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縣石窟

基本簡介

鞏縣石窟寺在河南鞏縣城東北約8公里的大力山下，建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原名希玄寺，宋代名十方凈土寺，清改今名。東西魏、北齊、隋、唐以及北宋，相繼在此鑿窟造像。現存5窟，256龕，7,743尊佛像和數十篇題記。石窟呈方形，有中心柱，柱四周鑿龕造像。窟頂雕支分格或平棋。佛像臉形方圓，衣紋疏朗，多呈靜態。總體風格與龍門石窟相近，但規模小，整體造像藝術水平也不如龍門石窟，但其中也不乏精品。題材除佛、菩薩、弟子、天王、力士，還有禮佛圖、神王、怪獸、伎樂等。第一窟門內兩側雕“帝后禮佛圖”，其余三壁雕佛像和佛傳故事。壁腳雕神王、怪獸和伎樂人。“帝后禮佛圖”分三層六組，每層比丘和比丘尼作前導，后為帝后和侍從，前呼后擁，反映了皇室的宗教活動。構圖簡練生動，為中國現存浮雕中較完整者。

石窟歷史

石窟分東西兩區，第1、2窟在西區，第3、4、5窟在東區。第1、3、4窟均為方形中心柱窟。其中第1窟大,窟內長寬各6.5米，高6米，中心柱長寬各2.8米，基座長寬各3.5米。窟門外兩側各雕一力士，高約3米。兩力士外側應各有一組一佛二菩薩的摩崖造像，今僅存東側摩崖大佛（高5.3米）、 脅侍菩薩和西側一脅侍菩薩。崖面上有弟子、飛天等。窟內外相互聯系為一宏偉的整體布局。第 2窟為未完成窟。第5窟小，長寬各3.2米，高3米,無中心柱。第3、4、5窟窟門外側皆應為尖拱形門楣,門外兩側各雕一金剛，今僅存第 5窟外二身、第 4窟外一身金剛。

石窟寺修建年代不見史書記載。第4窟外119號龕唐龍朔（661～663）年間刻有“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碑”。碑文稱北魏孝文帝時（471～499）此處已建寺，時稱希玄寺。唐更名為凈土寺，宋明皆稱大力山石窟十方凈土禪寺，今簡稱石窟寺。造窟記載早見于明弘治重修石窟寺碑記:“……自后魏宣帝景明之間鑿石為窟,刻佛千萬像,世無能燭其數者……”,但其依據不詳。據推測石窟大規模開鑿約在北魏后期熙平(516—518)至永熙(532～534)年間。窟內外小龕紀年早為北魏普泰元年(531)，此外，有東魏、西魏、北齊直至唐宋各代年號。

石窟特色

石刻中的重要部分是第 1、3、4窟南壁門兩側的帝后禮佛行列浮雕。供養人行列浮雕形象在云岡石窟中已經出現，因風化過甚，形象難于辨認。此外，龍門石窟賓陽洞帝后禮佛圖已被盜鑿，流入美國。鞏縣石窟的帝后禮佛浮雕為國內現存的重要代表性作品。其中又以第1窟的禮佛圖為完整、精美。 第1窟禮佛圖浮雕在南壁窟門左右，各作3層，相向排列。東側系以帝王為首的男供養人群像，其中主像13人，人高約60厘米，侍從約40余人，較主像矮小，高約40厘米，西側系以皇后為首的女供養人群像，其中主像11人，侍從約30余人，皆略小于東側人物。帝王頭戴平天冠，右手持蓮枝，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爐中，兩側侍者牽衣，或持扇、持裝飾華麗的傘蓋。其余男像皆戴高冠，各與身邊持傘、扇之侍從形成一組。女像頭戴蓮花冠，各自都有持傘、扇的侍從。每層浮雕由于方向、服飾的一致而形成強烈的整體感，而上部空間由于斜向的羽扇、傘蓋和飄動著的結帶以及人物的參差錯落而增加了畫面的變化。整個行列表現了上層人物的雍容華貴和虔誠肅穆的宗教感情。其雕刻技法與龍門石窟不同。如龍門古陽洞景明四年 (503)比丘法生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龕下供養行列，人高雖僅有20厘米左右，但局部雕鑿精細。鞏縣的則重整體，人物除僧尼袈裟有幾條衣紋，每個形象主要是靠圓渾的浮雕體積感構成，主像腹部的自然前挺及兩臂的動作，在侍從的眾多垂直線中異常突出。浮雕概括洗練的特點在窟內其他北朝石刻上也極為明顯。如第1窟東壁第1龕內比丘像、各窟壁腳的伎樂浮雕等。

頂部浮雕保存比較完整，制作也精美，為北朝石刻中所不多見。第1、3、4窟皆為平□。第1窟精，平□各邊為十方格，內外 3層，內層圍繞中心柱為一周飛天；第2層分別為蓮花、卷草和化生;外層刻不同的蓮花圖案。天花支條面上還刻有卷草，支條相交處有小朵蓮花，窟頂華麗異常。浮雕原敷有彩繪，殘存部分尚隱約可見。第3、4窟頂部皆為兩周，內層一周飛天。外層刻蓮花、卷草和化生。支條素面無飾,僅在相交處刻小朵蓮花。第5窟藻井則以重瓣大蓮花為中心，四周為6個飛天，四角刻化生，并間以忍冬花紋，構圖活潑。各窟地面都鑿有與頂部浮雕相似的平□和蓮花裝飾，今只有第 5窟地面蓮花保存較好。

