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來,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喇家遺址進行挖掘,清露出規模巨大的環壕,供人們集中活動的小型廣場,結構獨特的窯洞式建筑等重要遺跡。
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喇家遺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官亭鎮喇家村,黃河河谷地帶北岸的二級階地上,黃河由西向東從遺址南部通過,遺址處于官亭盆地中部,所處盆地北面有拉脊山,南面是小積石山。地理坐標位置:東經102°85′02″~102°81′11″,北緯35°85′90″~35°86′41″。海拔高度高度1786~1809米之間。遺址東鄰中川鄉朱家村和王石溝村,南臨黃河,以黃河為界與甘肅省積石山縣隔河相望,西連官亭鎮鮑家村,北距官亭鎮政府約2公里,距縣城90公里。川官公路從官亭鎮政府駐地中部通過。“臨津古渡”就在遺址西南7公里處,亦名“官亭渡口”,是連接兩地的要津,現在在古渡附近修建一座大橋,成為甘肅進入青海的重要通道之一。
喇家遺址位于黃河上游的青海省民和縣官亭鎮喇家村,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面積約20萬平方米。與甘肅省積石山縣大河家隔黃河相鄰。青海省東部重要通道川官公路直達。距青海省西寧市200多公里,甘肅省臨夏市100公里。 遺址主要為齊家文化中晚期遺存,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個遙遠的城邦古國。尤其以發掘出非自然性死亡人體遺骸,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一處大型災難遺址。
尤其是發掘出非自然性、突發災難事件而死亡的群體人骨遺骸,揭示齊家文化時期的災難遺址,是我國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以目前挖掘的4號房址為例,房址內發現了14具骨骼,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年齡小的僅2歲;28——45歲的4具,以少年兒童為主。由于死亡之時突遇無法抗拒的災難,這些遺骸表現了一剎那間的狀態,他們姿態各異,有的曲肢側臥,有的匍匐于地,有的上肢牽連,有的跪踞在地,其中母親懷抱幼兒,跪在地面,相互偎依,在災難突然降臨時表現的無助以及乞求上蒼救助的神態令人動容。據考古學家認為:引起喇家遺址災難的是一場地震,而摧毀聚落的是隨后而來的山洪和黃河大洪水。
同時,還發現了大量陶、石、玉、骨等珍貴文物,特別是反映社會等級和禮儀制度的“黃河磬王”、玉璧、玉環、大玉刀、玉斧、玉錛等玉器,對研究齊家文化的文明進程和社會發展變化具有重要意義。據發現的少數辛店文化墓地來看,喇家遺址還包含了馬家窯文化、辛店文化諸文化的特征,展現出多學科的研究價值。 喇家遺址的一個重要收獲是發現了結構相當完整的窯洞式建筑遺跡,明確了窯洞式建筑應當是齊家文化的主要建筑形式這一困擾學術界的問題。而且對于黃土地帶窯洞式建筑的發展歷史和聚落類型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另外,從分布面積、遺跡規模及反映社會等級制度的文物來看,喇家遺址是官亭盆地齊家文化時期的一個中心聚落抑或是部落王國的所在地。據發現的面條和人工培育的苜蓿來分析,它以種植業(粟)為主要經濟來源,有發達的制陶、制石、制骨等手工業,更有制作精美玉器的作坊。玉料的來源除附近的玉礦外,更有來自遙遠的祁連玉、昆侖玉、和田羊脂玉等,絲綢之路的商貿活動早在4000年前就已經很發達了。黃河上游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齊家文化是這一地區文明發展的關鍵階段。喇家遺址的發掘為這一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2001年喇家遺址被國務院列入第五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這些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珍貴文物,對于研究西北地區先民的居住環境、玉文化的發展、4000年前中國的災難現象和探討史前文明歷程具有重要價值。
喇家遺址的聚落布局以及發現的豐富的文化遺物,對研究齊家文化的社會形態乃至中國文明的起源等課題具有重大意義。
