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硯

簡介

老坑洮硯

制作洮硯最好的石料是“老坑石”，產于卓尼縣喇嘛崖和水泉灣一代。而老坑石中的極品，當屬“鴨頭綠”，碧綠如藍，輕撫如嬰兒肌膚，儲量極少，自宋末就已斷采，能否重現不得而知，現今每得一塊鴨頭綠可視之為千年古董。硬度在莫氏3.1左右，最適宜研磨，顆粒直徑0.01mm以下，發墨快而顆粒細，密度在3.05左右，儲墨久，容易清洗不滲墨。老坑石中的其他石品，有綠漪石、鸚哥綠、鸊鷉血，市場儲量依然不足2%，下發好和稀有是洮硯位列四大名硯的根本，尤其是在端硯、歙硯老坑石已枯竭的今天，“老坑洮硯”更是備受追捧。

洮硯價值

自唐代成名以來，老坑洮硯一直是皇室文豪、富商巨賈才能擁有的。

如宋代趙希鵠曰：“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

晁無咎《硯林集》中有詩并銘：洮之崖，端之谷，匪山石，唯水玉。不可得兼，一可足溫。然可愛，目鴝鵒，何以易之，鴨頭綠。

金代元好問曰：王將軍為國開臨洮（今卓尼），有司歲饋，可會者，六百鉅萬，其于中國得用者，此硯材也。

近代“老坑洮硯”作品屢次作為國禮贈與國外元首，敦煌菩薩硯以甘肅省政府名義贈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反彈琵琶硯贈與日本前首相竹下登。

稀缺性（比端、歙更稀有）

洮硯老坑石在四大名硯中儲量最少、最難采集，特級老坑石早在宋末（1175年）就已斷采，每得一塊洮硯特級老坑石都相當于是得到千年的古董。

宋初，王陬（zōu ）收復洮硯石材產地洮州（今屬甘肅省卓尼縣），被封為趙土司管理礦區，洮硯被選為皇宮貢品，只有皇朝高官、文豪富商能夠擁有，百姓只是聽聞甚至難得一見。可見洮硯老坑發墨不弱于端硯老坑（即下巖），但采集難度更大、石料稀有、更難獲取。

郭培元《論洮硯》：“世人知洮硯之妙，至有勝端歙之處。自宋以后名隱而不顯者，因地處邊陲，得之不易，兼無專書著錄之故，非才不良也，誠為憾事”。已道出洮硯雖有勝端、歙，但自宋之后老坑石逐漸絕跡，得之不易。

升值空間

1、 稀少。

老坑石形成于古生代的泥盆系，大約為四億萬年至三億五千萬年前，比玉的形成要多幾億年。屬泥盆系中水成巖變質的細泥板頁巖石，礦帶運動復雜，很難形成巖石層，儲量極少。

礦藏量經千年開采，幾近枯竭，加之開鑿之地崇山峻嶺、懸崖大壑、氣候多變，采集難度極大，比端硯、歙硯更為難得。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 “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

2、 隨著文化回歸，硯作為文房四寶之首，使用、送禮、收藏的需求都在擴大，洮硯作為中國四大名硯之一，市場也在逐漸擴大。

3、 市場供應緊缺。

市場上98%以上都不是老坑石，多以假亂真，使得很多喜歡洮硯的人誤解，收藏數百方作品而無一方老坑洮硯的人也是有的。

隨著洮硯老坑石的開采越發艱難，石料越來越少，今后一方真正的老坑洮硯更會一硯難求。

使用對比

以下做分析的前提條件是：

1、均為老坑石料。

2、以評鑒硯臺下墨發墨。

3、以下硬度均以摩氏為單位。

硯臺的實用功能是磨墨，其中下墨、發墨是衡量硯材好壞的重要指標之一，簡單說，下墨，是通過研磨，墨從墨塊到水中“硯臺上”的速度。發墨，是指墨中的碳分子和水分子融合的速度、細膩程度。發墨好的墨如油，在硯中生光發艷，隨筆旋轉流暢，所以畫畫的用硯比書法的用硯要求更高。下墨講求快慢，發墨講求粗細，但往往下墨快的發墨粗，發墨好的下墨慢。所以，下墨發墨均佳的硯極其珍貴。

