”不再適用。并不是諸侯國里的人都可以叫周人，國內統治的殷人軍隊不是周人，還有所謂的“野人”，更是沒有資格叫周人，只有以王室為中心的一批人才能稱為周人。春秋時期，隨著戰爭的擴大，人們開始各自以諸侯國建構一個新的認同，比如魯人、楚人、齊人、秦人等等。“有夏”這個詞的內涵在齊桓公時代得到了延伸。周人的體系只認姬姓，姜姓是個異姓，所以齊國需要找到一個對自己更有利的符號。西土時代，姜姓地位很高，齊桓公便利用有夏來團結分封的諸侯國，“有夏”因而成為一個新的旗號。和中原的齊、晉站在一起，就是“有夏”，不站在一起就被說成是戎狄。所以這時候的“有夏”仍然不強調血緣，還不能說是族群。秦統一之后，天下都變成了秦人，但因為秦進入有夏這個體系已有很長的時間，早已認同自己是夏人，會比較自覺地使用華夏、有夏這些詞。有夏和華夏并沒有強調血緣，而更多的是與政治體相關，從這個層面而言，有夏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族群。

上層人物可以經由家世血統攀附黃帝來變身華夏，而普通民眾只有成為帝國的編戶齊民，才可能成為華夏。土司往往說自己是漢人鎮守軍隊的后裔，他下面統治的才是蕃人。家世血統的攀附需要依賴家世譜系，因此底層的攀附要到出現家譜族譜之后才能看到。中國的普通家庭出現家譜大概是從宋代往后，一般是從明代甚至是清代開始。底層的族譜會把自己祖先追溯到漢代甚至是先秦史書中記載的某個人。家譜族譜出現以前，很難看到下層民眾的攀附情況。下層基本都是被政府登記了戶口、承擔了賦役，而后被劃定為華夏，成為所謂的民。普通人是在漢代以后才開始有的姓氏，在這之前，他們大概沒有能力追溯太遙遠的祖先。到秦漢以下，華夏化其實既不特別重視血緣也不重視文化，重視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戶籍系統里面，是民還是夷，是附塞蠻夷還是歸義蠻夷。把編戶即“民”等同于華夏是總體情形，但有時還有一個過渡階段，即進入了編戶，但之前的非華夏身份還會被大家記住，經過幾代之后，這個記憶被慢慢磨平，最終成為正常的民。南方與北方有很大差異。如果說東亞世界有一個可以與中國相提并論或相互抗衡的政治文化的話，那就是草原游牧帝國的傳統。與之相比，南方的地形和經濟形態決定了這個地區的政治體系比較破碎，所以幾乎沒有建立一個可以與中原政治體相抗衡的高級政治體，最多只能達到滇國、夜郎這種級別的政權。當華夏帝國的勢力到來時，南方山地民族是沒有任何抵抗力的，他們只能考慮如何保全自己，如何能夠在這個體系中獲得更多利益，于是不知不覺中更深地卷入到了華夏的政治體系之中。

華夏文明在統一與分裂、興盛與衰落中交替演進，但以統一和興盛為常態，以分裂和衰落為變態。有學者統計，自夏朝以后的約4000年間，分裂時間總計為1200余年，而統一時間則為2700多年。即使在分裂時代，分裂政權大都不甘于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統一作為最重要的奮斗目標。一般來說，統一與興盛大致合拍，分裂與衰落基本同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諸侯坐大，政權下移，社會動蕩。同時，新的因素也在生長，周邊文明的新鮮血液不斷注入中原文明。至秦漢，我國實現了更高層次的統一。秦代首創了大一統模式，以后各朝代對這一模式不斷進行補充、修復和完善。漢王朝大氣磅礴，實現了疆土、經濟、政治乃至思想的大一統，顯示了朝氣蓬勃的氣象。從此，大一統意識在中華民族心中根深蒂固，華夏文明的興衰也就隨著統一與分裂的交替而不斷交替。

華夏文明一經形成，就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能夠在開放中吸收異質文明、在包容中消化異質文明、在多元融會中更新自身。縱觀華夏文明發展歷程，并不是沒有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時候，但總體上呈現開放態勢。這種開放不像古希臘文明和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國那樣是全天候的開放。那種全天候的開放往往伴隨著對外擴張，結果是發生大變異，分化、瓦解、衰落乃至毀滅。華夏文明的開放是在保證自我生命機體存活基礎上的適度開放，只要對自身不構成傷害，都能兼收并蓄。有所堅守而又通達，這是華夏文明形態雖變而生命恒久的重要原因。在中華思想文化發展史上，無論宗派流派如何眾多歧異，都能經過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努力，兼綜和合、融會貫通，最終形成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化為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