石窟藝術

石窟藝術是一種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興于魏晉，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羅藝術精華，融匯了中國繪畫和雕塑的傳統技法和審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漢化過程，是研究中國社會史、佛教史、藝術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

石窟藝術與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藝術是為當時信佛的人們服務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階級、各階層人物不同，他們所屬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樣，因而在造像與壁畫的題材上，也要根據自己那一宗派的經典造像。所以石窟藝術的發展，因時間、地點的不同，發展情況也不一樣。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漢人所開的窟畫出一些大乘經變以外，其余早期開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經中的故事造像。這些石窟群中，遺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釋迦和菩薩等單獨的形象，其次則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尋求解脫）等故事畫像。這些畫像多數是根據《聲聞藏》各經創造出的，與外國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學小乘教唯禮釋迦的記載相同，與法顯、玄奘等人所記天山南簏各國信仰小乘教的記錄也吻合。

石窟藝術是佛教藝術，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它所創造的像、菩薩、羅漢、護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種故事形象，都是通過具體人的生活形象而創造出來的。因而它不能割斷與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聯系，它不像其他藝術那樣直接地反映社會生活，但它卻曲折地反映了各歷史時期、各階層人物的生活景象。這應該是石窟藝術的一個特點。

內容與形式

石刻題材除佛、菩薩、弟子、千佛、釋迦多寶并坐、維摩變、飛天等北魏石窟常見的造像外，有特點的題材是禮佛行列、伎樂、神王、怪獸等浮雕。第1、3、4窟中心柱四面鑿龕,或一層或上下兩層。龕內為一佛二菩薩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各窟四壁布滿千佛龕，3～16層不等。佛像龕鑿于千佛龕下部（如第1窟左、右、后三面千佛龕下各列4個佛龕）或置于千佛中間(如第3窟在三面千佛龕正中各鑿一佛龕)。佛像為褒衣博帶式，面貌方圓，嘴角上翹，表情寧靜，結跏趺坐，褶紋稠疊，有規律地垂于座前，富于裝飾感，保持著濃重的北魏風格。佛像頭光背光紋飾多已模糊不清，背光外側對稱刻飛天、蓮花、化生。龕楣多刻火焰紋、七佛蓮花、卷草或五邊形拱龕。第 3窟中心柱西面龕楣帷幔極為別致，楣中部刻3個饕餮,兩端為兩只對稱龍，皆口銜垂幔及瓔絡。龕楣外側刻飛天或伎樂天，造型樸拙渾厚。神王、伎樂、供養人及怪獸等浮雕多刻在四壁和中心柱的下部。神王有獅首、龍首、象首、兔首、牛首、雙面人等形象,動作夸張,富于想象，雕鑿手法粗獷，與佛、菩薩形成鮮明對比。

佛像與佛雕

千佛龕為唐·乾封年間（666～667）雕造的，高一點五米，寬二點一二米，龕額為拱形，后壁除中間刻坐佛一尊外，滿壁刻有排列整齊的小佛龕計九九九個，合在一起，大小佛像正好是一千尊，故名‘千佛龕’。龕外兩側雕有四個豎長形的佛龕，內各刻一菩薩像，龕口兩側角又各刻一天王像。龕外東側刻有九個小佛龕。佛座下方有一塊造像題記，楷書，刻于唐·乾封年間。

鞏縣石窟內留有中心方柱，這是與其它石窟不同的特點。窟內有了中心方柱，自然就成了平頂，這和云岡、龍門的穹窿頂，頂上繪有藻井，有顯著的不同。留中心方柱，是工匠根據巖石層斷裂紋較多、為防止石窟塌陷而采取的措施。有了方柱不但可以防止塌方，又可以增加石壁面積，使石工們在突出的方柱上大顯身手，雕刻出像石塔一樣的大型藝術作品，給石窟增添不少內容，顯得更加豐富多彩。

窟壁雕刻大量的禮佛圖浮雕，是鞏縣石窟的又一特點。這里五個洞窟中有三個洞窟有帝后禮佛圖浮雕，計十八幅。像這樣的大幅浮雕，龍門賓陽洞曾有過。然而賓陽洞的禮佛圖早在建國前被奷商和帝國主義分子互相勾結竊至國外，現在只能看到殘跡。鞏縣石窟里的禮佛圖除三幅損壞以外，其余十五幅基本完好，這在現存的中國石窟藝術中可以說是極其難得的藝術珍品。

洞窟內壁腳，雕刻大量的伎樂人，是鞏縣石窟的又一特點。這里各窟的壁腳和中心方柱的基座下層均雕有伎樂人，伎樂人之多、造像之美是中國石窟中所僅見。在云岡和龍門石窟中，有不少伎樂飛天，大都安排在壁面的上方或藻井上，他們像騰空飛舞的仙女，唯獨這里把伎樂飛天變成了伎樂人安排在壁腳，顯然是表現供佛娛樂的交響樂隊，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從這些伎樂人使用的樂器和演奏的姿勢，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一千四百年前的樂器形狀和演奏方法。

在造像風格上，鞏縣石窟也有明顯的特點。云岡石窟等北魏早期的造像，大都深目高鼻、秀骨清相，而鞏縣石窟的造像大都面貌方圓、表情寧靜。除在飛天中還保留有長面高鼻、眼眶深陷的特點之外，秀骨清瘦的形像，在石刻造像上，都看不到了。這種情況，說明石刻造像的藝術風格是逐漸由北魏向唐代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