發展歷史

洮硯歷史悠久，在宋初就聞名于世，歷代作為貢品而顯赫于當時宮庭或權貴之書房中。金朝詩人元好問就曾有詩曰：“縣官歲費六百萬，才得此硯來臨洮”，繼之宋時大書法家黃山谷又對洮碩有“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澤筆鋒利如錐”的評價，益發驗證了洮硯的優異，蘇軾的《洮硯銘》：“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的題記，更加贊譽洮硯的膚理縝潤，色澤雅麗；元明的以后的贊譽更是連聲不輟，而且日本昭科14年出版的《書苑》封面上就連刊有“宋洮河綠石大硯”的原物照片，又說明洮硯在國外的影響之深，至今仍在我國、日本、東南亞及世界各國作為珍品使用或饋贈。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巨型硯

《九九歸一》由甘肅省政府贈予香港特區政府。

洮硯石料礦的開采歷史將近千年，礦區的所有權在歷史上屢易其主。唐代成名

唐代大書法家柳公權《論硯》記道：“蓄硯以青州為第一，絳州次之，后始端、歙、臨洮。”這是對洮硯最早的記載。唐代石制名硯的發展迎來了成熟期，端硯、歙硯、洮硯與澄泥硯并稱中國四大名硯也開源于此時，使得大唐成為石質制硯開始一統天下的標志性時代，洮硯、端硯、歙硯逐漸取代各類材質的名硯，至今不可撼動。

宋代盛名

宋神宗熙寧四年〔公元一0七一年〕王昭于征戰中在洮河邊，被宋神宗任以秦風路經略使司，收復河隴，筑古渭堡為通遠軍。王昭于應朝中恩旨，選用當地特產洮硯作為皇宮貢品，并贈予各大文豪，立即被蘇軾、黃庭堅、陸游、張耒一般文士所賞識，倍受寵愛。洮硯身價一哄而起，珍貴無比。

蘇軾作詞《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有詩云：“久聞岷石(或作岷右)鴨頭綠，可磨桂溪龍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兔毫”。

陸游《劍南詩稿》中有詩句云：“玉屑名箋來濯錦，風漪奇石出臨洮。”

張耒《以黃魯直惠洮河綠石，作米壺硯詩》：“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虎地困沙礫，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駕八馬森幢旒。平生筆墨萬金值，奇謀利翰盈篋收。誰持此硯參幾案，風瀾近乎寒生秋。抱持投我棄不惜，副以請詩帛加璧。明窗試墨吐秀潤，端溪歙州無此色!”

元代斷續

金大定十四年起(南宋淳熙二二年、西夏乾硝五年、公元1175年)，洮州地盤分別為金、西夏及洮州番部十八族所有。部落間輪番作戰，早復晚失。老噢什地區(今洮硯)名義上同時受趙土司(當時已降金)、金熙河路、西夏國河湟諸路管轄，但因地處偏隅，誰也不管。洮硯礦區的真正主宰、所有者仍是當地部落的小首領。此階段戰事紛沓，交易經營渠道又梗塞不通，洮硯石料礦的開采、制硯業幾乎陷于中斷、停頓的狀態。金朝詩人元好問詩曰：“縣官歲費六百萬，才得此硯來臨洮”，雷淵《洮石硯詩》曰：緹囊深復有滄州，文石春融翠欲流。退筆成邱竟何益，乘時直欲利吳鉤。馮延登作詩《洮石硯》：鸚鵡洲前抱石歸，琢來猶自帶清輝。蕓窗盡日無人到，坐看元云吐翠微。可見當時雖行業斷續不整，但文人藏家對洮硯的追捧、渴望更加迫切。

明清盛況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78年)，洮州資堡部落首領昝南秀節投誠內附，總兵李文忠申報朝庭，賜昝南秀節洮州千戶所世襲百戶。于原番部十八族中實授百戶轄民統之，老噢什附近居民中也有部分屬民，洮硯石料礦也即為其開采、制造貢品而效力了。明正德初年，土司旺秀調京晉見，被賜姓楊名洪，自此稱卓尼土司為楊土司、亦稱卓尼所有轄區的所有百姓為楊家百姓、洮硯石料自此即為“楊家洮硯”了。

