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書院的地位體現(xiàn)有多位大師講學(主持講學或兼職講學)和朝廷對書院的重視程度上。
豫章書院沒有像白鹿洞書院那樣知名的理學大師朱熹主持講學,但其肇基者羅從彥卻是朱熹敬重的祖師爺。羅從彥師從二程嫡傳弟子楊時,而朱熹的父親朱松和李侗皆師從羅從彥,而朱熹又遵父命師從李侗。朱熹對祖師爺可謂贊美有加,他曾說:“龜山(楊時)倡導東南,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學,但仲素先生(羅從彥)一人而已。”豫章書院以羅從彥為二程第二代弟子而引以為豪,朱熹亦以與祖師爺?shù)奶厥鈳煶嘘P系而繼續(xù)前行。
朱熹雖然不是在豫章書院主持講學,但淳熙年間其亦多次親臨講學,同時其“論敵”、心學創(chuàng)始人陸九淵亦當仁不讓,多次前往宣揚自己的學術思想。
這種“君子和而不同”的共存現(xiàn)象對豫章書院產生了持續(xù)而深遠的影響。再加上當時宰相、朱熹好友、理學名流趙汝愚的多次蒞臨講學,更使豫章書院蓬蓽生輝。多位重量級人物的多次講學,促進了豫章書院學術和教學的繁榮昌盛,成就了其與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白鷺洲書院齊名的省內著名書院。
明朝王陽明(今南昌有陽明路紀念之)是心學的最為重要的繼承和發(fā)展者,為了傳播心學,他亦多次在豫章書院講學,其時推崇王陽明心學的羅洪先、鄒守益相繼在豫章書院講學或任山長,培養(yǎng)了科舉盛行背景下的大批有用人才,創(chuàng)造了繼南宋后豫章書院的再次輝煌。南昌一著名采茶戲《方卿》即佐證了豫章書院在當時江西人心目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地位。
豫章書院源于江西豫章羅氏,漢惠帝時大農令羅珠奉守九江郡,郡人張交獻地,乃與灌侯筑新城,并在溝內手植豫章樹,豫章郡因此而得名。豫章書院相傳為南昌羅氏后人,為紀念羅氏理學家羅從彥,弘揚儒道而建。
因羅氏郡王豫章,故以堂號命名之。在其他地區(qū)“豫章書院”者,也皆為豫章羅氏后人所建,如廣州豫章書院、福建寧化豫章書院等,形成極具羅氏特色的“書院文化”。
各地羅氏聚居地“豫章祠堂”林立,理學家聲遠,豫章世澤長,形成獨特的、統(tǒng)一的“宗祠文化”。清康熙皇帝賜匾:“章水文淵”,歷代帝王褒勵,獲得崇高的殊榮。
后與廬山白鹿洞書院、吉安白鷺洲書院、鉛山鵝湖書院齊名,并稱為“江西四大書院”。
豫章書院創(chuàng)建于南宋時期,當時在朱熹理學的影響下,這里成為江西地區(qū)傳播朱程之學的基地。元明兩朝書院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元朝,因元統(tǒng)治者將理學作為治國安民之道,對書院采取了提倡、扶植和加強控制的政策,此階段,豫章書院和全國其他書院一樣得到一定的發(fā)展。
明朝初年,明統(tǒng)治者對書院采取的是不支持不禁止的政策,書院處于停滯狀態(tài)。明萬歷年間,因為政府的禁書院政策而一度被迫停辦。后來江西巡撫凌云翼、潘季訓修葺后改祀宋元明諸儒,稱“豫章二十四先生祠”。
書院在清朝初期恢復了當初的辦學規(guī)模,招生對象不再局限于南昌府轄地,開始選拔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為“理學名賢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撫馬如龍重建,聘南昌進士熊飛渭為山長,選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五十六年(1717)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為講堂,左為祠堂,面向全省選拔數(shù)百名學子讀書其中;第二年(1718),康熙皇帝御書“章水文淵”四字門額賜予書院,使書院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fā)展時期。
其后的雍正、乾隆也對書院予以了充分的重視。江西巡撫陳宏謀與郝碩則從院規(guī)與院舍兩方面下了較大的功夫。
由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以及政府的重視,豫章書院在清中葉發(fā)展到達頂峰:名師云集、藏書豐厚,成為當時全國聞名遐邇的大型書院之一。
道光(1821—1850)及同治(1862—1874)時期,豫章書院在規(guī)模與藏書量方面得到了繼續(xù)擴展。
晚清,受西學東漸觀念的影響,光緒(1875—1908)初,一度改為舉人書院,名曰“孝廉堂”,堂稱“孝廉書院”,并立有《孝廉書院碑記》,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為“江西省大學堂”。
1949年以后,一度改作南昌大學工學院、洪都大學。