根據吉林大學古DNA實驗室(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周慧教授的古人遺骸線粒體古DNA研究,線粒體DNA分析表明喇家遺址的14個個體具有較近的母系親緣關系。但同一房址中不同線粒體單倍型的發現排除了該遺址為母系氏族的可能。喇家個體的單倍型類群均為亞洲特異的類型。單倍型類群的分析顯示喇家古代人群與現代漢族人群及藏緬語系人群均有較近的親緣關系。這一研究結果與人類學歷史相一致。
題圖是2002年11月22日在青海喇家遺址拍攝的出土時的面條。根據有關專家的鑒定分析,在青海喇家遺址出土的面條狀遺存是小米做成的面條。由于喇家遺址的年代距今約4000年左右,這是迄今早的面條遺存。青海民和喇家遺址是目前中國的災難遺址。2002年發掘中,在20號房址地面出土了一碗面條狀遺物。據發掘該探方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蔡林海介紹,當時出土時,紅陶碗倒扣于地面上,碗里積滿了泥土,在揭開陶碗時,發現碗里原來存有遺物,直觀看來,像是面條狀的食物。但是已經風化,只有像蟬翼一樣薄薄的表皮尚存,不過面條的卷曲纏繞的原狀還依然保持著一定形態。面條全部附著在后來滲進陶碗里的泥土之上,泥土使陶碗密封起來,陶碗倒扣,因此有條件保存下來。(發表在2005年10月份的Nature雜志上)
但是,關于喇家面條的真實成分,有學者對前人的研究提出了質疑,認為小米由于缺乏面筋蛋白,不適于用傳統拉伸方法制作面條。前人的研究存在諸多問題。 參見 葛威,劉莉,陳星燦等 著 《小米能否制作面條的實驗研究:兼論喇家面條的成分》載《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及Wei Ge, Li Liu, Xingcan Chen 等在2011年Archaeometry第1期的文章CAN NOODLES BE MADE FROM MILLET?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NOODLE MANUFACTURE TOGETHER WITH STARCH GRAIN ANALYSES
盡管很多人認為大禹治水的故事有一定事實基礎,但此前一直沒有發現這場大洪水存在的科學證據。2007年,吳慶龍參加黃河上游積石峽地質考察時偶然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碎屑,后確認為上古一場巨大潰決洪水的沉積物。由于這一洪水規模巨大,他們推測,這很可能就是中國大洪水傳說的源頭。
當時的情景也許是這樣的:一場強烈地震在積石峽引發了大規模滑坡,滑坡堵塞黃河6到9個月,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水量持續增加導致堰塞湖潰決,多達110億至160億立方米的湖水在短時間內下泄,形成流量巨大的洪水。
目前有記載的黃河大一次洪水發生于1843年,大流量約每秒3.6萬立方米,而這一潰決洪水的流量可能是1843年洪水的10倍左右,達到每秒30萬至50萬立方米。
參與研究的美國珀杜大學教授達里爾·格蘭杰在《科學》雜志召開的電話記者會上解釋說:“換個角度看,這差不多與世界亞馬孫河曾發生的大洪水相當,位居地球近1萬年內發生的大洪水之列。”
“這樣規模的洪水災害在中國(有確切記載的)歷史時期內沒有發生過,是一場非常罕見的巨大洪水,因此,我們推斷它應該就是與‘大禹治水’有關的那場大洪水。”吳慶龍說。
造成這一堰塞湖的強烈地震同時嚴重損壞了下游25公里處的喇家聚落,包括兒童在內的一些遇難者被埋在坍塌的洞穴里。研究人員通過對喇家遺址中被埋幼年人骨進行碳14年代測定,確定這場大洪水發生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
有些考古學家認為,可能為夏朝文化遺存的二里頭文化(位于河南省)的開始年代為公元前1900年左右,兩者之間存在170年的差距,這使許多研究人員深感困惑。
基于潰決洪水的定年,以及大禹和其父治水約用20年的歷史記載,研究推斷,夏朝的起始年代約為公元前1900年,晚于早先的推斷,但與黃河流域考古記錄中社會重大轉型的年代一致,即與新石器文化衰落和青銅文化開始的年代一致。因此研究人員認為,他們解決了多年以來基于文獻的年代框架與基于考古的年代框架之間的矛盾。
這座因地震和黃河洪水毀滅的史前遺址,是2002年我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被稱為“東方龐貝”。其歷史比意大利龐貝古城上溯了2000多年。
喇家遺址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2002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