歷代楊土司深知洮硯的珍貴，對礦區開始嚴加管理，規定：凡采石者必須以土司衙門的尕書(相當于今之介紹信)為執照，知會駐納兒村的老噢什旗總管，再由總管通知達窩村的采石工去采石。絕不允許其它人無照采石。達窩村民除擔負采石任務外，同時負有監視、保護石窟的職責，經常派出專人守護，“但聞竊石之聲，即糾合村民，前往制止，絲毫不予通融”。

為了加強對礦區的管理和保護，防止當地村民和外來人等的非法采石，土司和當地的頭目除采取嚴厲的行政手段外，還通過寺院等宗教機構，傳播封建迷信思想來束縛人們。他們在洞窟門邊的石巖上鑿一塊極大的喇嘛爺神碑。購石者必須在采石前向“喇嘛爺”獻上一只綿羊，并在碑前祈禱祭祀后，才能進洞采石。否則，據說不僅采不出好石，而且還要遭到不幸，當地還要遭受冰雹之災。對這些迷信觀念，誰也不敢貿然去作試驗，民們深信不疑，不僅自身不敢絲毫觸犯，并且嚴格制外人，不得擅自行事，有違神明。土司的這一措施，適應當時、當地政教合一的社會制度，雖帶有一定的欺騙色彩，但不失為一種可行的管理方式。在此階段內，洮硯石料的濫采亂掘現象得到了控制。

石料得到規范管理的同時，洮硯制作、貿易也迎來空前盛況，洮州、卓尼、岷州(今岷縣)、狄道(今臨洮)、鞏昌(今隴西)、河州(今臨夏)、蘭州分布著繁多的雕刻工人和貿易往來。

民國衰落

民國后期，朝政腐敗，橫征暴斂，更加戰事不斷，烽煙四起。土司為了八面應付，誰也不敢得罪，只有加重對其屬民的盤剝和榨取。作為貢物的洮硯，年貢數猛增。石料需求、開采量也相應增大，對礦區的管理逐漸趨于混亂，采掘全以眼前利益為準，殺雞取蛋，資源浪費嚴重。很多中、下品石料得不到綜合利用，全被棄擲、風化。數眼優質礦石洞窟被毀壞、坍塌而不能采石。洞窟、巖坑無長遠規劃，僅容單人爬出爬進，更談不上什么安全支護設施了。整個礦帶，在十數年間被鑿剝得坑坑洼洼、瘡痍滿目。

解放后興起

建國初期，這里成立了農業合作社，洮硯礦區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而歸農業社集體所有。石料亦由集體采取，作為集體的一項副業收入而出售經營，礦區管理又逐漸趨于穩定，混亂局面也予以扭轉。一九五八年初，“引洮上山”工程動工，整天炮火連天，土石飛揚。沿工程渠線的山坡村寨多被土石掩埋，無人再顧及洮硯石料的存亡了。喇嘛崖也被當時“讓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的氣勢所攝服，乖乖讓人腰斬了自己，就連歷來讓人頂禮膜拜的“喇嘛爺”神碑也被炸得不知去向。原有的采石洞窟被碎石流砂淹埋。在近乎兩年半的日月里，人們一方面被當時的狂熱氣氛所陶醉，忘乎了洮硯；另一方而被引洮工程的炮火所阻隔，斷了流通渠道。致使洮硯石料的開掘和雕琢幾乎中斷。

一九六零年初，引洮工程在嚴酷的自然災害面前被迫半途下馬。當人們從狂熱中醒來后，面臨的是生存的威脅和挑戰。生存欲望驅使硯鄉的人們在令人頭暈目眩的喇嘛崖畔，重新踩出了一條比以往更危險、更崎嶇的小路。在半崖的流砂、滾石中，又鑿出了幾個僅容人身軀爬行的縫，在這些毫不惹人注目的洞穴中，重新采取出了稀世珍寶——洮硯石料。

洮硯石料采集的艱難迫使洮硯事業的發展在往后的幾十年中風雨飄搖。期間涌現出一批又一批熱愛洮硯的雕刻師，為洮硯的傳承與發展做出卓越貢獻。但由于喇嘛崖、水泉灣一帶石材已無法人力獲取，致使很多喇嘛崖、水泉灣一帶之外劣質石材涌出市場，對洮硯的發展造成巨大的沖擊。

2010年，國家正式收回洮硯劣質石材的礦產——岷縣禾馱鄉、西江一帶，以及唯一一處洮硯頂級石材的礦產——卓尼縣喇嘛崖、水泉灣一帶，并通過國家招拍掛公開招拍，停止開采岷縣石材、讓洮硯劣質石材得到流通的遏制，并科學開采卓尼縣喇嘛崖一代頂級石材。

隨著華夏文明創新區落戶甘肅，洮硯的精品化也隨之被多次提及。

2010年，萬龍工藝美術有限公司創立品牌“老坑洮硯”，在當地政府的指導和支持下，開始洮硯文化產業品牌化運營。

“老坑洮硯”項目已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化發展項目。洮硯和敦煌是甘肅兩張最具代表的名片，由老坑洮硯品牌雕刻大師創作的“洮硯上的敦煌”系列作品敦煌菩薩硯贈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反彈琵琶硯贈與日本前首相竹下登。

產地

洮硯產地在歷代曾隸屬于隴西、鞏昌、狄道、臨洮、岷州、會川、洮州等處分別轄，又因行政建置廢設無常，以致洮硯石料產地眾說紛紜。 歷代關于洮硯產地不同說法，歸納起來，大致上有以下幾種：

產隴西之說：秦漢時硯材產地屬涼州刺史部，屬隴西郡所轄，后代修隴西之方志者，以此為據，斷言“洮硯出隴西”。隋唐時，此地隸屬于隴右道，再者明清時洮州隸屬于鞏昌府轄　，鞏昌府治在隴西，因有是說。此謂以府治稱產地，猶今之稱“洮石產于甘南”者。

產陜西之說：明初至清雍正時期，洮州衛屬于陜西都司統轄。明、清間修史編志者，均以陜西統稱，以省級都司治地稱產地，猶今之稱“洮石產于甘肅”者。

產狄道(今臨洮)之說：秦漢以來，洮硯產地屬隴西郡臨洮縣（今岷縣）地。唐末，此地被吐蕃占踞。宋代文人對洮硯產地的史料記載均以此為據：“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而今天的臨洮縣古為狄道縣。 《狄道府志》里也有“洮硯產狄道”的記載，其原因一據史料古今地名混淆；二據產地附近的藏巴哇等地曾一度隸屬于狄道府所轄。另一原因是建立在“產隴西”基礎上的，秦漢以來的隴西郡治所曾屢設于狄道。

產河州(今臨夏)之說。原因有二：一是洮硯產地曾經一度屬河州鎮統轄。其二是河州也是洮硯產品的貿易市場和對外交流的窗口 。

產洮州(今臨潭)說：卓尼雖久為土司統治，但仍有洮州、臨潭縣的行政建置稱之。加之歷史上最初的臨潭縣治所在即今卓尼縣境內的洮水南岸。整個明清時期，卓尼又歸洮州轄屬。所以，歷史上洮硯的產地宣稱為“洮州”。

產岷州(今岷縣)之說：其原因有三：一是硯石產地石門峽口，歷史上長期為岷州所轄（現今的卓尼所長期受轄于洮州；二是岷州城有許多硯工，常從產地購石，于城內刻硯，且洮硯貢品也多出自岷州工匠之手；三是岷州離產地較近，貿易流通渠道暢通，是洮硯產品、石料的三大集散地（河州、洮州、岷州）之一。同治之亂，大多洮州工匠逃到岷州城避難，久而久之，岷州便成為洮硯的生產中心。

實際產地：洮硯石材產于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東北境內洮硯鄉的喇嘛崖、水泉灣一帶，自古便有藏王故里——洮硯之鄉之說。歷來因區域管轄的劃分，導致說法甚多。但實際產地僅此一處，從未變更。

岷縣地處洮硯鄉上游，洮硯石材礦礦體延伸到岷縣，顏色有些許相近，但石材品質和卓尼縣喇嘛崖、水泉灣一代相去甚遠，手感粗糙無光澤，嚴格來說并不適合做硯臺，只因現代人磨墨較少，故對其石質要求不夠苛刻。岷縣石材儲量較大，品質較差，幾百元的洮硯隨處可見。而喇嘛崖、水泉灣一帶礦產資源歷經千年的開采，已幾近枯竭，加之引洮工程對坑口的淹沒，人力已無法進行開采，資源的稀有也導致得一方老坑石洮硯已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